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理查兹（Jay Richards）博士，美国传统基金会访问研究员，《金钱，贪欲和上帝：为什么资本主义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Harperone，2009年5月）一书作者。

插图：迈克·欧文斯（Mike Owens）

文章缩编

每当提及能源和环境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二者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依赖于可以负担的能源——从城市交通到世界范围内的交通，烹饪，上网浏览，谷歌搜索引擎以及给朋友打电话。我们喜欢供暖和空调设施，不喜欢昂贵的汽油和机票。在现代化、工业化和高技术的世界，便宜的能源和环境的困境大部分是假象。其实大部分的损害来自于对于自然资源的误解。

虽然我们经常谈论“资源”时，但是我们谈论的资源一定是可以计量和衡量的东西：地底的石油，脚底下的土地，湖泊水或含水层，银行保险库里的金条。如果石油价格激增的价格，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惯常的交通方式，这就是价格的力量。它让我们改变对现实环境的行为，效果也远远好于“保姆式”的国家调控。但是这种情况现在不可能发生，因为在很多用途上，石油仍然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可供利用的能源。对耗尽资源的担忧是出于我们对资源的想象仅在一些有限的物质层面上。这似乎是常识，因为地球是有限的，但是这是错误的，资源并不就是摆在一架坦克里或者就在地底下。相反：资源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因为大部分资源成为资源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投入与使用。在我们了解到石油包含能量并且开发了能够改善并利用其能量的技术之前，它对农民只是污染和刺激物，正是由于工业的发展，石油才变成了一种资源。归咎而言，终极的资源是人以及人的创造力。

事实上，环境变化和人类行为之间有无必然关系依旧是个问题。与其大谈各种排碳协议以及环境管控措施，倒不如拟定更为合理的经济措施，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为更多的人提供洁净的饮水以及优质的空气和便捷的能源。

全文

每当提及能源和环境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二者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依赖于可以负担的能源——从城市交通到世界范围内的交通，烹饪，上网浏览，谷歌搜索引擎以及给朋友打电话。我们喜欢供暖和空调设施，不喜欢昂贵的汽油和机票。

另一方面，我们关注对能源的过度使用、对他人享有同样奢侈权利的剥夺，以及在此过程中造成的环境退化。我们口中常常所说的盛世繁华是难以永久持续的。我们无限制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剥夺后代的福利，制造一起新的“庞氏骗局”（指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译注）。我们获益，子孙受难。

我们对国外，特别是那些敌对美国的国家的原油过度依赖增加了这种困境中的恐惧。

这些问题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被引入了相互矛盾的方向。我们渴望充裕的能负担得起的能源，但是我们促使能源和环境政策导致能源越来越贵，特别是对穷人来说。更糟糕的是，大部分政策反而对环境的改变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对于利害攸关的事情很容易忽视。能源利用不只为现代化带来了便利，我们的健康和长寿也最终依赖于它。在发展中国家，毫不夸张的说，获得便宜的能源通常代表着生和死的区别。

好消息是我们的担心只是建立在错误的推测上，而不是现实的基础上。能负担得起的充裕的能源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如果我们延续正确的政策，并且我们无须破坏环境来获得它。

什么是资源？

在现代化、工业化和高技术的世界，便宜的能源和环境的困境大部分是假象。大部分的损害来自于对于自然资源的误解。

当我们听到“资源”时，我们可以想想你可以衡量和计数的东西：地底的石油，脚底下的土地，湖泊水或含水层，银行保险库里的金条。一些资源是可再生的：例如，只要我们不再过度伐木，我们的木材就不会耗尽。只要我们不过快地抽取地下水，它们就会自动填满备份。一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例如，石油和煤炭。我们不断地被告知我们会很快耗尽。

这些警示伴随的问题是，它们总是基于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开发石油储备成本巨大。BP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和壳牌每发现一个新的石油储量时，都不得不花费数百万美元钻挖出无数个空洞。

