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的方法不仅从乡村而且也从城市的反传统中获取灵感。正如杰弗里？瓦色斯特姆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者组织群众集会，呼喊口号，举行公众游行，在街边发表长篇的攻击性演说，并且张贴谴责性的布告。工厂的工人也从各种各样的、显然仍然适用的斗争遗产中受益良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造反派领导人王洪文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呈现的工人暴力场景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大会非常类似，这显然并不是巧合。发生于1925年的这次工厂事件，工人们诱骗一个可恨的工头参加群众集会，在集会上他受到了公开批判。这个倒霉的工头被逼在人群前跪下，手被绑在背后（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有名的“坐飞机”的姿势），一顶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胸前则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打倒叛徒和走狗”。这一场景的照片被贴在工厂的大门口以示警告，以免其他没有职位的监工接任他的位置。

　　梁恒对他亲眼目睹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大会的描述，表明文革明显地沿用了先前的斗争手段：

　　“每天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有大有小，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批判会叫做”游街“。这非常像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后对待地主的方式（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甚至比他们更残忍。

　　高音喇叭把我们全都叫了出来，批斗会在几分钟后就开始了。一队造反派领着大家喊“打倒资本主义走资派”和“毛主席思想万岁”。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约十个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像一条串起来的珠子一样被绑在一起，手也是绑着的。他们都戴着纸做的四角形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私生子或者我是白痴，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行的木牌……

　　这些资本主义走资派跪在台上，双手被一条长绳子绑在背后……他们不得不背诵攻击他们的大字报。批判会就这样一开又开，而一旦有谁犹豫了一下，就会有人高喊，“让他坐飞机，让他坐飞机”。此时，造反派就会不断摇晃绑着他手臂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讲堂顶部的一根管子上，于是，他像被绑着翅膀的蜻蜒一样在空中痛苦挣扎。“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是对早期革命榜样非常近似地模仿，那么文革在本质上已经非常地不同了。由于文革中大多数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地主和资本家已经被消灭了的社会语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制造出一种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来。

　　文化大革命作为实施这些暴烈行为的催化剂更加依赖情感革命，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早期群众运动的情况。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据，文化大革命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当斗争的矛头指向他最喜欢的一位姓李的慈祥的好老师时，曾经当过红卫兵的高原（音译）描写了他矛盾的情感：“我试图将我对李老师的好感放在一边，而只注意他的罪行。最近的一张大字报控诉他想要‘颠覆共产主义天堂’，回到原来的旧时代，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当我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恨李老师，虽然我仍然在某些方面喜爱他。”

　　人的情感的可塑性和矛盾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苦难经历中某些令人更为吃惊的维度。王友琴对红卫兵暴力的研究清醒地指出，仅仅在一夜之间，受人喜爱的老师就可能变成令人厌恶的斗争目标。并且王还指出，一些最为残忍的发生在教室中的酷行往往是一些高干中学里的女孩子们干出来的。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女孩突然间转向暴力，确实令人吃惊，但这并不难理解，少年人的狂暴的情感促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狂热，他们正是以此来完成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

　　情感工作从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就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上，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暴力行为和情感解放之间的联系在革命过程的初期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被指认出来了，或许这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迷恋无政府主义理念的产物。

　　当共产主义者开垦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之时，他们就能超越恐怖主义而转向群众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使用暴力不重要，但是也从未放弃对于情感工作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令人兴奋的群众激情服务于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中共的领导们确实应当感谢那些西方社会学家刚刚才开始懂得的东西：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却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

结语

　　用中共在发展和完善群众运动的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来解释他们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无疑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并且，它同样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间的主要不同。虽然斯大林满意于依赖秘密警察来实施他的清洗政策，但是毛泽东却坚持需要群众的参与。他认为，这种广泛的参与，对于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连续性是必要的。此外，毛泽东也相信，产生于政治运动中的情感热情也能够被应用于经济发展之中。人民群众在接连不断的压制“反革命分子”的浪潮中将会不断地受到鼓舞，从而以新一轮的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去。情感工作的艺术在毛的时代一次又一次被反复实践，显然，“阶级斗争”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时期的事件而存在，给时代打下烙印的是一个更为随意的经济和政治整合。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遗产继续被用于塑造国家权威和普通公民的行动。

　　在当代中国，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承担情感的哀悼仪式继续以新的方式存活着。在1925年的五·一三运动期间，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社团的哀悼者（比如天津的跪哭团）就曾经为群众纪念仪式提供帮助，大家一起失声痛哭。

　　但是，在使用熟悉的情感动员的手段时，政府并不孤单。国家政策的反对者或许也凭借这一传统来聚集对于官方优先权的反抗。当人类学家景军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农村考察近来对政府安置政策不满时，发现了这一现象：

　　“在会见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县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其间的讽刺性：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忆苦的传统’，过去是用来唤起农民出身的人的憎恨，以此来反抗前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现在，这一传统被重新安置下来的村民用于表达他们的冤屈，以此来反抗共产党的官员……一位县级干部这样评论当前农村对这一传统的运用：”当地的群众真正地掌握了我们忆苦的传统。但是谁又会料到他们会用它来反对当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呢？‘其他干部也有相似的抱怨，他们哀叹道，如果没有那些边哭边骂、急切地想表达她们受了很多苦的老年妇女，他们再也不会视察农村了。“

　　在当代中国被用于承担情感的政治仪式所采取的传统手段，由此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能被国家官方，同样也能被那些满腹牢骚的公民支配利用。

　　为了充分解释共产主义中国“情感工作”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当代的应用，显然还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考察，上述努力只是我最初的尝试。但是，我希望我初步的探讨能够有助于引起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的更加广泛的研究。我未来的工作将是考察为什么这一策略在唤起和支持情感责任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幸失败了。我也想了解情感的诉求和回应通过性别和地区文化的诸种向度而变化的诸种方式。作为或许是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最有效的群众动员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以后的继承人无论在中国这一场域之中或者之外，都始终对社会科学保持密切关注。

　　强调情感作用在革命动员中的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对于革命胜利的解释。但是，如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的话，它或许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多种方式。

　　                                   （李寇南、何翔译）原文有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