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门口的陌生人

编者按：本刊2010年6月号的封面选题为：“站在世界的门口”，我们关注的是，在中国的世界地位骤然提高的当口，我们该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许纪霖、罗志田、赵汀阳等诸位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引来了多方关注。本期我们继续刊发四篇文章，希望能将讨论更为深入地展开。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会建立它的世界叙述，这种叙述一方面是对她的成长历程的总结，这种总结基于其历史经验和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也是她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和安排，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把握、期待、要求和主张。而这种叙述本身也正是这个新兴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这些贡献持续不断地更新着人类文明，并使之保持了充沛的活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全喜先生呼唤建立“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常识性的认识结构”，并反思了中国这个政治文明体的基本属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民族国家间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这种主张是否只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式的、过分奢侈的臆想？秋风先生认为那种崇尚实力的世界潮流正在悄然改变。从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功业入手，他指出五霸有着明确的文明主张，并拥有足够的能力建立拱卫这种文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他们所获得的是一种有德性的领导权。对于中国而言，首要的就是确立大国的德性基础。魏甫华先生提出了文化主权对于中国文明，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文化主权是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明属性的一部分。因而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回归。与以上三篇文章不同，吴敖祺先生从当下的实践出发，他对比了在第三世界，中国和西方国家援助的不同作用，中国的方式更为直接、务实，对于长远目标、道德、制度也更少顾及，因而也更为有效，也受到更多的欢迎。

应该说，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在理论主张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他们似乎遵循着不同的逻辑，有着不同的气质秉性。正如我们这组文章所彰显的那样，两者正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扯着中国精英们的双脚，并且骄傲地互相鄙视。究竟该如何驾驭和驯服这种张力，或许这会是我们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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