由于目前供应不断减少，同时需求激增，每桶石油价格飙升。当价格高到足够高的某一点，就会激发石油公司在更高成本的地区寻找新的石油储量（因为他们能以新的更高价格获得利润）。当发现一个新的储量时，他们仍然要开发、运输、提纯以及分发到世界各地。最后，新的石油供应充斥市场，价格重新得到调整。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耗尽石油还为时尚早，最简单的原因是汽油还没有卖到一百万美元一加仑。

但是，如果石油供应固定，保持像现在这样的使用水平，我们会最终耗尽它吗？是的，但是远远在此之前，彻底激增的价格向每个人发出了信号：是合伙使用汽车，搭乘公共汽车，搭便车或者转向更为便宜的能源的时候了。这就是价格的力量。它让我们改变对现实环境的行为，效果也远远好于“保姆式”的国家调控。但是这种情况现在不可能发生，因为在很多用途上，石油仍然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可供利用的能源。

创造资源

对耗尽资源的担忧是出于我们对资源的想象仅在一些有限的物质层面上。这似乎是常识，因为地球是有限的，但是这是错误的，资源并不就是摆在一架坦克里或者就在地底下。相反：资源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请仔细想想。大部分资源成为资源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投入。在我们了解到石油包含能量并且开发了能够改善并利用其能量的技术之前，它对农民只是污染和刺激物。

当然，我们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资源，那只有上帝才能干。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物质把它转化为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我们同样创造了可以让我们越来越有效的使用这些资源的技术。事实上，久而久之，物质资源的问题仅仅在于人类如何创造性地将它转化为所用——木头转化为燃料和木材，粘土转化为泥罐和砖头，石油转化为汽油和煤油，铜转化为电话线，沙传化为电脑芯片和光纤电缆，光转化为激光。

在每一阶段，一些悲观主义者都会做一些我们当前使用的作为能源的资源将消失殆尽的计算和预测。人类在每个有记载的历史时代都会担忧他们那个时代资源的耗尽。但是在自由市场、价格、稀缺和创造性总是共同导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资源或者新的技术突破的阶段。需要确实是发明之母，但是人类创造者是父亲。

难道这些经验没有抚平悲观主义者的担忧？没有！尽管一个接一个预测紧咬着石油浸染的尘土不放，它们还是延续到现在。[1]

历史反复教导的基本教训是：仅仅因为有固定的木头、煤炭、石油和铀供应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要耗尽可用的能源。这种想象只是想到了一些所谓的固定的“能源”，大孩子获得了超过公平的份额。所以争论仍然存在，我们需要节省使用以便于其他人可以获得更多。

但是，考察美国和工业国家使用了多少能源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将能源总量考虑进来。怎么能够这样做呢？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每单位的物质都包含了巨大的能量。然后，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只是将我们现在使用的能源的数量同当前“生产”的数量进行了对比。

这个小小的动词（指上文的“生产”——译注）改变了所有事情，因为它回避了一个问题：谁在生产？可用的能源并不只是坐在某处的电池，先到先服务。必须有人生产它们。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生产，购买和消费更多的能源。除非采取偷窃，能源消费国家不能夺取缺乏国家的能源。一些国家无力购买和生产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能源。这让我们很困惑，但是这种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和购买能源引起的。

难道我们没有破坏环境吗？

但是你可能会想：可能我们不会耗尽能源，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破坏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资源吗？我们的能源利用没有引起全球变暖，破坏整个星球吗？

这肯定是主流媒体的官方故事。但我们也应该仔细寻找人类引起全球变暖的证据，我们的结论应该基于真实的数据，而不是NBC电视台的Dateline节目。

分析问题：全球变暖

任何环境问题（真实的或者报道的），至少应该问如下4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与全球变暖的话题相关。全球变暖的核心话题在于人类通过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导致灾难性的全球气候变化，如果我们不立刻采取任何行动，后果会越来越糟糕。但是，对这种说法进行分析，它清楚地将问题和应该回答的答案同时捆绑到一起了（见上文右栏里面列举的问题）。

