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边境税调整

受到绿色劳工联盟的影响，美国气候团体的一个核心要求便是实施单边的关税调整以保护工作。有人声称，美国工人正在失去制造业方面的工作岗位，而这些岗位都去了中国，这是常常被人用到的一项论辩。我们首先要审视一下这种说法的前提。中国是不是真的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偷走了工作岗位？没错，确实有大量的制造业输出到了中国。如同早先解释过的那样，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迅猛增长的主因之一便是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平台。但是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在制造业工作岗位方面创造出净增长。相反，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失业。从1995到2002年，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15%，从九千八百万减少到八千三百万。

这一表面矛盾的现象是由下述原因所致：

机器取代了劳动。中国以往确实拥有一个机械工具的产业，这一产业适合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比如，同西方的机器相比，中国的纺织器械所雇佣的工人十倍于西方，同时也对原始资本投入的要求也少得多，能源密集度也相应地小得多。但在改革年代对效率和利润的无情追逐中，外国机器，大部分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日益得到青睐。1997年，前总理朱镕基命令对本地制造机器进行大规模的销毁。作为这样一场转型的结果，大量纺织工人下岗了，与其同时，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在全世界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剥削的密集化。在以往的国有企业中，八小时工作日是标准，工人们每周休息一天。随着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血汗工厂越来越普遍，在许多沿海地区，十二小时工作日成为标准，工人们如果幸运的话可一个月休息一天。

在1996到2002这段时期，制造业工作岗位在全球减少了两千两百万。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量达到一千五百万，占全世界总缩水额的三分之二。除大规模的工作岗位净损失之外，中国转型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平台，这为跨国公司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不是为自己的公民：尽管许多制造活动是在中国进行的，收获大块份额的却是西方的公司。不妨再以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中国纺织工业为例，中国的厂家所获取的利润额不足10%，超过90%的利润流入了控制着分支和附属公司的跨国公司手中。我们不能怪罪中国偷走了工作岗位，相反，我们应当多去了解依据新自由主义原则而进行的全球产业重构，了解这样的重构是如何摧毁全球范围的工作岗位的。依据这一思路，就不应当被视为当前发展模式的罪犯，而只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参与者：一小部分的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全世界范围的精英集团，而工人阶级则正如全世界各处所发生的那样，被边缘化了。

美国的大众媒体常常因为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损失而谴责中国。然而，美国的统治精英则完全清楚其中的事实要素。在2005年5月的一次国会证言中，William H. Overholt，来自保守派智囊兰德公司的亚洲政策研究主任，承认：

“中国迅速的全球化要求压力强大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数减少了四千四百万。中国已经丢失了两千五百万的制造业岗位。”

他列举的数字甚至要比上面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还要高，因为他所指涉的是长期的架构。

这确实可悲，美国劳工组织不是仔细审查这些事实要素并分析系统究竟在哪里出了错，相反，他们频繁地购买误导的说法，谴责其他国家的工人，认为是他们偷走了工作。中国的一位劳工活跃分子曾这样评论全球劳动运动中这一悲剧性的事实，“情况似乎是大资本家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最多的东西，他们通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团结在一起，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则经常彼此搏杀。”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工会组织所倡导的BTA举措只不过是又一次膝跳反应，而不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

如果BTA的目标是防止就业外流，那么这些保护主义的举措在不触及上述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将何以产生效果，这是大有疑问的。而且，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保护工作岗位。比如，美国工人大可以支持中国的政策建议，消除跨国公司的优惠待遇。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实施了许多倾向性优惠措施，比如较之国内企业的低税率。

削减或者消除跨国公司在许多部门所享受的超级公民待遇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工会组织能够支持这样的努力，这将对太平洋两岸的工人造成双赢的形势。只要减少工厂迁移方面的税收刺激，美国劳工就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工人而言，一个更大比例的利润份额将留在自己的团体内部，而不是被吸走。关键是全球工人阶级要找到办法，进行通力合作，以使资本变得更负责人，也更稳定，而不是象往常那样自相残杀。

