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七十七国集团外加中国正在进行当前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国在其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中最重要的排放国，国际义务要求中国削减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中国当前正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中国也要担负其国内的责任，满足成千上百万人口的人类发展需要，这些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一直以来就在碳排放这一指标上超越其他国家。据估计，在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7%到14%是为了供应美国消费市场。几乎每一件便宜产品，衣服、鞋子、日用小工具、计算机等等，我们这些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从中国的产品中购买的。一轮又一轮的气候变化谈判以及最近的经济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地带。

本文是应景而发的，意在配合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争论，并期望有助于全球性的对气候正义的寻求。2009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会，这次会议是带有批评性质的，这将使人们重新将眼光聚焦于寻求一个气候治理的体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实在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巨大的。当前的经济危机既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同样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在动员政治意愿以迎合或者实施战略性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施加了格外的困难，但是，若没有这些政策，我们就无法回应来自气候、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方面的挑战。

本文试图讨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处身其中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的影响。文章分析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历数了截止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列举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许诺以及中国政府保证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文章尝试解释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它的论辩和顾虑，这些都涉及到它对国际共同体所承担的角色；同时也会谈到中国政府在面对国内压力时所要承担的责任，这涉及到地缘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全球贸易和技术问题。

中国的许多人士认为，气候变化对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这恰恰为中国解决自己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契机。有些人也看到了有必要严肃地将气候问题同有关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发展道路问题联系起来。本文作者也描述并分析了专家和公众的当前思维、中国国内的市民社会团体的种种立场和种种动机，这些团体正是在这些立场和动机的促动下来向公众传达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信息并动员公众的看法。

《聚焦南半球》将致力于就中国在气候和能源问题方面的角色所进行的地区性质的和国际性质的讨论，将会就此问题发布一系列的出版物、讲座、会议和对话。我们将聚集起专家和众多的相关个人，探索达成气候和能源正义的潜力，以便直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众多挑战，并扭转当前的灾难性进程。

气候变化已经作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浮现出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聚集量到2007年已经增加到383ppm，较之1750年工业革命初期的280ppm，增幅达到37%。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量也达到了人类历史六万五千年来的最高值，很可能也是过去的两百万年的最高值。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年均增长率也在增长，从2006年的1.8ppm增加到2007年的2.2ppm。从2000年到2007年，平均增幅达到2.0ppm，而在过去的几年间，年均增幅为1.5ppm。这一二氧化碳聚集量的加速增长趋势表明，我们正在向2007年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所描绘的最坏场景进发。为了阻止气候灾难，没有谁能象往常那样继续他的生意；发达国家必须大幅度地砍掉排放量以阻止气候灾难的发生，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以同样的力度参与其中。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在不远的将来也将超越俄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考虑到他们巨大的人口量——几乎覆盖了全世界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二，国际能源机构毫不令人奇怪地估计到：截止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在世界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占据45%的份额。国际能源机构同时也预测，中印两国也将在世界煤炭需求的增长中占据80%的份额，中印两国将顺理成章地首先依赖煤炭来解决他们扩张中的能源需求，因为煤炭是最便宜的、也是最脏的石化燃料。我们如何将发展的需要和权利同一个行得通的气候未来的正当要求联系起来呢？本文将讨论中国的能源和排放趋势，也讨论在中国已经感觉得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政府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持续的努力，不同部门就此问题所持的不同观点，也会涉及到就目前一些争议性问题所做的分析，比如关税调整、技术转让等，人们在讨论中国和气候变化问题时通常会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本文也会就目前的一些政策建议提出一些问题，比如种种市场和技术固定的解决办法。

第一部分：中国的能源和排放趋势：同时作为危害者和受害者的中国

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所享有的经济增长堪称壮观，9%的年均增长率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在能源的利用效率方面有所改善，但能源的需求则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能源部门所获得的增速超越了GDP。在年均能源消耗方面的跳跃式增长甚至频繁地超越了中国政府及其规划机构的预期。这造成了滚动性的BLACKOUTS，由于能源供应的短缺，这已经成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常态。

中国在200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比国际能源机构早前所做的预期还要提前数年。

就累积排放量而言，从1904到2004年，在来自石化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国只占同期全世界排放量的8%，每人均的累积排放量排列全世界的第92位。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尽管在排放总量上有巨大增长，但涉及到每人均的排放量，他仅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仅仅是欧洲标准的60%而已。