根据现有的证据，对“这个星球变暖了？”这个问题的谨慎答案应该是：“可能”。我们确实可能处于一个轻微的变暖趋势中，特别是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点来对比的话，比如说1870年（顺便说一句，比起1000多年前，我们现在已经相对凉爽很多，所以选择的基线不同，差别也很大）。这种变暖趋势的问题确实有科学上的共识。尽管有大量的争论，在其他问题上没有一致共识。[3]

有时候会大幅变化。当变化发生时，人类过去几千年有记录的历史气候一直保持奇怪的温和状态。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变化在已知的全球范围内自然气候变化中是相当好的。[4]

人类活动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又如何呢？是不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变暖呢？人类的活动是变暖的主要原因还是轻微原因呢？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但是有很多自然的过程可以减轻或者抵消这种温室效应。例如，二氧化碳的增加导致更多植物的成长，这反过来又吸收了多余的二氧化碳，这只是众多自然“反馈”例子中的一种，这导致对未来气候的预测变得相当难。

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和诱因，像能源输出的变化或者太阳磁场的活动。近来的数据表明火星也变得越来越温暖。[5]这可不是埃克森美孚、德士占和他们的“亲信们”引起的。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预测，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计算机的模拟进行的，而并没有导致变暖的直接证据。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对第二个问题最谨慎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6]

第三个问题气候变暖的总体影响又是如何呢？全球变暖只会带来的全部是坏处吗？不，并不是的。可能会给某些地方带来干旱，但是还会带来更温暖、更湿润、更有生产力的天气。

主张解决变暖的普遍政策的有效性又是如何呢？比如，在美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起的作用明显吗？不，一点也不。拿联合国发起的京都议定书举例，它要求参与国的年排放量减少到5.2%低于1990年的水平。官方估计到2050年当前的温度将会下降0.07摄氏度。但是，为了遵守该协定，全球经济成本将耗费数以万亿。[7]

相反，经济学家形成的“哥本哈根共识”已经就一系列全球问题达成一致，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全球变暖的关注。例如，他们估计将花费2千亿美元配备全球其他地区的供水卫生能力，这比《京都议定书》估计的费用要低50-250倍，而且将产生更大的效益。

《京都议定书》计划不会立刻结束。比如2009年12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目的为何？为了讨论一个新的类似《京都议定书》的协定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任何这样的协定一定会产生和《京都议定书》一样的问题。除非我们对实践虔诚的随机行为感兴趣，这种行为除了挥霍金钱毫无意义，还不如花费在其他领域，我们应该对《京都议定书》以及将来类似的试图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政府行政命令持怀疑态度。[8]

一些伪装的解决方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及其同类政策

不像一些坦率地旨在限制排放的政府控制计划，有的人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但是，尽管这是一种好的口号，这些计划（像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是强制性的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意味着限制了可以使用的能源。实际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是一种对生产力的征税。

在真实的市场中，受供求关系影响的价格限制了我们的使用量。所谓的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计划会强迫企业和消费者减少化石燃料基础的能源的使用，或从经营这些贸易的企业购买信用。这将会赋予未经选举的官僚机构巨大的权利，他们能决定某些企业被允许排放多少碳。通过对排放的强制限制，这些计划人为地将价格抬高，目的在于断绝我们使用化石燃料。通过这样的设计（如果没有说明），他们打算增加我们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

效果很容易预测：经济增长被抑制，失业增加，能源价格高升。能源成本的增加尤其伤害了低收入的美国民众，因为化石燃料的成本是他们开支中很大的一部分。

因为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已经不受选民欢迎，国会现在正在讨论是否继续支持。类似一些新的计划简单地打算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税，而另外一些计划，如“管制和红利（cap and dividend）”以及“管制和投资（cap and invest）”是真正的根本变化。