如果BTA的目标是组织碳外流，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问题。首先，如何定义外流？实地数据暗示，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新的能源密集型设备，比如钢铁、化工、水泥等方面，都比发达国家现有的设备更有效率。因此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基准线要比发达国家的基准线低。其次，BTA措施摧毁了共同但有所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感受中，这将成为某种暗箱操作手段，以迫使他们也接受同样的排放削减量。这将有害于信心的建立。有聪明得多也持久得多的方法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碳密集型或者能源密集型工业进入国际交易。

2007年，诸如钢铁和水泥这样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强大的资源压力，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首先采取了削减税收回扣，接着又对这方面的出口增加了税幅。是税收当局主动采取了这一BTA举措，当然也有来自环保署的建议，这一举措大幅度降低了目标产品的出口额，某些部类的产品出口降低了40%。现在，环保署正在研究全面绿色税收的可行性。发展中国家应当得到充分的鼓励去实施这样的举措。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发达国家所担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这也将在长期上使发展中国家得益。毕竟，就人均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基础要比发达国家脆弱，因此资源的大批量出口以及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在，即使在某种狭隘的经济意义上，生产更有效率了。

不过，在某一时间框架内，这些举措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政策空间以便自行决策，而不是被迫承担同等但早熟的削减责任。进口国所采取的BTA措施只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而出现，也就是说，用来对付美国，一旦他仍然拒绝承担其作为东京议定书第一附加条款签字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者用来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一旦这个国家在一定的宽限期后仍然拒绝采取主动措施。没必要采取目前所建议的政策措施，相反，如果这一体制能够在UNFCCC的框架下得以实施，那么情况将会更有效率，也更为平稳。BTA举措所获得的款项应当进入一项普遍性质的基金，通过这个基金，这笔钱应当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削减和调整举措。

第七部分：为了气候而进行的开放资源运动在哪里？知识产权问题和技术转让

西方的知识产权倡导者们常常声称，知识产权将为革新提供动力，同时也为人们采用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提供刺激。但事实上，有大量的例子只不过表明了相反的情况。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份更为成功的国际环境协议。在不破坏臭氧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申请冷冻剂专利。这份议定书没有规定强制性的授权义务，以便技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迅速推广，相反，公司可以继续为其专利产品索要高价，而这样的价格是发展中国家出不起的。同时，在专利期过后，应当作出妥协，以延长专利期限。比如，就HCFCs来说，第五条款签字国，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2016年1月1日冻结其产品，并在2040年1月1日销毁其全部产品，以换取对公司专利的无条件保护。某些类型HCFCs，比如HCFC-141B、HCFC-142B、HCFC-22，在今年来获得迅速推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冰箱使用量的迅速增加。结果，2006年就见证了历史上最糟糕的臭氧层消耗。这些类型的HCFCs也是最强大的致暖气体，其能量超过二氧化碳数万倍。在一种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蒙特利尔议定书甚至可以看作是双赢的妥协：西方公司可以继续享有垄断性专利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享受低成本的HCFCS直到2016年。输家是环境本身和我们这个星球。

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所创造的障碍而受到伤害。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就是ENERCON，它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风力能源公司，也是世界第三大通风管制造商，在许多年里都是德国的市场领袖。它的重要发明之一就是无齿轮通风管连同一个环状发动机。在传统的通风管中，齿轮盒要负责大部分的down time，因此，这项新设计大大改进了效率并减少了保养需求。然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裁定，ENERCON被禁止在2010年前向美国出口其通风管，据说是因为ENERCON被控侵犯了KENETECH公司在美国申请的5083039号专利技术。ENERCON宣称，是KENETECH公司盗取了他们的专利权，抢在他们之前在美国注册了专利。在欧洲议会进行调查期间，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披露说，关于ENERCON的详细信息是通过ECHELON传给KENETECH公司的。2008年早些时候，ENERCON公司同他的竞争者通用电气公司达成了交叉专利协议。这是一部有关国际间谍和法律斗争的长剧，在此期间，无论是KENETECH公司还是通用电器公司都未建造或者安装任何以争议中的技术为基础的直接驱动通风管设备，而KENETECH公司则于1997年宣布破产。简言之，在这个特殊案例中，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专利的规则所创造的一切无非就是阻止使用这一对气候有利的技术，一直到现在。再一次，环境成为输家。