促成中国碳排放量大幅增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更确切地说，是“一座被全世界所拥有的工厂”。众多的公司，其中包括对环境最为不利的公司，都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分包人或者就是其直接的下属公司。他们正为西方的消费者吞吐着越来越便宜的消费品，同时大部分的利润由这些跨国公司一手聚集起来，正是他们控制着分支公司以及分配渠道。在本质上，中国成了厨房，而西方国家成了餐厅。

据苏克塞斯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廷代尔中心的王涛估计，2004中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达到了1490百万吨，同时由于进口而得意减免的碳排放量是381百万吨。这表明，中国有23%的碳排放量来自净出口。这一估计要低于一些政府官员和研究者的估计，他们认为中国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是来自出口产品。

2007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问题发表了如下评论：“发达国家把许多制造型工业迁移到中国……你们吃穿用的许多东西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一方面你们要增加在中国的产量，你们却在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在削减碳排放量问题上努力不够。”下面的图表表示出中国的碳排放量是何以从2000年开始连同出口一起飙升的。这不仅提出了“谁是中国碳排放的拥有者”这一棘手问题，同时也表明了精英环保主义者的那种“只要不在我家后院”心态的失败。确实，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非常成功地将制造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与之相伴的就是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由于我们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只要温室气体无法通过月球也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面对。

第二部分：气候变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在碳排放国和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分布上的不对等。碳排放在各个地方之间大为不同，这归因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以及富裕程度的不同。在2000年，全球28%的碳排放量来自北美地区；只有0.09%来自中非地区。然而，气候变暖却是在中非招致了最惨重的人间灾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这一进程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在2000年，气候变化本身已经在每百万人口中招致了四十到一百二十不等的额外死亡。

在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在某些地区变得明显可知了。以青藏高原为例，许多当地人注意到，“冰川在融化，温度在升高，雨季开始变得不稳定。”对当地的一些城市居民来说，一个更温暖、更舒适的气候可能是值得欢迎的，但对当地的生态和经济来说，这却是不祥的阴影。青海默多县是黄河起源的地方，以往拥有超过一千的小湖，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不超过三百了。湖泊消失的罪魁祸首，根据我最近采访的一个当地环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气候变暖。据他说，“许多这样的湖泊都是季节性的、不稳定的。它们的来去取决于当地的雪量和雨量。随着季节和年份变迁，一些湖泊会消失，另一些则会随之在另一些地方出现。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今天的湖泊数量已经远远少于三十年前了。现在的天气更热了，雪量更少了。”高原湿地的消失以及草地高度的下降已经使一些游牧人群丧失了生计。在默多县，据估计已经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牧民成了生态难民，他们不得不接受重新安置并完全依靠政府福利度日。

青藏高原的人口本就很少，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为生态难民提供救济。但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情况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喜马拉雅地区拥有仅次于南极的冰川储量。它们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的冰塔或者水塔。亚洲最大的七条河流，GANGES, 印度河、雅鲁藏布江、SAVWEENA、MEKONG、长江以及黄河，都是以喜马拉雅融化的冰川为母体喂养起来的。而且，这些河流为亚洲大约三十亿的人口提供了灌溉、工业以及日用之所需。喜马拉雅冰川群也是世界上萎缩速度最快的冰川。许多冰川的萎缩速度之迅速达到了每年15-25米。“艾文斯山的加热速度是中国平均速度的两倍，几乎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三倍。”一位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言人说。IPCC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喜马拉雅80%的冰川都将融化，如果全球变暖的速度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受害者将不仅仅是居住在周围地区的那些人口。如果这些冰川融化并消失，水资源将衰减，水本身的不稳定性将增加，而这将对世界一半的人口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这将进一步恶化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中国即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就每人均来衡量，中国的平均淡水供应量只有世界平均量的35%。水资源分配也极为不均衡。这个国家在这方面分化为两个地区:“干燥的北方”，泛指长江流域以北的所有地区，和“湿润的南方”，包括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所有地区。北方拥有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农作物产地和五分之一的水资源，而南方拥有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农作物产地和五分之四的水资源。气候变化将加重这种不平衡。气候变化模式预测指出，全球变暖将削减北中国的降水，同时增加南中国的降水。这项预测得到了近年来观察数据的支持。黄河花园口观测站的数据显示出流量正在以每十年5.7%的速度减少。自1980年代以来，华北平原就一直经历着持续的干旱，而洪灾在南中国的发生频率则趋于高涨。19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除了水资源危机之外，气候变化也危及中国的食物安全。如果科学家们最糟糕的预测成真，那么全球变暖将在未来的20到80年间造成中国水稻、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下降20%到37%，这是2004年中国和英国政府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的。在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者提出警告，温度升高、水资源短缺以及可耕地的减少，将在2050年造成中国的食物总供应量减少14%到23%。

