这几年来，学术界围绕前后两个30年的问题，有许多讨论。从一般人的常识来说，这60年肯定存在着某种断裂或对立。前30年我们依靠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实现政治整合，也暂时缓和了国内族裔间与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总体上说，这条路后来是根本走不下去了。

后30年吸取了前30年的教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是看到了政治并不是万能的，经济领域是另一个场域，自有另一套主导原则和规则、秩序，但是我们发展经济主要依靠的还是原来的那个科层官僚系统。当下中国，在经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深层所暴露出的矛盾，其实就是经济领域要求进一步分化。在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上，由于贫富阶层不断分化，关系变得空前紧张，社会上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也高涨起来了。所谓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求社会的各个领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实现进一步分化。

从社会理论看，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大系统，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些子系统共同组成。政治就是一个子系统，它并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系统。但是在前30年，我们的体制导致政治子系统过于膨胀，这就挤压了社会、经济、文化这些领域，使其无法得到正常发展。国家占有全部资源，吞并全部社会，在经济领域导致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文化领域中只有几个样板戏。从社会理论上看，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即过于迷信政治，把政治子系统误当成了整个社会大系统。政治系统过于膨胀的结果之一，就是不断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复制命令-服从的等级关系，造成的结果就是泛政治化。那种什么都是政治所导致的结果，是反而遮蔽了真正属于政治的领域。我们的政治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前30年，学术领域中连政治学学科都取消掉了，就很能说明问题。而文化，同样是另一个场域，也有自己的主导原则与规则。尽管当年像帕森斯这样的社会理论大师，受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将文化子系统置于社会控制论的最高等级上，但是文化的发展与演化，依然为理性所不及。

就当下中国而言，物价指数不断攀升，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官民对立情绪不断发展，社会关系更趋紧张，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发展的感受不同。用文化整合的办法或可暂时化解这种紧张，但是终极而言，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中国是个古老的文明，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它所面临的问题，绝不是书斋中人单纯依靠所谓“文化自觉”就能解决的。严格说，单单依赖文化无法构建政治认同。文化演化的规律也为理性所不及。理性所及的很可能只是构建一种新意识形态，而不是文化。马克思就说过，君主们从来不能对经济条件发号施令，同理，文化的发展也不是政治权力所能任意决定的。即使国家很有钱，让学术界去做很多个“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类的课题，出版很多书，用处恐怕也极为有限。文化问题不是靠政治就能解决的；政治问题也不是单纯依赖文化就能化解的，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太史公自序》），难道这仅仅是当时的文化出了问题吗？中东、北非是伊斯兰教国家，晚近的变动是由政治和社会问题积累而成的，其宗教文化信仰并没有变，变化的是政治社会。

再有一个问题是超越文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在前现代，很多知识只是地方知识，很多价值只是特殊价值，很多树立起来的偶像也只是部落偶像。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有一些原本属于特殊的文化价值汇聚起来，逐渐成为普世性价值。有一些地方性知识的普遍成分形成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真正的普世价值，汇聚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价值。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和承载这一价值的社会建制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能够与一种价值系统对应的有很多种体制，所以会出现“一国两制”“一国三制”的现象。只是彼此的政治社会状况不一样，价值的分配有顺序先后的问题。

西方文化超越性的价值来源来自于上帝或者理念世界，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比较强。 “不自由，毋宁死”，把自由放到最高位置上；中国文化比较讲求顺应世界，它的文化系统中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不那么紧张。古代中国人有“帝力于我何有哉！”之说，这说明自由或许不是最高的价值。但是却不能推论出，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一种价值。现在很多人所说的中国特殊价值，说到底其实不过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之一。我们应当超越文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勇于吸纳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使中国文化不断发展创新。

现在有许多人谈到“文明的冲突”，来强调中国文化应有其自主性，这是不错的。但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语境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情况是，新教徒将新大陆看作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因此建立了美国。且美国宪法认为，美国的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虽然它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它的文化内核是“上帝的选民”说。随着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人口移民美国的数量越来越多，未来几十年中甚至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族群——那么美国还是美国吗？这是亨廷顿的根本焦虑，他期望移民美国的人除了认同美国的政治体制外，还应当增加对于新教文化的认同，但他的建议仍然只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对策而已。而中国的主要焦虑与美国不同，它面对的是如何在转型中重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的问题。

