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乡村和农民，口头上的重视从来都高于实际。它是传统记忆的博物馆，是工业的劳动蓄水池，是社会抗争的廉价先锋。但乡村本身是沉默的。它是城市的排泄物，是市民形象的对立面，是接济、同情、轻视与诅咒的对象。它的尴尬处境刺激到人们，所以有必要在潜意识里将其遗忘。

1990年代以降，乡村政治的主题是反对苛捐杂税，农业从剪刀差时代的财政汲取转变为经济上的反哺阶段。后税费时代似乎使乡村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在媒体报道、思想讨论、文艺题材里，乡村与农民的身影逐渐淡出。但是，从近年来开始，一场悄无声息的“土地革命”正在席卷中国。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掀起了“农民上楼”运动，在此过程中，村庄被吞噬，农民被抛弃。这场运动从影响广度和改造深度上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城市资本第一次深入到中国内陆，农民生活被根本改变。对此，我们的关注远远不够。

焦长权深刻分析了这一“压倒性力量”背后的机制。它源自国家特殊的土地政策设计（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地票交易等），也源自地方政府独特的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边界模糊，资本则在这种奇特的杂交地带伏击猎物。它“进村”促成“农民上楼”，以此获取“地票”，通过中央“增减挂钩”的政策设计，迂回突破各种政府管控，利用各种金融交易平台，终于形成一场难以逆转的新圈地运动。土地财政、政绩“名片”和申报“项目”，形成一种难以抵御的“村庄公司主义”趋势。

这和以往的反对苛捐杂税不同，农民甚至找不到具体的反抗对象。它既可能因为权力腐败，也可能是邪恶资本；既可以来自神秘部门，也可能是村庄寡头。或者，它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因此，农民也就无法运用“弱者的武器”，他们不再能够采用“揭盖子”、“拔钉子”、“开口子”那样的传统抗争手段。他们只能徒劳甚至半自愿地加入到这样一场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进程之中。吕德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维权”话语的局限性。因为，它不触及乡村与农民根本命运的改变。

桂华的乡村宗教观察，把握住了农民命运的悲剧性层面。“全能教”信徒正是这些巨变的失败者中的失败者。他们通过“庸俗迷信”的神学话语对抗自己的下坠。信仰的粗鄙化不影响信仰的绝对化。这种弱者的怨恨哲学，无法弥合乡村的创伤，相反却使乡村进一步分裂，不只是阶级的固化，而且还深入到精神的撕裂。和城市人将自虐式的养生作为操劳的慰藉相似，农民则将强迫症式的祷告作为改变的手段。他们都陷入一种无物之阵的境地。这不只是桂华所说的“阶级”怨恨，因为所有人都陷入这种难以克服的情绪。它没有由头，寻找不到根源，也寻找不到出口。这是三篇乡村议题文章所揭示的更为重要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