2008年，一系列雪灾影响到南部和中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暴雪、冰块和低温造成了范围广泛的破坏。这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冬季。2009年初春，发生在北中国的一场严重旱灾击垮了43%的冬麦作物，而这一地区向来是中国的粮仓。萎缩的收成预期也抬高了世界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于全球变暖的趋势变迁：更为极端的气候条件、以及干燥北方的更多的干旱。这预示了一场动荡的气候未来。

第三部分：中国政府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些持续的影响以及预测中的中国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地位，并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200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大纲”，这是中国的第一项涉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动议。其中，政府规划各种举措，包括法律、经济、管理以及技术等方面，目标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让整个国家做好削减和调整的准备。2008年12月，政府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白皮书，书中总结了中国政府为同气候变化作斗争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同时也廓清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

由于中国和美国同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常常以中国的例子作为借口，表现消极。但与通常的印象相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内容广泛并富有激进精神的能源政策，以应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下面总结了中国政府在面对气候问题上的一些当前的目标和举措，但并不完全。

截止到2010年，将全国能源密集度削减为2005年的80%

由于工业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能源消耗部门，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政策的重心就是大力强调提高工业效率，以减少排放量。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寻求新的石化燃料之前，首先应注重能源的节约和利用效率。

“千家企业工程”明确了1008家大耗能企业，它们占据全国总能耗的33%，并提供了刺激以便这些企业提高能源利用率。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削减100百万吨的煤炭消耗，对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削减了5%的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这项工程实际相当于政府和工业之间签订的契约，或者说是一项带有承诺性质的协商目标和时间表，涉及到所有的参与方。一些政府的部门和实体也进入了千家企业工程，包括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部，这个部门的作用是推进中国的能源节约，也包括国家统计局，这个部门负责收集并管理在中国企业的统计数据，还包括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这个部门负责管理中国主要的国有企业，当然也包括了国家能源办公厅领导小组以及质量监督和防疫部门。

中国正在用新的单位取代低效率的陈旧电厂和工厂。2007年，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十三家企业宣布了时间表，关闭落后的生产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在最后一次五年规划时期留下的。小火力发电厂也在2007年停工了，这些单位曾拥有14.38百万千瓦的发电量。同时也削减了46.59百万吨的化铁能力、37.47百万吨的化钢能力和52百万吨的水泥生产能力。有超越两千家的重污染造纸厂、化工厂、印刷和染色厂被勒令停工，与此相伴的还有一万一千两百家小煤矿。

政府最近也改革了公交车的税务体制，以鼓励生产和购买小型发动机车辆，并撤销了给予机动车辆的优惠税。针对摩托车辆的油耗标准也变得越来越严厉。正如图表9里面所表明的，中国的CAFÉ标准落后于日本和欧洲，日本和欧洲在这方面领袖世界，但却远远高于美国。

中国政府也为改进节能照明设施而制定了目标并采取了措施。因为有了政府的补贴，有大约五千万的节能灯泡进入了各个家庭，在未来的三年内，还会有超过一亿五千万的节能灯进入中国家庭。

绿色建筑动议也已上路。截止2007年的10月，全国97%的城市新建筑达到了设计阶段的节能标准，71%的新建筑达到了建筑阶段的节能标准，分别比上一年，也就是2006年提高了1%和17%。针对现存建筑的节能改造也开始执行，针对不同地区下达了各自的任务，安装经过测验的取暖设备和整套的节能改造设备，涉及的建筑面积达一亿五千万平方米。

在初级能源供应中增加可更新能源的比例，截止2010年增加10%，截止2020年增加15%

2005年，中国确立了两步走的风力发电目标，到2010年达到5GW，到2020年达30GW，但中国一直就超越了这个速度。2005年建成了500MW的新型风力发电厂。建设速度在2006年进一步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一年建设了发电能力达1.3GW的风力发电厂，相当于过去二十年的总和。截止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5GW的目标，中国政府因此将2020年的建设目标提高为100GW。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风力发电国。

