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戾的中国

这组文章关涉暴力，关乎匕首、尖叫和撕裂的肉体，也关乎怨恨和苦难。它在坚硬的岩壁上凿开了一个豁口，将潜藏在这个社会深层的野蛮和冷酷，全无保留地袒露在世人面前，并撕去了覆盖其上的粉饰和伪装。它用血腥的现实，挑战了关于中国人忍气吞声、承受苦难惊人能力的信条。正如袁剑指出的，这里触动我们心灵的不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是“弱者所发动的对更弱者的超限战”。中国式暴力为我们展现的是弱者的行动哲学，强弱对立、贫富分化、地位高低，最终所呈现的却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暴力，血腥展示的背后是极其残酷的生存逻辑。

四位作者极富说服力地揭示了暴力的发生机制：暴力滋生于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三重扭曲，没有任何单一秩序的完善能够保障暴力的消弭。将眼光盯准政治场域，寻求毕其功于一役的努力，将希望寄予未来的虚幻承诺；或将矛头指向出问题的社会，将暴力归于失败者的社会化失败；乃至以指陈世风日下的面貌出现。三种解释路径都无法自我圆满。正如赵鼎新所指出的，必须同时结合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和社会话语这三种分析框架，才能更有效地把握暴力滥觞和暴力控制机制失效的根源。郑永年进一步分析指出，诸如此类令人忧虑的趋势并不能完全以“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来理解。当前社会信任的解体和暴力蔓延的趋势，更应该放到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社会心理框架中理解。

暴力并非是现代中国大转折的必然产物，中国过去十年的社会变动，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区别于过去年代的烈度。必须看到，暴力发生在一个愈发严酷的“你推我挤”的生存格局里。在一个流动性愈益凝滞的社会，在一个以金钱和权力为至尊的社会，怨恨是心理机制的自然结果。如果人们更多是作为被动员、流水线操作、劳动力资源、税收、工业产值、资本利润的统计数据而默默存在，不被关心对于公平的看法、尊严的要求、幸福的体验，不被关心他们的不满、辛酸和苦痛，只可能暗示，当历史激进的火花迸出的时候，他们会瞬间成为最为疯狂的行动者。

更具悲剧色彩的事实是，人们正面对一个越来越匿名化的体制社会，面对一个愈加成建制化的系统社会。如刘拥华揭示的，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时代，弱势群体边缘化的地位逐渐演变成为一套“事物的秩序”，他们被剥夺了对社会排斥的感知意识，甚至迎合并与之“共谋”。在我们日常的知识话语和公共舆论中，已经充斥了太多假装身处于日常状态的绥靖态度，将问题导向诸如“立法不完善”、“制度不健全”、“人心太浮躁”这样一些不痛不痒的指责。似乎，一切问题都将随着历史发展、经济增长、道德进步而自动消失。在这种自我催眠式的批评声音下，我们根本难以解释那些没有任何明确报复目标，体现为原子化的自我毁灭式的暴力现象。在现时代，我们如此需要那些直面现实的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