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她的观念世界也必定是动荡不安的。因此，当人们鄙薄当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僵化和浅薄，或者指责知识分子们犬儒化、利益化的时候，其实人们忽略了30年来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激烈变化和论争，这些论争既是为了解释社会经济的变迁，也是在不断尝试调整知识分子自身与整个社会的关系。

对于知识分子，民众不仅仅希望他们给出解释世界何以如此的理性解释，以及以社会现实为前提教给学生谋生的学问，民众更需要他们在剧烈的变动中能提供坐标和方向，能清晰描述和表达我们对于生活和政治的主张，能告诉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并论证这种生活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也就是表达中国人的文明主张和政治主张。这与民众对各种意识形态强制的担忧心态并不矛盾。这种表达必须证成而不是否定当下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必须证成而不是否定中国人普遍的民情和道德准则，必须足以与世界主流文明沟通而不是自我封闭。它就如同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每个有追求的中国思想者梦寐以求希望攫取的对象。表达中国人的文明主张，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伟大的思想事业。事实上，真正有抱负的中国学人，无论身处体制内外，无论在朝在野，无论是专业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都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接近这颗明珠。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

应当说明，文明主张并不等同于政治制度的抉择，后者也不会自动生出前者。比如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印度，虽然伊朗和土耳其确立了有效的民主体制，但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文明主张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其文明表述矛盾含混；在俄罗斯，东正教、斯拉夫传统与欧洲文明之间对于俄罗斯文明属性的争斗依然没有停止；印度虽然是第三世界的民主典范之一，但其复杂的宗教和民族问题，使其至今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足以奠定其生活基础和文明认同的有力表述。

文明主张与政治制度之间也并非全然不相关，它们会相互影响、相互生成或者相互冲突。当两者激烈冲突时，稳定的政治生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不乏血腥的、令人怵目惊心的记载。而两者交融生成的过程往往非常漫长，比如从孔子立教到汉武帝确立中国文明的基本样态，从启蒙哲学到自由民主体制的确立。

然而，在当下中国，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正在滋长，我说的是一种认为“所有的政治都是一样的恶，我们只要遵循日常道德点滴改进就好”的市民哲学正在大行其道。这种被后现代主义所论证的市侩政治哲学可能正在俘获国人的心。就像恩格斯描绘的统一之前的德国一样：“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社会舆论，······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对于一个正在富裕、不断强大的文明而言，这种市侩哲学真得比“政治冒险”更为稳妥有益吗？

这种倾向使得我们失去了面对文明挑战的勇气和耐心。如何克服它，而又不被浅薄的道德激情和功利的政治投机所俘获，耐心地、坚韧地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去思考、写作、表达，这是每个思想者的心智和情感必须面对的艰巨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