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特点

根据上文对农村基督教传播的途径和方式的叙述，以及数十份村庄调查报告透视，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基督教的传播注意回应转型期社会的需求

上文谈到，转型期农村出现社会结构性紧张，表面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矛盾层出不穷，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生气”多，人们疲于应付这些矛盾。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注意将《圣经》中的教义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些紧张关系结合起来讲道，回应人们安定心理的需求。如在窑店教会查经班、做礼拜时，讲道者除了对教义本身的讲解外，为了适合信徒的文化水平，他们的讲解往往从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入手，具有生活化的特点，涉及最多的是家庭生活和如何为人处世，评判标准依然是《圣经》上基督讲的话。因此，有些信徒才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教训人学好的宗教。

 

为了回应社会需求，应对信徒信教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更好地传教，基督教还鼓励教徒编写灵歌，其好处是直抒胸臆、浅显易懂、便于记忆。灵歌《莫生气》直接回应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生气”：

 

生气是个病，越气越重，那是魔鬼来加害，暗地把人坑，它教唆理鬼住你心中，光说人家不对，叫你把气生（阿门）。 [1]

 

灵歌针对的问题紧跟时代，例如婆媳矛盾在80年代婆婆占上风时，它首先要调整的是媳妇对待婆婆的态度，从媳妇自身入手，改造媳妇，结果是使媳妇放弃对婆婆的反抗，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屈从于婆婆。而到了2000年后，媳妇在婆媳矛盾中占上风，此时规劝的是婆婆，让婆婆放弃以前的“臭架子”。

 

做见证其实也是一种回应社会问题和需求的方式。做见证讲述的神迹除了生病好了、庄稼收成满意、小孩考学成功外，大多是“不再生气了”，紧紧围绕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改善，如夫妻不吵架了，婆媳关系变好了，邻里之间纠纷少了，等等。

 

基督教回应社会问题和需求，安定了信徒的心理，使其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其角色和地位的安排，放弃争夺和反抗。基督教通过这种方式传教，一方面使农民教徒更容易接受其教义和规范，另一方面安定了他们的心理，从而更可能留在教会里。

 

   二、传教首先从边缘性群体着手，再逐步年轻化、知识化、高阶层化

基督教的传教对象首先是农村里的弱势群体，包括老人、妇女、贫困家庭、低知识阶层等。基督教会以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物质救济、教育等服务，适应他们的实际需要，迎合他们的功利宗教心理，从而使得部分人逐渐改变了对基督教的认识，甚至加入基督教。我们可以从信徒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看基督教农村传播的这个特点。下面是1989年河南信阳县农村基督教信徒的情况：[1]

 

表6、表7、表8显示， 50岁以上的占59.3%，女性教徒占83.9%，文盲教徒也超过了半数，说明农村基督教早期的传教主要是从农村弱势群体入手。

表6：

 表7：

 表8：

但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逐渐扎根，迅速获得合法性后，传教对象就不再仅限于上述人群了，而是有向年轻化、知识化、高阶层化传播的意图和趋势。有三类人群是基督教信徒最希望拉入教的，一是村庄的政治精英，二是中小学老师，三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这些人在村庄里都有一定影响力，若说服他们信教，将对基督教是个巨大的鼓舞，会获得更大的声誉，且这些人都具备相当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对教义的解读更正规，基督教也需要这样的信众来提高自己的品位和传教能力。

 

   三、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具有极端不宽容性

基督教是一神教，排斥其他信仰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对异己进行恶毒性的攻击和诽谤，表现出极端的不宽容性。

 

农村民间的传统信仰具有神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的特点，信仰十分地宽容，人们即使是在最初接触基督教时也并不反对，人们普遍持“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允许信基督教”观念。南方农村对基督教不拜祖先表现出不快，也并不排斥他人信仰。其实正是传统信仰的宽容性，给予了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空间。

 