知识和观念之美，其一就在于它们是非竞争性的、非排他性的，这使它们不像大部门物质材料。如果你有一只苹果，我有一只梨，我们作个交换，那么我就只有一只苹果，你也只有一只梨。如果你有一个观念，而我有另一项观念，我们作个交换，那么结果我们就都有两项观念了。我使用一项技术，这并不能阻碍你也使用同一技术。但是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把知识作为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资源来使用：如果我为一项观念申请了专利，那么别人就无法再运用这一观念了，除非他们付得起垄断价格。有更好的办法去刺激发明创新并运用技术，犯不着以这样的方式把知识商品化并将其垄断。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IT产业的公开来源和免费软件运动。免费软件和公开来源运动拥有数百万的追随者，这些人们自愿并无报酬地贡献他们的时间。这一运动所造就的一系列技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LINUX和公开办公室。这些产品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了成本极低或者干脆零成本消费选择，这些产品都是可行的替代产品，以避开象微软这样的公司在产业垄断体制下生产的软件。与传统的版权或者知识产权相反，免费软件往往运用“剩余版权”的原则，这意味着：

1、 免费使用和研究产品，

2、 免费复制并同其他人分享产品，

3、 免费调整产品，

4、 免费分配调整后的、因此也是衍生性的产品，

5、 所有衍生产品都应当在同样的或者对等的“剩余版权”原则下进行分配。

这一切都推进了观念和知识的自由分享、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有效实施对知识的垄断。

我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尝试说服我的中国朋友，气候变化是一场真实的威胁，而不是富裕国家发动的又一场阴谋，意图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努力往往给我带来挫败感，但也自有其奖赏。我偶尔也会被问到一些尖刻但能激发思考的问题。其中一个这样的问题来自我的一个从事IT产业的朋友。他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辩，就像下面说的那样：

“如果全球变暖确实象您说的那样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威胁，那么针对气候问题的开放来源运动又在哪里呢？我们免费软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每周我都把超过十个小时的业余时间贡献于此，就像全世界范围数百万的其他技术同行那样。我们都明白，我们帮助创造并分配的免费软件很可能伤害到整个IT产业的利润边际。但是同不计一切代价赚钱相比，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做的，我们想使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更公正一些。除非我能在气候领域看到一场类似的运动，否则我始终会怀疑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又一个利益集团，全部有关气候变化的事情归结到一起，很可能就是西方所采取的某种手段，用来贩卖你们的知识产权技术。”

我无法辩驳他的这种怀疑：他和他的运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而气候团体的人们主要还是在夸夸其谈。UNFCCC框架下的技术转让机制所容纳的也仅仅是把某个零部件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一个“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一个有着CEO领导的全球组织，拥有大约两百个会员公司，专门处理商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在2008年早些时候，这个委员会确实确立了一项经济专利共享工程，凭借这项工程，各个公司保证那些对经济有利的专利向公共领域开放。这些公司可以选择各自的专利，将其向公共领域投放，只需投放一个专利就可以获得准入，并获得荣誉标记。迄今已有七家公司参与其中，包括IBM、NOKIA、BOSCH、XEROX、DUPONT、PITNEY BOWES、SONY等，但是这些公司投放的专利称不上有什么突破性，也不具备潜在销售市场。在2008年12月波茨坦谈判期间，这个委员会的代表称，一个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协定竟然包括强制性的专利扩散条款，这“是产业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期望技术转让仅仅发生在他们所促成的那些工程体制内，也就是说要求跨国公司的参与。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委员会的初衷打了水漂，情况甚至更糟糕，这种工程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犬儒派的尝试，意图驱逐强制性的专利扩散框架。

