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始终摆脱不掉合乎逻辑但又实现不了因而对美国而言是近乎无限的战略目标。1965年2月13日，助理国务卿鲍尔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约翰逊总统汇报经国防部长讨论过的“关于在北方逐步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参战的无之解难题中又回到“美国面临与中国的地面战争将引起美国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争论”，认为“回想一下朝鲜战场的经历，一些美国人争辩说，只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大规模部队的战争，因为核武器使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 2月18日，在鲍尔的备忘录的基础上形成《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确认如果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越南战争，中国、苏联也将大规模介入。

    但美国最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3月8日，美军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在越南大规模展开。

    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社论，表明中国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派遣自己的人员，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同时也时刻准备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4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国出兵意志时同样的口气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他强调：“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将会扩大到中国。周恩来严厉警告美国玩火的危险，他声明：即使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切准备，但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4月8日，黎笋率团访问中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派遣志愿军部队的援越的请求。中越两国达成原则协议：中国将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5月16日，周恩来向来访的越南南方“民解阵”领导人重申，只要越南需要，中国将如同入朝参战那样入越参战；中国边境省份已作好了准备，整个中国也作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无法限制了；美国打空战，中国就可以打地面战。 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志愿军工程部队和高炮支队从广西云南奔赴越南战场，1966年8月，周恩来向范文同建议，中国可派出100名军事专家，组成小组，深入越南南方帮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1967年，中国领导人甚至答应北越领导人，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中国也将向北越提供核炸弹，以破坏美国在南方的军事基地。截止1967年，中国在北越的志愿部队人数达到15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提供军事和物资的援助也在急剧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地对空导弹及3000名军事技术顾问。

    与朝鲜战争不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一出兵，美国就开始准备后撤，而这次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一旦出兵，美国就会又面临着麦卡锡时代曾出现的“谁丢失中国？”的责问。因而，战争一旦开启，美国政府就没有退路，美国参战的合理性的论证迫使美国人必须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国防部长麦克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文件针对中国以确定“在越南的行动方针”，文件认为：

    美国的战略。关于2月份决定的轰炸北越和7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部署计划，只有它们有助于长期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才有意义。中国——像1917年的德国，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苏联——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其威胁在于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遥远但更危险的是，把所有的亚洲国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美国长远的政策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一种直觉性理解基础上的，即认为亚洲的人民和资源能够很有效地被中国或中国人组织的联盟动员来反对我们，而这一个联盟的潜在力量能够迫使我们处于守势，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种直觉式的对安全威胁的理解融合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美国应该行动起来，它是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保持相同发展方向的需要。我们会走向经济上的富裕，走向开放的社会，走向与各国进行合作；我们继承的角色和我们已经为自己选择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它们沿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前进。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充满敌意的国家——不论是德国、日本、苏联，还是中国——被允许和我们相反的意识形态去组织它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而我们领导者的角色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一个遏制中国的长远努力有三条前线（意识到苏联在北面和西北面“遏制”中国）：（a）日本—朝鲜前线；（b）印度—巴基斯坦前线；和（c）东南亚前线。今天要决定在人力、金钱和国家荣誉上做出巨大投资的话，只有在考虑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持续的平衡努力和其他两上重要的前线以后才有意义。亚洲的趋势是朝着两个方向跑——因而也不利于我们的利益；没有理由对我们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打造我们的盟国和联合战线（特别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过度悲观，这将防止中国实现它的目标，直到它的热情衰落下去。这而，这个工作——即使我们能够把一些责任转移到一些亚洲国家身上——将继续要求美国予以关注、金钱、以及有时不幸包括生命。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产党的军队突袭了在波来古（Pleiku）的一处美军基地。约翰逊下令实施大规模轰炸计划，该命令于2月28日生效。“美国的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也未见成效。约翰逊取消了目标选择上的很多限制，但仍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表明，轰炸对北越士气或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1965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机次为35000次，1966年为79000次，1967年为10.8万次；同时投掷炸弹的吨位分别为63000吨、13.6 万吨和22.6万吨。此间美国似乎因朝鲜战争对中国参战有神经质式的担心，担心中国突然“从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国务卿钱尔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

    很明显，加速中国正式介入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作为开端的突破口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不幸的是，我们也许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能找到它。

    我们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没能正确把握战争开始的突破口。直到30万中国军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意识到与中国的战争开始了。

    1950年10月在朝鲜，我们对于中国的意图面临同样的问题。情报机构那时自信中国不会介入，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一场对话的内涵：

    “杜鲁门总统问麦克阿瑟将军，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鲜一边参战？”

    “麦克阿瑟将军摇摇头说：我可以说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有几十万人在鸭绿江边，但他们没有空军力量。如果他们试图过江，我们的空军部队会屠杀他们的。可能最多6万人就可以做到，我们的步兵能轻取他们。我预计朝鲜的空中之战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可以让士兵们回家，至少在圣诞节前到日本。”

    就在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时，已经有10多万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北朝鲜，另外有20多万人准备跨过鸭绿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万中国士兵投入战斗，而南朝鲜、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达到了顶峰，超过了100万人。

    约翰逊及其顾问们对批评无动于衷，战争持续升级，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的军事努力徒劳无益”。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也开始后退。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研究报告就“美国的基本战略选择”提出看法，认为：

    为应付中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我们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所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优点。