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也在迅速进展。中国的太阳能供应2007年占世界的35%，高于2006年的20%，其中的大部分出口到其他市场。中国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生产和使用已经占据全世界的70%。

在可更新能源的生产能力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领袖，2005年达到42GW，这还不包括水利发电工程。2005年，中国与德国达成了最庞大的国家投资，用于可更新能源的开发，不包括大型的水利发电工程，总额达七十亿美元。这笔投资主要用于小型的水利发电工程以及太阳能热水工程。

其他的政策目标包括截止2010年森林覆盖率增加20%、以及截止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之2005年减少50百万吨。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采取具体措施与气候变化进行斗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单边措施往往不为西方国家所知，这些措施一旦得到实施，将会实质性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即使同在东京议定书的第一附加条款签字国所做的那些承诺相比，也是如此。

CCAP发布了标题为“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温室气体削减：最近的努力及其效果”的报告，其中宣布：

“中国和巴西在2000和2005年末所采取的单边举措，如果得到充分实施，其在2010年所产生的效果要超过美国自愿的碳密度削减目标，同时也将接近15个欧盟国家在东京议定书下所许诺的国内削减量目标的40%。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这些国家自2005年末以来已经采取了一些额外的举措，这将进一步削减碳排放量。与发达国家在种种承诺和协议下所作出的削减相比，这些国家的削减量都是巨大的。”

这项报告接着指出：

“这些举措一旦得到充分实施，连同早期报告中的其他措施，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带来的碳排放年度削减量将超越东京议定书（不包括美国）中的年度削减量、以及欧盟在2020年所要达到的削减承诺、同时也超过美国在早些年的立法建议中希望达成的削减量，其削减总量将达到2100MMTCO2e。”

第四部分：排放削减，是不是义务约束？共同的但是有所区分的责任和地缘政治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采取立场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UNFCCC所描述的那种“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不妨引用2008年中国政府工作白皮书，在其中中国坚持以下原则以应对气候变化：

“支持‘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这是UNFCCC的核心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义务减缓气候变化，并对此作出调整。但是各个国家所负历史责任的程度、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作出贡献的能力和方式有所分别。发达国家应当为累积性的和人均高排放量负责，并带头进行削减，此外，他们还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当中，也正在与贫困作战，应当积极采取调整措施，把排放量削减到最低程度，并履行在气候变迁问题上的义务。”

但是，如何在实践的层面上解释“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在2008年12月波茨坦的气候谈判上，中国代表提出了“人均累积排放量集合”的概念，以之作为平衡原则。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强调，发达国家在履行其财政承诺方面继续保持失败的记录，并在技术转让方面拖了他们的后退，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们向发达国家施加压力，希望发达国家履行财政和技术转让金方面的承诺，这些也都是UNFCCC规划过的，并且也是对其他问题进行严肃讨论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这些问题正是发达国家希望推进的。

然而，考虑到中国作为最大排放国的地位，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日益增长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单方面承诺有约束性的排放削减，这是不需要前提条件的。中国人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

胡鞍钢，清华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他认为中国应当接受国际目标的约束力，无条件地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如REUTERS在2008年9月所报道的那样，胡鞍钢对中国领导人的建议以及他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只要中国保证削减来自工业、农业和交通方面的温室气体，中国就能够成为经济和外交上的赢家，这些温室气体正在把大气中的太阳热量拉升至危险的水平。“接受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目标正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所在，这不仅仅是国际利益所在。”根据他最近发表在《当代亚太研究》上的文章，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继续保持增长，这一势头将延续到2020年前后。到那时，国家会“大幅度”削减气体排放，到2030年可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可削减到一半于1990年的水平。

在中国，胡代表的是少数派的观点，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的学者和气候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活动者当中，我还没遇到过赞同此一观点的人，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同意中国应当尽其所能地削减排放，并尽快探索一条低碳消耗量的发展道路。发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解。在与REUTERS所进行的同一次访谈中，胡解释了他作此倡议的另一个原因。“正如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气候问题也应当被当作是国际压力，迫使我们作出我们自己的转变。”他毫无疑问地认为中国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看法。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谈判中，在一些部门作出过巨大的让步。比如，一旦规定的关税削减措施充分实施，中国的农业部门将比日本和韩国更为开放。在2000年2002年之间，42%的农民家庭的收入绝对量减少了，而中国是在2001年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诸多社会经济因素招致了中国农业部门的这段痛苦的流亡之旅，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人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保持在8%的底限，唯此方能克制住大规模失业现象的爆发。