“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开来源运动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出自环保运动的局外人之口，这足以成为对所有参与环境问题的人们的挑战，无论是政府部门、商业圈还是非政府组织。除非有一天我们也能在气候领域造就出类似LINUS TORVALDS、RICHARD STALLMAN这样的技术，除非有一天经济上有利的技术能够向公共领域投放，否则人们针对环保团体作为又一个利益集团的怀疑就会继续在许多人内心徘徊下去。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的去证明。全球变暖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巨大危机，我们需要集体的努力和现实的态度去重建这一共识。“剩余版权”原则所体现的观念互惠性更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相反，目前的国际专利体制所推行的进一步商品化举措，则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除了国际专利体制所设置的障碍之外，还有一个障碍也阻止了人们就气候和技术问题进行有建设性的谈判，这一障碍就是，有太多的人觉得在“气候公众”得到分享的观念主要是来自高端技术的职业人士，比如向LINUS TORVALDS或者类似我那位IT界朋友那样的人，而他们都有足够的利他心里，把时间和精力贡献给公开来源运动。事实上，等待分享的观念和技术并不一定就是高端技术，他们大可以来自全世界范围的各个团体：印度河谷的农民精炼了他们传统的非碳耗的灌溉系统，巴西农民正在着手恢复并推进他们的混合农业，中国农民正在利用沼气池把垃圾转化为可燃气体和绿色肥料，英国的过渡城镇等等。目前的问题是，这里所指的国际层面的技术转让，实际上意味着取消或者拔除这样的专利技术，对于这些技术，西方国家只是希望卖给世界的其他地方。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农民当然没有为他们的技术申请什么专利，因此他们的这些技术都可免费获取，然而这些技术都被压制了，往往是被一些国际气候组织自己所压制，这其中就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和外国投资等等，因为未能交换给世界的其他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好地让这些基于团体的知识和技术服务更多的人们呢？不妨同制药厂的本土知识进行平行类比。将这样的知识纳入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的尝试往往以强盗行径和剥夺准入权为结局收场。如果我们希望阻止基于团体的生态技术遭受同样的命运，就必须挑战知识产权体制下的垄断。

第八部分：超越技术固定体制：美国梦仍然是可能的吗，或者仍然值得向往吗？探索低碳耗经济的真实可能性

同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采取了更多具体而脚踏实地的措施，培育清洁能源以及能源效率等等。这样的努力是值得欢迎的，人们也只能希望美国将追随这样的举措，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问：这种技术固定体制足以应对当前的巨大挑战吗？我们需要审查一些事实。

全球变暖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因此就必须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中国大力强调能源效率和技术固定体制，这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有其意识形态根源，这是一项出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观念，是一种乐观的、改革导向的环保理论。这一理论将信心置于现代化和技术革新至上，也就是说，通过提高能源和资源效率方面的技术，可以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同时也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部双赢的变奏曲。

一旦给定这一理论，人们就可以期待，发达国家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不幸的是，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很明显，美国并没有遵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在2006年发布了一项“我们生活的星球”的报告，根据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人们可以作如下的推算，假如中国人民以美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需要的星球就不止这一个了。如果所有人都象美国人那样消费，我们恐怕得需要五个这样的星球。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的生态脚印就已经超越了地球的生命载重，到2003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5%。象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也是过度消耗资源的典范。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间，瑞典、芬兰和挪威确实维持着一种适度生存的模式：他们的生态扩张力要小于他们的生态能力。不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低人口密度以及很高的人均生态能力。这些国家的人均生态范围处在5.8公顷和7.6公顷之间，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8公顷。如果我们都达到瑞典的消费水平，则我们还需要三个这样的星球。因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复制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很高的人口密度。

下面这张来自《生存星球报告》的图表显示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谓可持续发展乃是一项承诺，承诺“生活在支持性的生态系统运输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同时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关于“福利”的一项广为接受的衡量指标就是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生态扩张能力是一项用于衡量人类对生物圈所提要求的指标。如果HDI数值高于0.8，就意味着适度生存。同样，如果生态扩张能力低于全球平均的1.8公顷，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水平的可持续性，此处的这项假设实际上忽略的野生物种的需求。成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个世界同时在这两个指标上达到最低值，同时各个国家也都如图表中所示的那样，移动到了右下面的蓝色象限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欧盟和北美已经跨越了人类高度发展的门槛，这一成就是通过使用更多的资源来达成的，他们的资源消耗超过了人均生态能力的世界平均水平。唯一达到可持续标准最低值的国家是古巴。