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由于公私领域尚未能够充分分化，所以古代的宪政是涵盖整个生活领域的。但现代国家的一个特征即是公私领域的不断分化，社会观念也随之在演化。所以，一厢情愿地想以古代宪政来回应现代问题，恐怕也只能失败，那是一种“错置时代性的谬误”。无论中西，整个现代性的演进，就是个人不断从前现代的社会纽带中被解放出来，这是一个事实。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许多家族公司，以及各地的同乡会、同学会等等的复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资源不足，个人只好借用这些人际关系网络。但随着私营经济演进到更高阶段，大部分家族企业开始走不下去，欧洲社会也曾经历过这一过程，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描述过现代工商业社会中家庭的解体。我们在60年中完成了这一过程，先在前30年用政治运动让家庭解体，后30年用商业关系继续洗劫家庭，如今剩下的只有漂浮在城市虚空里的“原子化的个人”。

从这一意义上，前30年和后30年，其实都是沿着现代性的方向顺流而下，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就是个人主义。巴金写《家》《春》《秋》，大家族几世同堂，压迫得个人喘不过气来。但现代人很难体会那种感觉，即使我们想要那样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也不可能了。而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细胞变了，你再呼吁用古代的社会宗法制、家族制的一套办法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就显得不着边际。独立的个人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新的归属感。在卢梭的模型中，单个个人最后通过社会契约，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在托克维尔的社会模型里，这些单个的个人通过自由结社，形成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里能够不断产生社会活动家，他们能够承继中古贵族的高傲灵魂，不断保持政治社会的活力。

我们这30年的经济结构，发展的基本上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附加值不高。出口导向的经济污染了环境，耗费了资源。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高了，有些产业就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国家，我们开始讲产业结构升级，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但科学史研究发现，人类重大的发明发现有什么规律，至今也没有探究出多少。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常是研究结果和初衷背道而驰，后来才慢慢发掘出新研究的应用性。所以，只有在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化体系的背景下，人的思想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科学技术发明的创造能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活，科技文化才能进步。《时代》周刊最近有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和日本、韩国一样，这一增长的取得，都是因为政府主导经济，产生“价格错位”，以此指导资金流向政府钟爱的项目，但是这种错位最终会发出错误的信号，所以东亚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中国如果缺乏深层次改革，迟早也会遭遇经济危机。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的创新发展，又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兴衰。

对于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国家只有从旁扶持的义务。国家可以通过立法，规范和实现文化的真正发展，但是终极而言，文化的发展要依赖社会的自主创新。我们应当放开社会文化组织的发展，包括各种基金会。那么不用国家号召，它可能发展得更好。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掌握的资源太多，社会发展特别薄弱，资源稀缺，结果造成一切都依赖政府的现象。实际上，结果就是科层官僚体系掌控一切，文化因此往往陷于停滞僵化。

“文化自觉”的第一步，应是去主动的传承文化。原来“一大二公”，把私有品牌都取缔了，取缔了手艺就没人传承了，所以现在又大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文化的传承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设想如果餐饮业一直允许私有企业存在，那烹调手艺肯定就会不断相传。同时，我们应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古今中西的冲突。有的人反传统，其实反对的是传统的社会组织或社会体制，而不是价值观念。20世纪的中国大起大落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原来的社会中，很多价值是捆绑在一起的，你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固定的理解；经过20世纪激荡的百年，被打散了，现在的人可以去重新组合它，孤立地看，那些价值还是原来的，但是它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新东西了，这是文化创新的一个路径。我们不应该继续停留在古人看待这些价值的连接上，而应该发掘现代人的创造力，把它推陈出新，向前推进。第一步当然是保存它、传承它，第二步是要推进它、创新它。所以说，文化自觉，可能更有意义的是在创新上，你又传承了文化，你又有所创造，有所创新。随着一定的时间，最后大多数人就会认同你在文化上的特色。以艺术领域为例，《梁祝》虽是小提琴协奏曲，用西洋乐器演奏，但是谁听过都会承认，其中表达的情感，是中国式的，而不是西方的。

（作者单位：《读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