拿“管制和红利”计划来说，在此计划下，消费者通过拍卖他们的碳信用获得红利支票。你可能觉得这些支票可以抵消了该计划的成本。当碳价格上升时，红利支票也随之升高。但是消费者支付的能源价格也同样升高。此外，不管有没有回扣，高能源价格迫使企业缩减成本而减少经济活动，很可能会缩减劳动力，造成的伤害多少支票也无法弥补。

当然，如果这类政策真的能够保护环境进一步恶化，收益可能会大于成本。不幸的是，即使碳排放破坏了环境，这些计划却丝毫该表不了这种破坏。假定碳排放导致变暖，环境保护局的某位专家已经表示如果到2050年美国将排放减少60%，那么到2095年全球温度可能会减少0.1-0.2摄氏度。这太微乎其微了，60%的缩减比起任何的“管制或者其他（cap-and-whatnot）”计划来说已经是相当巨大的完成进度了——并且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

很容易看出这些碳-管制计划将增加使用化石燃料——汽油、煤炭以及天然气的成本。同时他们将抬高非碳类能源资源的价格，因为这类资源比起没有碳-管制的情况下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进行竞争。随着碳排放管制下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特殊税减免，使得可再生能源公司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相反地，这些政策将扼杀创新，导致对政府施舍的更多依赖。换句话说，这些计划事实上延迟了过渡到新能源方式的时间。

底线在哪里？碳排放的管制成本巨大，直接且一直上升，而相反地，收益微小，虚幻且遥远。

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经济自由

环境政策过于昂贵。社会学家一旦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就开始担忧环境。拥有四居室的房子，一天三餐管饱，两辆车和一只狗的美国人更容易发愁循环、表土流失以及本地水库养鱼的困境。住在棚户区的非洲人才应拥有更多的优先权来考虑。所以，繁荣实际上是环境问题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它的起因。

此外，我们这群过着舒适生活足以发愁这类事情的人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幸的人。我们应该小心不能采取增加不必要成本的措施，以防不成比例地加重穷人的负担，妨碍他们赖以解脱贫困的经济的发展。

仅将二氧化碳定性为污染物导致我们已经错过了现代社会中关于长期环境改善的所有好消息。几乎每一项措施，都表明比起过去我们会更加健康或者我们的环境会更加干净。[10]这些大部分不是因为政府对环境的控制，而是因为自由经济中自由的民众创建的繁荣导致的。

在发达国家，真正最重要的趋势——财富、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营养——和主要的环境指标——比如空气和水质量，土壤侵蚀以及毒性释放，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而并非变得越来越坏。[11]总之，一个国家越富强，环境的可持续性才越强。[12]

我们自从对最严重的环境问题解决并遗忘以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这仍然困扰着世界上其他的最贫困国家和地区。他们被细菌、病毒、害虫以及颗粒物质所侵害。我们已远离这些问题，现在却抱怨我们食物当中的未知的还未造成任何人致命的化学物质，以及发愁自来水龙头流出的纯净水，因为味道不如法国或者斐济的瓶装水。

在过去的50年，创新使得这个社会可以享受政治和经济自由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预期寿命的增长，甚至在贫穷国家。这种趋势仅仅在发生广泛战争的国家以及极其腐败和独裁的国家下降。[13]

当然，正因为情况越来越好不意味着环境像它应该的那么好，我们应该继续寻求解决实际的、众所周知的、有形的污染问题。

有时候，环境法规是良好的，但是往往，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法作用更加良好。例如，强大的私有财产的法律通常是鼓励民众采取环保行为的最佳方式。当我们自己没有被自己的行为直接影响时，我们趋向于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我们更倾向于保持自己浴室的清洁，而不是保持大气的清洁。