在2008年的波茨坦谈判上，中国代表指出，发展本身就是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巨大贡献。因此应当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但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这种主流讨论遗漏了一件事情，无论这一主流见解的发起者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哪种类型的发展？不妨就以生物燃料为例。目前有关生物燃料的讨论中，甚至仅就语言和选择而论，也都透露出明显的北方偏见。关于生物燃料的可能性，我们听到的一切都只是关涉到达到工业生产规模的BIOETHANOL或者BIOMASS GENERATED ELECTRICITY。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北方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电力是必须的，而不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一项改善，人们当然需要ETHANOL，因为它能驱动汽车。相反，几乎没有人提到利用生物能源的其他方式，比如直接燃烧生物粪便、或者沼气装置。世界上有超过三个亿的家庭仍然依赖于直接燃烧生物粪便以便取得热能，主要是用来烹煮食物，他们占据了全部人口的20%。其中大部分人都使用明火或者简单地用三块石头支撑起来的灶台，这些办法的效能是非常低的。由此产生的烟雾和有害气体每年导致160万人的死亡。在许多地方，人们寻求用木材作燃料，这也导致了植被的减少和气体排放的增加。然而，迅速改善这一切的技术已经存在了。涉及恰当的炉灶设备，都取材于当地材料和劳动，可以节约燃料消费达80%，同时也可大幅度减少烟雾和有机扩散性气体的排放。当我们谈论生物能源的开发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调整炉灶设备的设计，使之适应当地条件，并相应地研制出以当地资源为基础的技术，以便于这20%最为穷困的人口能够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环境，同时也实现他们的发展需求。然而，当人们思考发展和技术进步时，几乎没有谁想过节能的木灶或其他恰当的装置。相反，通常的影像就是电器产品、消费品以及汽车等等。

关于汽车的问题，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中，中国已经抛弃了它以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和自行车的关注，转而鼓励私家车导向的生活风格。古巴在1990年代从中国进口了数百万辆的自行车和数条自行车生产线，这部分是为了对因前苏联解体而造成的能源危机作出反应，但无论如何都与当前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在此一时期却从西方进口了数百万辆汽车和多条汽车生产线。2004年，中国成为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私家车拥有者的数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长着。

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同时气体排放也日益增加，除此之外，私家车消费的大规模爆炸也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受害最深的还是穷人。公共汽车由于交通堵塞而变得越来越慢了。比如说，北京公交车在1980年代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十英里；在1990年代，这个数字减小到5英里。今天则进一步减小到2.5英里，差不多是在爬行。越来越多的道路对自行车关闭了，以便给汽车腾出空间，高速路和城市交通网吞噬了大片的土地，这造就了大量的无地农民。今天无地农民的数字据估计在四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而在三十年前，还不存在什么无地农民。即使我们一夜之间拥有了魔幻般的技术，使所有汽车变得无限节能，也就是说，零燃油、零排放，也仍然存在另外的制约：围绕汽车而建立起来的城市交通网基础结构已经吃掉了如此多的可耕地，这足以威胁到中国的食物安全。若有一半的人口开车，那么剩下的一半人口还有行走或者骑自行车、甚至种地的空间吗？

技术固定体制，比如节能和减少单车排放，确实是重要的，不过人们还是有必要去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想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想拥有怎样的城市和乡村风景？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交通系统？这一切都存在对技术固定思维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存在范式转移的可能性的。无论如何，汽车的节能性能是无法同自行车相比的，无论技术达到怎样的水准。

下面这张图片拍摄于2006年的夏天，位置接近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地带。自那以后我就在中国的多次演讲中用过这种图片，要观众去猜一猜这是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拍摄的。甚至没有人能够切近正确答案。最经常的猜测是二十年前中国的某个城市或者今天东南亚的某个城市。即使我的主要听众是那些持进步主义思维的听众，他们更关心社会正义和可持续性，他们在这方面也都被深深地洗脑了：现代城市应当是汽车的天下，满眼的自行车是落后的标志。这个问题颇有激发性，如此多的中国听众认为今天的阿姆斯特丹是二十年前中国的某个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没错。正如同今天的阿姆斯特丹，回到二十年前，城市是为人民和自行车设计的，在大部分城市的道路设计上，自行车道和汽车道一样宽，甚至要更宽一些。绝不是偶然创造了这一切。一些西方人当然会觉得这只是因为中国人太穷，买不起车，但是人均的低收入并没有能够阻止马尼拉或者曼谷在数十年前就成为汽车交通的地域。