考虑到这些事实，那么也就毫不奇怪，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存在着大量争议。抛开国内争议不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产生的国际争议也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根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第三世界贸易活动家所说，欧洲、美国和日本在进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总是以中国为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作出更多的让步，共通的论辩是：既然中国都同意了这一条或者那一条，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呢？

考虑到这些国内和国际的背景，许多学者和活动家都认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应当避免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准入谈判时所犯的那些错误，这是很重要的，相反，人们不应当再重复胡鞍钢教授所感受到的那种“成功”。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官方立场在中国的气候研究者和活跃分子当中产生了众多的争议。就国内来说，他们都同意胡鞍钢的看法，认为如果气候危机不得到缓解，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因此，他们强烈支持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削减排放的措施，许多人甚至试图推进更为剧烈的举措。就国际方面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国家，应当在倡议发展权和平衡原则方面采取强硬立场，以便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政策空间。而且，中国也应当运用他的力量迫使发达国家履行已有的承诺并获得进一步的承诺。不管怎么说，发达国家的GHG排放量占总量的75%，而他们只承受了其中20%的损害。作为最大的累积排放国和人均排放国，美国却退出了迄今为止的所有气候协定。欧洲和日本的排放量也在继续攀升，尽管东京议定书自有其约束力。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逆转，即使发展中国家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将其排放量削减到零，气候的未来也已经注定了。

第五部分：来自市民社会的公共舆论和声音

从早前的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容许了大量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发展。可以肯定，中国政府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填补公共教育方面的空白，并有助于使整个国家面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环保非政府组织迅速地进入了新开放的政治空间。如今，环保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可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非政府组织了。许多国际环保组织，比如自然保护组织、国际保护组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以及绿色和平组织等等，也都在中国建立了工作机构。

环保非政府组织在节能运动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比如，2007年7月，四十家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了“20%公民节能行动”，作为对政府所提议的到2020年节能20%的目标的回应。2007年3月，八个非政府组织，包括自然之友、OXFAM HONGKONG、绿色和平组织、AAC、GVB、WWF、绿色地球志愿者组织、公共与环境事务组织等，联合发动了一项工程，他们称之为“中国市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回应：共识和战略”。此项工程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意识水平，增强中国市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寻求共同立场和战略，并呼吁共同行动以对抗气候变化。超过两百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调查，数十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数轮的会谈和工作组。

这项工程发布了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是“中国市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反映的可行性研究”，这份报告总结了全世界范围内各个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采取的立场和观点，以便立足于中国的处境和现实，帮助中国市民社会形成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战略；第二份报告是“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市民社会的思考和行动”，这份报告尝试就气候问题为中国市民社会确立一个共同的看法。在第二份报告中，所有参与进来的非政府组织就全球变暖问题所采取的共识立场表述如下。

中国市民社会的立场

为了避免气候变迁的最坏影响，世界各国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中国市民社会因此呼吁如下：

立场1：世界各国政府应当在联合国环境变化条约框架的指导下，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

立场2：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同责任。

发达国家应当带头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发达国家应当在技术转让以及有效机制下的资金支持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探索低碳耗、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立场3：中国政府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努力，担负起全球气候保护的责任，同时保障社会和经济发展权。

中国政府应当改革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其能源结构，以实施节能目标，并推进可更新能源的更快发展，由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立场4：在起草和实施调整和削减政策时，运用社会公正原则；提高脆弱人群和地区在调整战略中的能力和处境；阻止并削弱政策、技术和市场机制对当地环境的负面作用，同时缓解气候变化。

立场5：中国政府应当鼓励和保证市民社会在气候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并监督这一过程。

环保组织和发展组织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应当受到赞扬和鼓励，但人们也应当意识到这些组织在公共领域所处身的模糊位置。一方面，环保意识正在增强，绿色环保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被指责为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外国代理人，尤其是当他们在进行公共论辩时。这样的指控几乎与事实无关，但对国际资助的严重依赖使许多环保活跃分子在面对这样的指控时很难捍卫自己。这样的指控，有些其实是来自公共领域的另外一些部分，这就提出了严肃的警告，它提醒人们非赢利仅仅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而非公民社会的典型。