展望未来：能够负担的起的能源和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和能源使用要遵循的一般原则相当简单。我们应该利用经济意义的方式来节约能源，作为个人或者作为国家，我们应该对国内外开放能源市场。

下面是应该塑造未来能源和环境政策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1.在美国边境寻求和开发可能的能源来源。

我们应该利用比过去更安全更加有效率的技术开发美国所有的土地和水域。联邦政府已对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置了太多的限制。

例如，禁止在阿拉斯加北部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圈（ANWR）进行石油储备的勘探和使用。我们已经拥有获取这些石油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非常轻微的技术。在1900万英亩的储备上仅有2000英亩的钻井进行开发，没有理由担心会对野生动物造成任何破坏。

我们没有利用这类国内的能源，反而使自己更容易遭受价格大幅波动和外国政治性干扰带来的不稳定。石油卡特尔像欧佩克组织（OPEC）故意操纵供应以此来操纵石油价格。我们国内石油生产越少，我们对这类提供者的依赖就越大。

2. 避免适得其反的规章、指令和官僚主义。

一提到能源和环境，很多联邦政策都很“头疼”，毫无进展。当前提议的规章和指令的总成本应该同可能的环境收益相比较计算。官僚主义已经限制了炼油厂的扩张，新管道和输电线路的建设以及新电厂的建设。

一些关键的国内能源，特别是煤炭和能源，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能源独立——但是只有代价高昂的规章和程序要求被修订和取消时。当使用我们自己的能源变得如此难的时候，我们无法寻求摆脱外国供应商的独立。

3.寻求在经济上合算的能源独立。

从外国供应商自由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油并不仅仅是“财富的转移”。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是双赢局面，同时也是为了石油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税和保护主义从长远来看无助于我们。

如果我们从友好邻邦购买的能源比我们自己生产的要便宜，我们就可以遵从亚当·斯密的建议：

每个家庭的行为谨慎则整个王国的行为就不会变得愚蠢。如果外国能够提供价格低于我们自己制造某种商品，最好是购买它以及我们自己工业产品中的一部分，以某种我们具有优势的方式加以利用。[14]

当然，从不稳定和不友好的地区购买能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不希望资助恐怖主义政权，或者让他们在经济上要胁我们。但是我们需要从这些地方以某种方式追求能源独立，以便使美国人民的经济成本最小化。汽油税提高而授权或者补贴未经证实的可替代的燃油和车辆导致巨大的边际成本——甚至相当消极的后果。

让我们的燃料多样化，摆脱石油、国外和其他方式的控制的最好方法是遵循真正的市场激励体制，让私营部门以自己的权利发展替代品。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应该被限制在执行基础性研究，消除阻碍私营部门创新的规章和征税的限制。此外，我们应该消除选择国际化发展中的人为限制，比如乙醇进入美国的关税限制。

4.开发真正的替代品

在不远的将来，有一些时尚的替代能源却无法替代化石燃料。风能、太阳能和水电资源在边缘上可以有一些帮助，但是它们根本无法生产可靠的能源来推动我们现代经济的发展。其受限制是因为物理法则，而这些法则不是国会能豁免的。

乙醇的某种形态可以携带一单位的负荷，但是现在，国内的乙醇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它在价格上能与石油竞争仅仅因为它的生产是由纳税人资助的。如果它真的具有竞争力，就无需这样的资助。它也有可怕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推升穷人赖以生存的像玉米这样的食品价格。即使广告打得漂亮，乙醇也不是那么环保。

我们还不能完全替代石油。大规模的供电，只有一种昂贵的化石能源—核能，依赖于铀棒的裂变反应。法国现在70%的能源都来自于核电站。

遗憾的是，因为政府错误的政策以及误导性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危言耸听，核工业在美国胎死腹中。尽管我们仍然有20%的电力来自于核电站，事实却是在30年间没有任何人致力于为这个国家再建一座核电站。

