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汉立国七十载，年轻的汉武帝雄心勃勃，策命贤良文学，求问致太平之道。经过多年深思熟虑的董仲舒对策汉武帝曰：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董子首先针对秦制败坏之惨痛教训，提出治国之基本原理：不可纯用刑治，而必须以教化为本，养成良风美俗，创造和维持健全的社会基础性秩序。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秦制之大弊在皇权专制。为维护专制，政府致力于消灭民间学术，抛弃三代相因之华夏文化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元素趋于稀薄，教化体系不复存在。人无文以化之，则渐成禽兽。人人奔走于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此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相互伤害。此时，法令再严苛，也不能约束放肆的心灵：秦实际上亡于人心之败坏。

汉承秦制，这种局面在汉初并没有根本改变，不仅在制度，也在治国之精神取向上：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汉承秦制，而采用黄老无为之治的策略，与民休息。如是，人心未变，制度宽纵，心灵败坏的人们就全副投入于权、钱这两个物质性利益的疯狂竞争中。汉初社会确实充满活力，但也充满诈欺、暴力，秩序相当混乱。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但这样的财富实际上在侵蚀秩序：官商勾结，政治腐败；富裕的商人惶恐不安，底层民众怨声载道。面对这种乱象，董子提出“复古更化”：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董子所说的更化，乃是放弃秦之刑治，而施行德治，也即，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行教化而美风俗。通过重整人心，重建社会基础性秩序。董子认为，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

董子贡献于武帝之策，其实质就是要求武帝具有“文化自觉”。历史是往复循环的，今日之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董子之文化自觉在开放环境中的展开。

然则，文化自觉，“自觉”什么？当不出二义：首先是相对于物质主义迷信，对于文化之重要性有所自觉。物质主义乃是当下中国之普遍信仰，在政府那里表现为增长主义，在民众包括精英群体那里，则表现为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文化自觉就是意识到，对于人生而言，物质乃是第二位的东西，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财富是次要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立刻涉及文化自觉之第二义：对何种文化之自觉？董子为此提出通过复古而更化，这同样适用于今日。惟有如此，才可达成文化自觉之完整含义：中华文化之自觉。文化自觉必然呈现为复古。

“古”是什么？古就是传统，但不是随便什么传统，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承之道统，以及传承此一道统之儒家。真正的文化不可能出自某人的奇思异想，而必须是经过时间淘洗的价值、制度、智慧之聚合体。因而，真正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华夏道统与儒家就是中华传统之根本，诸子百家乃至于道教、佛教诸多民间信仰，皆缘于此。复古就是复华夏道统与儒家。它们从遥远的过去绵延而来，塑造了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塑造了风俗，塑造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简而言之，塑造了中国人，创造和维护了优良社会秩序。这就是中国之真正传统。文化自觉，就是要复这个古。

为什么要“复”这个古？因为过去一百年中，中国人震动于西方之强大，而走上了偏离华夏道统之路。本来负有传承道统之责的儒家士大夫演变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其中的激进者普遍走上全盘外国化之路，只是在历史不同阶段模仿的对象不同而异：或者是德日化，或者是苏俄化，较为持久并在晚近影响较大的则是欧美化。有学者甚至为此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哲学命题。

由此，中华道统被否弃，中华文化被博物馆化，被对象化。在主导着中国命运的精英心目中，中华文化反而模糊不清了。如王新命等10教授在1935年《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宣言》中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现在看来，在王新命教授所处的时代，尽管有激进知识分子高调主张全盘西化，但在文化社会结构中，中华文化还存其大体。此后，中华文化才遭遇前所未有之破坏，前有激进知识分子之推波助澜，更有权力之强力破坏，后有物质主义之扫荡。道统被精英弃若敝屣，传统在思想、学术、精英观念中已难寻觅。遍观今日中国，文化已严重断裂，命若悬丝。

于是，中国人的文化属性高度模糊、黯淡。随着两岸开放，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去台湾旅游，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一文化断裂有强烈感触，甚且产生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在台湾，大陆客感觉亲切而舒心，因为，台湾没有经过文化摧毁运动，传统文化保存较好，而这样的文化天然地适合于中国人。在这样的文化中，身心能够得到安顿。

也就是说，大陆中国人已远离了中国文化。而远离了中国文化的中国人之生存状态，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类似于董子所描述的秦汉之际。缺乏道统支撑，社会也始终难以形成稳定秩序，尽管财富大有增加。这样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也无法享有和恰当地运用与其规模相迎的权威。

《周易》“复”卦《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者，复其道，反其本。道者，常道也。复古，就是在暌违百年之后回复华夏之道。而复的前提就是中华文化的自觉，也就是对于华夏道统之自觉，也就是立定中华文化之主体性之明确文化与政治意愿。中国人当以中国人的身份构造中国的现代秩序，而中国人的身份并非自然的，而是由华夏文化所化成的，也即信奉中华核心价值，按照中华风俗生活。

有人会说，复古怎么能算文化自觉？复古明明是守旧嘛。然而，今日大陆比台湾、香港远为现代，比日本、韩国远为现代，也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为现代。在经历了百年激烈反传统之后，中国人的身上只有新而没有旧，已根本无旧可守。而无旧即无文化。在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断裂时代，复古才是进步。通过复古，或许可以完成一次文化的补课，而具有最起码的文化，由此，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人才能成为文化、历史意义上的中国人。由此，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中国，所谓的现代中国才有本可据。

事实上，惟有与复古相伴，才有真正的现代化。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现代化必定是其文明之自主转型，也即自身文明之新生转进。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超大规模共同体，更当如此。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也始终不能终结，现代国家秩序始终不能完成，就是因为丧失了自我文明之主体性，于是，在几种外国模式之间大幅度摇摆。道成秩序，通过回复华夏之道，中国的现代国家秩序才有可能凝定而成。

今日中国与董子所处的时代十分类似。文化自觉之提出，类似于董子之更化。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笔者也愿意重复董子的呼吁：当更化则更化，更化，则可善治。更化则须复古，复华夏之道，归宗中华道统，中国的现代秩序才是有可能的；惟有确立了文明主体性的中国，也才能自信而充满智慧地步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重建天下秩序。

 （作者系本刊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