象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这样的用词在许多环境中经常互换使用，人们也总是倾向于认定非赢利组织代表了非政府组织。另一个经常性的假设是认为，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可以培养更多的责任心和更为开放的市民社会，并由此导向某种自由民主。不行的是，这些假设并不必然成立。一位中国教授曾经风趣地评论说，“并非所有来自市民社会的组织都是好的或者是进步的。举一个极端例子来说，黑手党也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形式。”

中国公民的自我组织正在迅速发展。上面所提到关于气候问题的共同陈述代表了市民社会中好的部分，并且也是鼓舞人心的，不过在中产阶级的自我组织中也存在相反的例子。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关汽油价格问题所进行的持续争论。随着最近石油价格的回落，人们开始谈论最终将得到执行的燃油税。这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中引发了众多的怨恨和有组织的反对，许多人认为模仿美国的生活风格是他们天赋的权利，正如同布什总统在1992年的全球峰会上宣称的那样，“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是不需要商量的。”2008年11月，一家北京法律事务所组织了1773名私家车主向政府递交了一封申诉信，信中抱怨说，目前的汽油价格不像美国那样便宜，并试图作为院外游说集团反对规划中的燃油税。他们要求油价“也应当同世界接轨”，这是改革年代经常使用的标语，意指中国应当复制西方的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标语也被用作“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这确实是有问题的偏见。而这些车主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美国的就是世界的。他们并不把汽油价格同日本或者欧洲进行比较，日本和欧洲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其他的资源限制，因而可比性要更强一些。在2008年的早些时候，中国的汽油价格要比美国便宜得多，他们似乎对此也并无怨言。当时原油价格从每桶70美元飙升至140美元，而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只增长了20%，是政府通过直接补贴以及国有石油公司的损失承担机制的联合作用，才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政府试图采取积极措施以缓解冲击波。

这1773名私家车主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们得到充分组织以游说政府。而在另一方面，就我所知，只有十名教授和个别能源专家站出来支持燃油税，没有任何环保组织采取立场，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侵犯开车的私家车主中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英阶层，尽管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五。

正是因为这种精英地位，私家车主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共领域中最有组织和最具发言权的部分。随着私家车主阶层当中众多媒体专业人士部分的迅速加入，他们成为了随后持续的燃油税争论中最具压倒性的声音。而在中国的新闻形象中，这1773位私家车主往往被描绘成为捍卫公共利益而对抗邪恶政府或者邪恶国有石油公司的英雄。在互联网上，也有许多观点是批评汽车产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比如一些中国网民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主张百分之百的汽车购买税，并主张把这笔钱用来支持公交系统，不过在纸面媒体则很少读到这样的想法。

考虑到这一切，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2008年的下半年关于全球变暖这一主题的畅销书的标题就是“全球变暖：不合理的恐惧”。原书出自两个美国作家登尼斯.阿弗里和弗雷德.辛格，而原书的标题是“不可阻挡的全球变暖：1500年一轮”。他们声称，全球气温升高的原因主要或者全部是出于自然循环，而这并不是那么危险，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中产阶级很高兴读到他们喜欢听的东西，相反，他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们需要知道的现实。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精英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充耳不闻，对他们来说，这顶多意味着某种不方便，如果不说是赤裸裸的阴谋的话。

一旦人们意识到已经有多少的中国人遭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一压倒性的精英集团所抱的忽略态度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青藏高原的大量牧民不得不抛弃他们原本的生计，而变成被救济者。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人们正被干旱和入侵的沙漠从一个地方驱赶到下一个地方。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在报告着日益变幻莫测的天气状况以及更为不稳定的降雨状况，而这一切都深深伤害了农业生产。不幸的是，这部分人民中的许多人并不懂得将他们的当地问题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比如气候变化，更别提能把问题本身讲清楚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中，中国的牧民和农民逐渐边缘化了。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把这部分人民看作是环境问题的组成部分。迄今，大部分环保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机构设在北京的组织，都将他们的注意力灌注于意识更为明确的城市精英阶层身上，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观念。如果他们能够抵达远离舒适的中产阶级巢穴的地区，抵达正在承受环境变化之灾难性后果的真实草根阶层，他们无疑会获得更大的支持，同时也能改进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包括全球变暖。

(责编：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