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基督教介入村庄社会与政治事务

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水平。为此，要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弘扬求真务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的作风，以维护农民权益为重点，围绕党的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 [1]

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的水平，前提条件是，当在农村始终拥有坚实的领导权，除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对北方农村的调查报告指出，基督教已经或试图介入村庄的社会和政治事务，实质是与党争夺农村的领导权。

无论从组织化程度、组织严密程度、组织感召能力，还是从农村的声誉和评价，基层党组织都无法与村庄的基督教组织相提并论。河北某村一个跛脚传道人对调查者说，只要他一挥手，在全县范围内可以号召上千教徒。河南B庄的老书记认为，村里基督教负责人聂起会，一个40岁的中年妇女，初中毕业，家境贫寒，要比村党支部书记还要有“材料”、本事还要大。现在村一级政权（党支部和村委会）几乎处在瘫痪状态，长年不组织开一次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或者根本组织不起来。有的村庄30年没有发展过新党员，人们戏称党员开会为“两颗门牙开会”。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声誉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税费改革期间，因乡村出现严重的治理性危机而散失的，至今无法恢复元气。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机会少了，村两委基本上成了乡镇的办事机构，只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基本上不主动建设村庄或介入和关注村民之间的事务，更谈不上介入村民的家庭私事。就连村民之间的纠纷也多往乡镇一级推脱。[2] 村级党组织失去了对村庄的社会管理职能。但是，社会转型期的事情却并为因此而减少，市场化和农户经济的个体化使得农户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农村社会各种问题和危机潜伏。因此乡村两级政权并没有因税费改革而得到农民的重新认可，反而更加坏。

在基层政权进一步退出村庄事务、声誉日跌的时候，基督教则主动介入进来，弥补了基层政权留下的管理真空。承上文所述，基督徒之所以敢于脱离村庄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互助和交流圈，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教会里获得一定的帮助。

基督教介入村庄的社会事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农民日常生活功能的补遗

例如教徒之间的互助与换工，能够在家里劳动力外出或农忙的时候及时完成农活。安徽调查点的章孝兰及其他基督徒就经常与教友换工插秧，在帮工时大唱圣歌，种子化肥等信息也在此时相互交流。再如教会对老弱病残孤独者的照顾上也获得村民的认可，各地教会都会组织教友为孤寡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为临终的老人祈祷，为逝者请乐队做追思礼拜。这在一个日渐冷漠、各顾各的农村社会成为异样的风景线，即使不信教的农民也特羡慕。鄂南农村的教会还帮助辍学学生在教会完成义务教育。他们招收因家庭贫困而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免收学费与生活费。表（九）和表（十）都显示因病加入教会的教徒有近60%，说明大部分人相信信教能够治病，而且教会也宣扬这个。事实上许多教会都办有医务室，专为教友提供医疗服务。有的教会不仅会选派教友照顾病人，而且还出钱出资为病人治病。教会对病人在诸多医务、金钱和精神上的支持，为其声誉上的改善、获得人们的认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教会组织介入村民之间的纠纷解决

首先是基督徒之间的纠纷必然由教会来解决，比如教徒家庭里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教会都能顺利介入，甚至有的纠纷是传道人亲自上门解决的，这给教徒极大的信心。教徒之间的纠纷一般不会求助于村干部或乡镇司法所。在鄂南仙崖村，发生在教会内部的一起强奸案件甚至被教会系统私了。其二是基督徒与普通村民的纠纷，不仅教徒愿意在教会里解决，而且普通村民也相信基督教会给个满意的答复，至少不会有偏袒。其三是普通村民之间的纠纷。在基督教传播较为广的北方农村，如河南兰考一带，普通村民间发生矛盾也倾向于找邻近的教会、聚会点负责人出面解决。B庄教会负责人聂起会在村庄里属于边缘性人物，但在当地教会和村庄妇女群体中却颇具声望，因此不仅教会内部教徒间的矛盾往往由她出面，而且村庄未信教妇女、邻里间发生争吵，她也能够介入并圆满解决。

3.教会以村庄道德建构者自居

当前农村普遍出现道德伦理沦丧的社会局面，有学者甚至将诸如子女虐待老人、妇女卖淫被村庄认同、丧事上跳脱衣舞、为了享受而离婚等现象概括为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当普通农民无暇顾及伦理、又感叹世风日下的时候，基督教却给人以道德至上的形象，令人刮目。甚至基督教异端邪教组织在道德方面也毫不逊色。欧阳静调查的江西F村，地下基督教的善举正是其获取合法性资源的手段。地下基督教宣传“行善”、“爱人”、“纪律”，并利用合法的“三自”爱国基督教以混淆“地上”和“地下”基督教的区别，从而争夺宗教市场。地下基督教向外界展示的“纪律”几乎符合传统中国人行为规范的所有美德：忍让、节俭、孝顺、讲诚信、做好事、行善德，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并以禁忌的形式规定教徒不能赌、不能贪、不偷、不抢、不奸、不淫、不骂人、不打架等。这些“纪律”给人的印象是，做一个基督教徒就是做一个“好人”。这些道德言辞一般都公开地、心存慈善地四处宣扬，以为其组织获取合法性与正当性。即使在F村，虽然村民忍受不了（地下）基督教徒的“数典忘祖”，但对教会宣扬的“纪律”，大都数村民采取宽容甚至赞扬的态度。

基督教通过对村庄社会事务的介入，在农村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和美誉，不仅普通村民认可了基督徒的行为，对基督教怀有好意，为基督教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心理基础，就连乡村两级的行政干部也觉得基督教是个好东西，至少是可以为其所利用的。不少乡镇干部认为，基督教多的村庄治安状况就好，刑事案件和纠纷少，无须干部们操心。湖南娄底某些乡镇长还向政府申请在本乡镇大兴土木修建教堂，以完善其治理功能。若在乡村党组织与基督教教会进行选择，村民毫无疑问会投向基督教。B庄基督教信徒每年的增数接近10%，可以说明普通村民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

随着基督教信徒在村庄中壮大，村庄政治权力中枢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一股不可小觑、亦绕不开的力量。即使基督教尚未主动介入村庄政治，村庄政治也不得不将其纳入政治体制，操持一部分村庄事务。在河南调查点，东村天主教在此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2006年该村成立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其成员由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党员和部分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其中驻村干部和村民代表都认为应该将天主教会长、副会长吸纳进来，因为教会在东村已经成长为较大的力量，教众占总人口的20%，其负责人能够比较容易地号召、动员教会力量，有利于村里工作的展开。 而在江苏不少行政村，在村委会选举中，由于基督教信徒较多，从而使原本确定的候选人未能选上，而把基督教信徒选举出来担任村委会主任。[1]

总的来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督教教会尚未主动介入村庄政治，但其承担着大部分本应该由村级政权和政府来做的社会事务，而在农村获得极大的声誉，为其快速发展信徒、动员农村力量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正在一步步地散失对农村的真正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