但基督教进入农村场景却并未显得宽容，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霸道。基督教将农村传统的佛道信仰和鬼神崇拜贬低为拜偶像，将它们一概打入魔鬼的行列，认为只有信仰基督才能得就，拜偶像是魔鬼上身，最终要下地狱，而且不信教的人也要下地狱。在日常生活的道德宣传上，基督教信徒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楷模，而其佛道和传统信仰者则被冠之宣传“封建迷信”。在基督教看来，烧香是第一大禁忌，要反对。有些积极信主的人，见了信佛的就会劝，“我说要你赶快忏悔祷告哦，等大审判时下地狱，就惨了，“一个神压倒众多神，你那个神不好”。毕竟劝一个就是结一个果子，于人于己都好。若劝不好的，就要批判表立场，烧香烧纸的行为是被批评的靶心，“你们信佛的最浪费”，“烧纸也很假，生前对上人不孝，人死了哪里能收到钱？”“烧香烧纸不环保，国家都反对”。 [1]

 

一旦基督教在某个村庄占据主流，它的教义宣传和不宽容的特点就会给信仰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人带来巨大的压力，使其他信仰形式变得政治不正确，传统信仰形式在基督教的氛围里越来越不具备合法性，信仰空间被压缩。而且同时基督教也给不信教的农民带来心理压力，不仅是道德的落后者，而且是信仰的落后者。

 

因此，国家的宗教自由政策，在农村基督教的氛围里就成了信仰基督教自由，信仰其他宗教不自由。我们将基督教的这种极端的不宽容性和排斥性称之为“信仰霸权”。

 

    四、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极具韬光养晦的战略

与西方宗教在中国近代传播一开始就试图进入公共权力领域、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狂轰烂炸相比，基督教近30年的传播更具有韬光养晦的战略性。一方面是当前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并不急于介入村庄公共权力，而是与公共权力保持着较远的距离。不仅基督教内部将自身打扮成一副弱势群体的猥琐形象，称自己发展的信徒都是老弱病残，是一种拯救行为，而不是图谋纠集成伙，更何况自己的宗教教义是保守性的，不具备任何进攻性，因此不会给政权机关带来冲击。宗教管理部门亦持此种态度，他们认为基督教不构成影响社会问题的力量。第一，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并不虔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治病，或者遇到了人生难以逾越的其他问题才走进教会的，是实用主义的，因此不可能去与政府对抗。基督教内的精英人物也只是为了在正常的系统之外追求权力，并不一定信仰有多虔诚。第二，基督教内部是分裂的，不可能像法轮功那样有组织性。基督教不直接介入村庄公共权力的这种姿态，给宗教管理部门和乡村干部带来的一个错觉是，基督教即使人数发展到一定数量、具备一定力量，亦只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对象，它不会觊觎公共权力，更不可能对党在农村的领导权构成影响。事实上，作为农村的两大组织性力量——共产党与基督教，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人们的认可度，前者都无法跟后者相比，且后者呈蒸蒸日上的趋势。

 

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对自己的教义和规则作了适合中国农村的调整，即寻找某些细节上与中华传统文明相契合之处，并从此入手。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传统道德的创造性依从。当前农村出现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子女不孝顺、虐待老人、兄弟反目成仇、邻里关系紧张、做小姐成为光荣的“事业” 、离婚比结婚来得容易，等等，都表现出一种严重的道德失序现象。 为此，不少人感叹世风日下，却无力回天。而此时基督教却扮演着传统道德守护者和重构者的角色，在孝道和各种伦理方面遵循得有条不紊，成为农村的一道风景。在南方农村尽管对基督教不要祖宗很反感，但对基督徒恪守道德伦理做法还是十分认同的。许多村民说：“他们提倡做好事，关爱人，不吵架不骂人，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并且，这些要求，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1] 基督教传教过程中的调整有些地方还表现在对祭祀祖先的宽容上，即为了适应农民对祖先强烈感情的寄托，允许对祖先的纪念，但应遵从基督教祷告的规则，而非烧香放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基督教的厌恶。

 