尽管有坏的阴影，但是核能仍是安全和环保的。它不排放任何东西到大气中，这个国家商业化核能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伤害。合理的能源政策应该允许建设和使用更多的核电站。[15]

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

正如我们的创造性在市场经济中不断产生新的资源和技术，由能源消耗引起的真正环境问题也能够得以解决。比起接受政府对经济进行反生产力的强制监管，利用私有财产、经济自由和市场繁荣来改善环境是无比明智的。

如果我们考虑长远趋势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眼前，我们寄希望于稀缺性和创造性共同营造未来，就如果它们在过去所做的一样。我们最终会摆脱化石燃料作为主导能源的状态。像电力，已经有可替用的能源如核能——如果我们使用它。展望未来，一旦石油变得极其昂贵，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能够替代它的能源和技术。鉴于我们知道在自由经济中历史性的价格和发明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应该企盼一种解决方法而不是一场灾难，只要不忽视我们已知的事物。

总之，我们应该依赖市场和美国人的智慧，而不是适得其反的政府强制，以获取还未使用的能源，并过渡到新的能源利用方式。这不仅会保护美国长期的能源利益，同时也会促进良好的能源管理。

注释：

[1] Julian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4-167.

[2] 最近的两个纪录片说明了这个观点：《企业家的呼吁》(Acton Media, 2007) 和《终极资源》 (Free to Choose Media, 2007).

[3] Michael Asher, "Survey: Less Than Half of All Published Scientists Endorse Global Warming Theory," DailyTech, August 29, 2007, at http://www.dailytech.com/Survey+Less+Than+Half+of+all+Published
+Scientists+Endorse+ Global+Warming+Theory/article8641.htm .

[4] 参见 Guillermo Gonzalez and Jay W. Richards, The Privileged Plane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4), pp. 21-43.

[5] 参见 Kate Ravilious, "Mars Melt Hints at Solar, Not Human, Cause for Warming, Scientist Says,"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February 28, 2007.

[6]地质历史中全球气候变化的详细资料和可能成因，参见 Dennis Avery and Fred Singer, Unstoppable Global Warming: Every 1,500 Year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7]参见Bjørn Lomborg, "Kyoto's Misplaced Priorities," Project Syndicate, 2005, at
http://www.copenhagenconsensus.com/Press/Articles%20in%20English.aspx.

[8] The Copenhagen Consensus did a cost-benefit analysis to determine how best to spend $50 billion in humanitarian aid.哥本哈根共识做了成本效益分析已确定如何更好的花费这50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Their top picks were projects to prevent HIV/AIDS, iron deficiency in women and children, and malaria. 主要的话题在于预防艾滋病毒，妇女和儿童的铁缺乏和疟疾。在断定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后，京都议定书17种方法中有16中列举如何使用这笔钱。同样参见Bjørn Lomborg, ed., Global Crises, Global S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 "Obama: My Plan Makes Electricity Rates Skyrocket," YouTube, January 17, 2008,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lTxGHn4sH4.

[10] 参见 Bjørn Lomborg,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Measuring the Real State of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33.

[11] 参见Steven F. Hayward and Amy L. Kaleita, Index of Leading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12th edition (San Francisco: 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an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07).

[12] 参见 Lomborg,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p. 33.

[13] 参见 Simon, Ultimate Resource 2, pp. 223-273. See also the worldwide demographic data at http://www.gapminder.com.

[14]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 2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15] 美国能源法案是改善的一种方法。参见 Jack Spencer, "The American Energy Act Puts Nuclear on the Fast Track," Heritage Foundation WebMemo No. 2477, June 10, 2009, at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EnergyandEnvironment/wm2477.cfm, and Ben Lieberman, "The American Energy Act: An Energy Bill with Some Real Energy in It," Heritage Foundation WebMemo No. 2479, June 11, 2009, at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EnergyandEnvironment/wm2479.cfm.

                                                                    （刘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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