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信仰围绕于权力和意识形态展开，呈现为高度政治化的样态。而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机，则代表了权力伴随经济发展而消解了自身神圣性带来的危机。迄今为止，“主义信仰”的革命党信仰尚未向执政党的信仰模式转型。李向平先生认为，必须从以意识形态信仰为基础，向以宪法为合法性基础，以信仰为社会公共资源而非权力合法性证明资源转变。这是中国未来改革的重大课题。

“信仰”——已经成为一个中国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信仰危机问题如影随形。它始于1980年代，始终像一个幽灵，徘徊在当代中国人的头上。特别是伴随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层表现，利益分化、共识断裂的现象格外严峻。因此，在这样一个利益分化、却又要求深化改革的时代，信仰概念呈现为一个非常多元的概念，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国家信仰……与此同时，面对当下以及未来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有关信仰的中国问题也得到格外关注。

成为问题的中国信仰

“信仰”概念，是当前中国社会使用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有歧义的词汇之一 。因此，人们在批评社会现象、深入改革之时，常从信仰层面着眼，以至于把其他社会问题与信仰关联。于是，当代社会舆论出现了与此紧密相关的三种现象：第一种是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机论，其次是议论多年的信仰缺失论，再次是近年呈现的信仰无用论。

信仰危机论，肇始于对“文革”时代信仰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现象的反思，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进而导致信仰现象的高度政治化。于是，当这种神圣教义与社会真实经验相互抵牾之时，信仰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为基点，对改革开放、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要求，即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须以信仰为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须与信仰的构建同步。

信仰缺失论，基于一种怀疑主义。它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那些固有的价值观念，而且还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怀疑那些充满了功利主义的信仰形式，最后把这种怀疑归因于信仰的根本不存在，同时也要求去建构一种新的信仰。一般是基于具有终极性而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认为那种具有稳定而制度化的宗教信仰体系，方能给人以智慧、构成心灵上的抚慰，特别是能够基于宗教信仰，进而构成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规范，基于信仰抽象，建构为一个社会准则。

信仰无用论，则是集中于对信仰之功利性或私人性的批评，认为那种以求神为依归的信仰方式，总是以“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信仰方式，局限于个人的现实利益欲求，在神人之间进行象征性的利益交换。就当前中国信仰的社会现状而言，这种功利性信仰诉求遭致的批评最为严重。中国人目前不缺信仰，各种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这些信仰太缺乏社会认同，太私己、太个人化了，所以，即便有信仰，却无法构成对社会人群普遍性的价值约束，为此，有信仰的，实际上等同于没有信仰。

如此三类信仰评论，事关中国信仰现状与复杂多变的信仰关系。无论是危机论，还是缺失论或无用论，实际上都是“信仰焦虑”综合征，表面上，学界与社会都在议论，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同时还有五类宗教信仰与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

中国信仰之所以会呈现如此复杂混乱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语境之中的“信仰”具有歧义，各种定义甚至相互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发展超前、体制改革滞后所导致人们对信仰规范的强烈期待，进而使信仰成为改革开放以及未来十年中国深度改革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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