基督教（西方宗教）对传统文化的部分顺从，并不意味着着传统文明（乃至说中华文明）在同化它，即所谓的“中国化”。事实上，此时农村传统的文明已经碎片化，不构成统一的体系，根本无法应对外来的冲击，基督教进入这些碎片里头，其实是更容易从其内部进行更为破坏性的肢解。例如对祖先哀思的祷告，其实完全屏弃了传统上认为祖先是神的观念，使这种形式变成仅仅是“纪念”而已，退却了宗教色彩，对传统信仰来说是釜底抽薪。又如对孝道的理解，也是从基督教内部弟兄姊妹平等基础上来谈的，若公婆不是基督徒，则完全可以从异教徒、魔鬼的角度给予抛弃不顾。安徽方祠村的魏婶因在母亲丧葬上与信基督教的弟媳发生冲突，丧葬最终是按照基督教仪式办理的，但并没有因此与弟媳断绝关系，毕竟老父亲还要靠弟媳妇服侍。2007年，魏婶70多岁的老父亲跟着儿媳信基督教了，儿媳威胁老人说“若不信主，他老了就不给他热闹”，也就是不给老人办理丧事。老人只好强迫自己允许儿媳在家挂上十字架，并加入基督教。[2] 

 

因此，无论是不介入公共权力，还是对某些传统文明碎片的遵从，表面背后的实质是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战略性考虑，不存在基督教的发展不构成对党在农村领导权的威胁和不介入村庄政治的说法，更无法证实基督教的传播有“中国化”之实，传统文明的碎片正是在这种看似“中国化”的借用中被无声无息地侵蚀殆尽。

 

   五、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特色

在西方，基督教最主要是触及人们的超越性和本体性需求，给予人们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解答。它的许多教义与规范都与中国传统信仰和生活习惯相违背，因此，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基督教案和宗教冲突十分普遍，在20世纪的前期甚至还发生了广泛的“非基运动”，可见巨大差异的两种文化在遭遇对方后，反应都很强烈。但是，此次大规模的农村基督教调查，农村虽有因基督教传播带来的两种文化的某些冲突和矛盾，但与历史上的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前似乎和谐的状况，与基督教日趋强势、合法性提高、传统信仰体系逐渐瓦解有关；亦与基督教在农村传播过程中一改近代恪守呆板教义、教规的做法，注重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适应人们的接受心理，尽量避免摩擦有关。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本土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基督教进行功能性包装

 

人们往往是按照传统的信仰方式来选择基督教的，中国传统信仰有一下基本特点，第一，满足日常功能的特性。马庄的宗教信仰多是为了满足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功能而采取的某种持续性或间隔性的行为。第二，神的多样性和神的可选择性。民间信仰功能性的特征，衍生出后一个特点──神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择优性）。民间信仰不存在主导的神，不同的神满足不同的功能，或者有的神满足诸多的功能。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神和神的组合来满足自己不同的功能需求，而选择的标准是神能力的强弱。多数人对于诸多的神像、庙宇、道观的态度不是彻底放弃某神、坚信另一神，而是多神杂糅在一起信，见庙烧香，谁也不去得罪，既给观世音、关公下跪，也去张良坟许愿，到包公庙也拜一拜。只是对人们普遍传说灵验最大的庙宇和神像投去更多的选择。第三，包容性。正是因为民间信仰的功能性、神的多样性与可选择性的特点，使其在信仰实践中极具包容性。

 

基督教选取和吸收了传统信仰功能性的特点，以此来吸引教徒，而对其他特点则是排斥。因此，我们看到，基督教教会里较少有“平安信教”的教徒，大部分是为求某种功能需求而进来的，如为了避免生气、为了治病等。基督教的功能性包装，为人们满足功能需求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加上教会宣扬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力量无比，比其他神更加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人们在功能性信仰的基础上就优先选择基督教。人们因功能需求加入基督教，随即教会就会进行心灵和精神的洗礼，从文化本质上对教徒给予彻底改造。

 

2.传播途径和手段的本土化特点

 

这方面主要表现在通过亲属、家庭、家族和熟人关系网络进行教义宣传和教徒吸引上。基督教教会充分利用地缘、血缘、业缘和趣缘等传统农村社会资源传教。

3.对传统文化和节庆给予一定的容忍或创造性吸收

 

农村诸多的群体性活动、仪式和节庆都与传统信仰紧密相关，基督教在保留它们的形式的同时，对它们进行了为其所用的改造，以适应人们的惯习。例如上面讲到的祭祀活动，基督教不再限制教徒参加，而是通过基督教的仪式进行，从而是信仰变成了纯粹的哀思。又如农村习惯春节贴对联，基督教教会也印刷与教义、教规内容相关的对联，既满足了人们张贴对联的习惯，也达到了宣扬基督教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