在1970年同进步主义者威廉.辛顿的一次访谈中，中国的第一位总理提到了在日本的某些城市因汽车引起的空气污染问题，周恩来总理说，中国不会模仿这种汽车导向的城市增长战略。他很可能对油价峰值或者气候变化一无所知，但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知识，意识到中国的巨大人口和资源限制使得私家汽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无法买单的奢侈品。因此政府的重心放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系统上面，以服务大众。在一次与此相关的考察中，辛顿注意到在资本城市北京和张庄（这是他经常提到了一个村庄）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不同，这进一步表明了那一时代“服务人民”而非“服务精英”的政策导向。不幸的是，已经过世的周恩来总理在三十八年前拥有的那些智慧已经被中国领导人遗忘了，许多的人民也遗忘了这些智慧。今天的中国以富人和穷人之间迅速扩张的鸿沟为标志，城市因为汽车而被迅速改造。因此，中国最近的汽车冷冻剂是否就是好的发展呢？难道我们不是在重复西方人最糟糕的错误吗？同样的这些问题也应当问一问中国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新近为之着魔的消费主义。

第九部分：目前的经济危机：绿色的希望还是黑色的恐惧？

以美国为发端的这场经济危机在中国造成了大量的失业。由于美国的需求被削弱，沿海出口地区的工厂大规模关闭，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很多情况下，工厂主在一夜之间就那么简单地消失了，留下的数百工人无出讨薪。据估计，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回归了他们的故乡，另有两千万农民工仍在城市徘徊，苦苦寻找工作。为了对抗经济衰退，中国宣布了高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举办许多新的投资工程，折合美元五千八百六十亿。地方政府也遵循这一思路而制定了各自的刺激计划，总量达到了巨大的十万亿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用于基础工程建设。

危机一词在中文中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遇。持续的经济危机，尽管糟糕如斯，却也能够提供中国机会，重新审视出口导向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增长战略。迄今，来自中国政府的信号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应当抓住油价降低的机会实施燃油税规划，这将有助于遏制燃油消费，并在长期内鼓励向清洁能源的转移。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在鼓励消费者购买汽车，以便刺激经济。如此的混乱是可以预期的。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市场导向改革的提倡者和实施者们都抱持着某种没有明示的信念，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复制美国体制。如今，面临这场源自美国这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心的暴风雨，许多人开始在痛苦的挣扎中尝试去理解、去应对。

在政府所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许多基础工程是能源或者资源密集型的，重复的仍是1997年中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老路。基础工程建设本身并没有错。南半球需要需要发展以走出贫困和破坏性的环境问题，就象世界上最穷的那20%人口仍然是在用明火，他们如此迫切地需要更为节能的炉灶和沼气设备，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居住在中国。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基础工程？太阳能板、通风管、得到改善的电力网，这一切尽管要求一次性的密集投入，却能为未来的低碳耗经济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更多的高速路和汽车则将很快就成为未来的一笔债务。

对中国的农村来说，大部分的中国人居住在乡村，此一区域存在大量的可选择的工程，并非所有的都是资源密集型，它们完全可以带来长期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福利。许多灌溉渠道和水利工程都处于严重失修和腐坏状态。水利工程的修复和开发能够大幅度增加乡村经济应对旱灾和洪灾的弹性，因此他们能够为气候的变化作出更好的准备。对于防风林和保护可耕地不被侵蚀的防护林网，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

化肥和杀虫剂的大规模过度使用已经引发了严重的土壤肥力弱化问题，同时也危及食品安全。今天，随着数百万的农民工返回乡村，这是促进劳动密集型农业的良好机会，这样的农业形态也是对社会和环境都非常有利的有机农业，就象许多专家指出的那样，有机农业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可以削减并调整体制，以对抗气候变暖。这样的单子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只要人们愿意放开眼光并摆脱当前发展范式的思维局限进行思考。许多这样的工程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和人民可能因此不愿意采纳这样的工程，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已经如此深长地浸润于“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的文化氛围当中了。然而，当前持续着的经济危机难道不正是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理由去质疑这种文化吗？

正如斯特恩爵士在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是市场最大的失败。”事实上，与当前经济危机中金融市场的失败相比，这确实是更大的市场失败。我们处身两种危机当中，这是因为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在这个关口，全世界都处在环境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当中，我们迫切地需要去问一问：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实际上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发展？

林国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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