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钉子户的问题上，充斥着许多新旧杂交的话语，因为话语和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导致钉子户的“抵抗”呈现出诸多相互矛盾、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样，地方政府也陷入具体行政实践与政治意识形态相互隔离的困境。仔细清理抵抗话语背后的逻辑，有助于还原钉子户问题的本来面貌，也有助于理解拆迁实践的本质。

先从举世闻名的日本成田机场钉子户谈起。前两年在火热讨论强拆事件的时候，国内媒体发现了成田机场的案例，将那些持续抗争几十年，迫使日本政府退让的抗拆户称作史上最牛钉子户，并以此指摘地方政府的横暴以及强拆制度的不合理，但是，2012年11月28日，日本地方法院在防暴警察的配合下，对其中的一户钉子户实施强拆，一些人又将之作为强拆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但实际上，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抗争史基本上与强拆制度无甚关系，甚至与媒体含沙射影想要表达的民主体制无关，与之有关的其实是钉子户抵抗的意识形态根源，尹晓磊将之解释为“国家逻辑与农民道义”之间的争夺（尹晓磊，《国家逻辑与农民道义之间》，《读书》2005年第7期），国家逻辑包括国民整体利益、国家强制力等，农民道义则包括农民具有守护家园的权利，人们容易将两者解读为权力与权利之争，这也是国内媒体解读钉子户抗争事件的固有逻辑。但是，这一逻辑用在成田机场的案例中，却有点文不对题。因为，在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抵抗史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并非钉子户的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抗，钉子户从未将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相对立，正如1971年1月，农民们在纪念已故的机场建设反对派领袖人物小川明治先生时，通过佐山忠代笔写的一封致首相佐藤荣作的题为《白骨的怨恨》的信中所言，他们抗争的目的并不在于经济补偿，而是需要一个说法，“如果你能够让我信服，如果能让我感到服气，就是不要补偿，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拱手相让”。

“讨说法”的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意象，主要是当地居民基本上都是应国家需求参加二战的老兵及其后代，这些人在二战结束后又应国家号召到成田机场选址所在地开荒拓殖，因此，他们是为国家奉献颇多的群体。问题恰恰出在关于“奉献”的问题上，成田机场的修建是冷战格局下日本官僚集团与大资本联盟的产物，因此，这些居民认为他们要再次“为国奉献”的理由并不充分。钉子户的抵抗，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兴起的以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左翼运动提供了场合，大量的左翼活动家和学生参与其中，因此，严格说来，40多年来成田机场的钉子户抵抗史，其底色只能是新左翼主导的社会运动，与通常意义上的钉子户抗争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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