    今日的北京政权正处在革命时代的曙光之中。毛离世之后的新时代与正在消逝的时代如何不同，这一点现在无人能说出，但变化迟早要来临。

    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1967年春，曾坚决支持越战升级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承认升级未能达到主要目的，建议总统停止或限制轰炸。后与约翰逊意见不合，麦克纳马拉离开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在政府内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 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转而推行“战争越南化”——实质是准备从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宣布美国从南越撤军的三个基本条件。5月14日，尼克松就越南战争发表演说，称美国在南越仅追求有限目标，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十点全面解决办法》，愿意在年内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国军队。9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结束越南战争。 1973年1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巴黎协定》（即《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5年，越南军民发动旱季攻势，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

    美国自北方战线即朝鲜战争之后，又在南方战线即越南战场上再次遭到失败，其主要对手还是同一个中国。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在越南投入更大，败得更惨！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朝鲜战争是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几乎由美国独立承担的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区域性战争。 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曾在杜鲁门总统面前以嘲讽的口气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出的疑问。他说：

    印度支那的局势令人费解。法国人有15万人组成的最优秀的部队，指挥官是声誉最高的。他们的军队是我们在防御带的两倍，对抗他们的力量只相当于北朝鲜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消灭干净。他们本可以4个月内把敌人消灭，可是近来我们看到出现了僵局。这提出了一个更引人关注的问题。法国军队的能力和质量如何？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表现不佳。现在的法国士兵的水平令人怀疑。如果法国人不打算战斗，我们是表示反对的，因为防御欧洲的任务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印度支那拥有法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

    令美国怎么也没料到的是美国军人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人交手后得到的却是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同样结果，这个结果将麦克阿瑟的话改动一下就是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拥有美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麦克阿瑟提出为什么在越南法国会失败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此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鲜美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

    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48/2号文件（即《美国的亚洲政策》） ，其中已将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研究结论即使在今天美国人的视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

    是美国没有政治和外交资源吗？也不是。可以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对联合国拥有巨大影响力，当时事关朝鲜的几个联合国决议在美国操控下均获得通过。

    那么，为什么在这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战争中失败的竟是强大的一方呢？

    a. 战争目标没有相应的战争资源支撑

    读读美国当年的文件就不难对美国失败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1950年11月3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斯图尔特在写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的备忘录中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提出他们的评估，认为：

    国务院中国事务科深切关注到目前恶化的北朝鲜局势，我们卷入与共产党中国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列出这种事态为我们带来的种种军事和政治问题，与共产党中国的重大冲突违背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种冲突只会使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人受益。我们心里应该想到：要是与中国的战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种悲剧，是可能给美国带来灾难的事情，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尽力防止出现这种局面。

    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要求对这场战争作出评估，他们在写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话说得更明白：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苏联的设备，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

    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

    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

    最后参联会得出结论：

    应该把中共在朝鲜进行干涉的问题作为一个紧急问题尽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最好是通过联合国解决，就我们的意向，通过我们的盟国进行直接谈判，与中共政府组成临时委员会以及通过其他可行的方法让共产党人放心。

    12月1日，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认为苏联人知道朝鲜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其次是失去朝鲜可能会威胁到日本，并且也许会最终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但西欧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宁可看到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也不能失去西欧。J.劳顿·柯林斯将军“强烈反对舍曼上将关于守住朝鲜的观点。认为即使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朝鲜也“一文不值，因为俄国人占有海参崴和另一侧的阵地”。他认为对付中国出兵除了“只有使用或威胁使用原子弹”，美国实际上无计可施。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

    从获得的所有估计来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有两种方式阻止这一能力成为现实：一种是敌军认为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自动放弃；一种是在那战区投入大量额外的美国军队，不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严重妨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入，包括影响日本的安全。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为朝鲜获得大量额外部队是不可行的。我们相信，朝鲜不是一个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我们还相信，我们不应在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我们剩下的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到对抗中共部队的行动中。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参战不久就意识到美国全面卷入这场战争的危险性，但是由于美国将美国的军事行为与所谓“道义原则” 而不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国家利益相捆绑，使美国骑虎难下。中国出兵没有几天，美国政府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 的问题。马歇尔说：“接受停火会表明我们十分软弱。”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时在白宫就朝鲜问题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柯林斯将军、海军部长马修斯、海军上将舍曼及国务院、财政部等方面人员。马歇尔已开始考虑退出战争问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的联合国义务，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卷入在中国与中共的全面战争。”他再次强调了其他陆海空三位部长的观点“即我们不应与中共发生战争”。会上，参联会也支持马歇尔认为“我们不应被拖入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副总统在会上问总统：麦克阿瑟将军是否作过让军队在圣诞节前回家的声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么。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令美国尴尬，表示美国必须想办法回避它。副总统说，中国可能投入了比现在估计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国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回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应考虑美国“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国务卿艾奇逊说也许应该告诉麦克阿瑟：联合国和美国的观点是，“他没有必要占领那一地区，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冲突。我们无法在朝鲜击败中国人，他们可以比我们投入得多。最后杜鲁门总统批评“有些人宁可看着国家垮也不愿政府取得成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有一部分确实这么想”。

    12月4日，杜鲁门会见英国首相艾德礼讨论朝鲜问题并诉苦衷：“美国在东方和西方负有责任，我们自然首要考虑欧洲的防务，但是我们同样对朝鲜、日本、菲律宾负有责任，正如英国对香港和新加坡负有责任一样。”艾德礼看到西方人的弱点，他说：“我们没有十分强大的部队”，“就英国而言，他们几个月都不可能调任何军队去那里”。艾德礼劝杜鲁门：“整个问题十分严重且十分令人厌烦。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也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英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面对过一些艰难的局面。”在他看来，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于东方，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在西方处于攻击之下，毕竟西方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战场。” 杜鲁门与艾德礼“他们讨论了原子弹及其使用问题”。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兵后的朝鲜战场已无计可施。

    1951(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