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普遍化与弥散化，其实是“压缩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过去一切熟知的生产与交往模式。松弛的城乡分立格局、全面市场化的劳动力流动、单位体制的废弛与社区的再造，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复杂组合，这一切都宣告了过去那种以人为分割、二元对立、呆板机械的定点治理模式的失效。中国正迈向一个结构多元、功能分化、利益交织的高风险社会形态。正如强世功所言，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其实是转型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反映出中国正从表面的市场改革向深层的社会转型过渡。

但是，我们还不太习惯于如何迎接一个利益多元、矛盾多重的社会的到来。不管是摇摆在绥靖和严控之间的政府的无所适从，还是公民对抗国家的悲情化的舆论想象，似乎都在规避和躲闪着什么。陈鹏和朱静辉都试图为我们展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复杂中国。在城市社区，业委会与基层政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之间，形成了多重的互动关系和权力实践；在农村社区，农民与地方政府、村委会、征地企业与地方混混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动员和抗争机制。这一切都反映出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格局。正是在这多元的利益斗争和博弈过程中，释放出了多种矛盾形态，并引发出各种集体行动和群体性事件。

但另一个方面，现代转型的普遍难题无法掩盖中国治理的特殊困境。反映在治理主体一方，敌我对立的革命治理思维依然强固；反映在利益主体一方，高度道德化的浪漫主义想象十分普遍。这一切都推动常态的利益冲突向激烈的政治性冲突转化。正如林辉煌所揭示的，传统信访体系的治理策略，试图让民众向更高级别的权力持有者展示自己的冤屈以求获得拯救，但这也往往使地方政府成为具体的原罪承担者，而一旦“青天”需求变得日常化，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就会失控，乃至难以为继。

对此，强世功将之归结为“游戏规则”的缺位。正因为多种利益博弈无法获得制度性的常规化，利益诉求难以有效整合，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无序性爆发。但从另一方面，治理失控的危机，也在于怨恨机制的转移、转化和展开机制的失败。社会治理其实不仅仅是如何平衡利益的问题，而必须重视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干预。只有通过“去政治化”的治理机制的转化，将正义焦虑予以疏导和分散，通过多元价值的相互竞争，淘汰和边缘化激进意识形态。通过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激活传统的文明价值，建立起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关键是，如何建立灵活、机动和有效组合的治理策略，隔离、阻断、分化、转移、展开必然的冲突和矛盾，防止归责体系的无限追溯和延伸，进而防止由“治理性难题”演变为“正当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