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感谢周濂、唐文明、杜楷廷(David Elstein)和安靖如(Steve Angle)富有洞见的评论。事实上，我同意其中的大多数评议，但我要讨论一个重要的争辩焦点：民族主义的风险，以及儒家民族主义是否能在减轻那些风险上胜任其职。周、杜和安三位认为，我对儒家民族主义的解释过弱，乃至不能抵御在中国和其他没有自由—民主宪政框架的国家中的危险型民族主义，他们还认为，对诸如言论自由之类的自由权利，需要作出更为有力的捍卫。唐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根本不是此类担忧的原因，担忧与其归于现实，不如归于西方对中国的误识。唐更忧虑美国式霸权民族主义：当中国在全球舞台变得更强大，就会以类似的方式做事，他由此建议，儒家民族主义也许更有利于挑战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形式。下面我尝试回答这些批评，并希望能够锻造更大共识的“中间路线”得以出现。

周濂提醒我们，儒家不能仅仅由其理想来评判，而应审核理想在历史上是如何表明自身的。而儒家的政绩离完美相去甚远。周认识到，以儒家名义所行的，并非总能归于儒家理想，但他也警惕这样一种回应方式：“好的全是儒家的，不好的全是别人家的”。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以，我们必须尝试理解，相比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儒家为什么更容易被滥用。周质疑“儒家的辩护将导致自由的结果”这一观点，他似乎更倾向于直接诉诸自由主义，并在自由民主框架下做出一些修正。

同样，安靖如则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社会，民族主义有可能被用作万金油，为任何种类的错误治理辩护，而民族主义的建设性一面要得到揭示，就必须面对强大的抵制。而儒家尚未完成这样的任务：安靖如同意牟宗三的观点，即在历史上的儒家传统中根本找不到据理对公民或政治权利的直接辩护（尽管安靖如进一步认为，牟宗三的“自我坎陷”之辩加以修改就能提供这样的辩护）。

对于儒家民族主义能够支持诸如言论自由之类的自由民族主义大多数特点的观点，杜楷廷也持批评态度。他注意到，历史上儒家思想家从来没有提倡自由言说的权利。孔子本人甚至建议禁止郑之淫声，而孟子反对这样的自由观点：公开辩论是得到真相的关键。黄宗羲，这位也许是传统中国最激进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建议说，农夫应该表达他们的意见。而蒋庆这样的当代儒家思想家公开偏向禁止“坏”电影和“坏”电视节目。

也许我恰恰应该承认，比起我在原先文章中所认为的，自由主义和儒家在言论自由上的观点有着更大的差异，而且，这样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那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在言论自由上，儒家强调政治言论的重要性，以便错误政策得到纠正，但不太看好面向所有人的自由的好处，这样的观点也许更正确。毫无疑问，儒家人士对小人作出有德判断的能力表示忧虑，这可以为某种针对民众的家长式道德教育提供辩护。具体说，这可能意味着，一方面有更独立的媒体重在揭示社会问题的真相，当政府做错事时谴责政府；另一方面，政府提供资金的媒体则会树立道德楷模，诉诸民众更好的人性，帮助产生对弱势者的同情。确实，儒者一般选择“软实力”来传递儒家价值观，但也会预备直接禁止那些被广泛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比如，暴力色情。杜楷廷以为，“中国哲学家一般都对已经认识的道充满自信”，这是过于夸张的——儒家的关键是谦恭和对人的局限的承认，对自我修养和向别人学习有着毕生的追求，这一点与基督徒要么信要么不信的观点构成对比——但他们对什么是坏事确实更为确定，也难以看出允许有暴力色情这样的恶行流布的自由市场有什么好处。对言论自由的这种观点也许远远不同于美国的言论自由理想——除非自由言论几乎确然导致立即的身体伤害，自由言论不受约束。不过，其他西方国家并不采纳这样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言论自由观。比如，在加拿大，对“仇恨”其他种族和性向的言论予以惩罚。

概而言之，“儒家民族主义”或许真的不能防止统治者违反社会生活诸般领域中的各种自由言论形式。但它确实可以防止那些试图压制批评错误政策的言论的统治者，这是最重要的关切点。由美国式自由民族主义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之其他方面，是更值得商榷的，不一定在中国或别处合适。

杜楷廷也担心，提倡一种制度化国家宗教的儒教徒会走得更远，超出丹麦和英联邦的官方宗教模式。在这方面，我原来的观点也应该退让。蒋庆等人确实偏向于在学校或干部培训上进行更多儒家价值观教育，而在有着国家宗教的一些欧洲国家，并不以如此方式直接把宗教和教育混在一起。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从道德观点看，蒋庆的提案是否存有问题。如果儿童在学校里学习孝和仁，政府官员至少部分地受训于儒家伦理——旨在培养公共精神和清廉作风，那有什么错呢？我们只是担忧，如果其他宗教和伦理体系无法表达，而儒家建立制度化宗教的提案并不对宗教宽容的理想构成根本威胁。处于儒家伦理核心的，是“和而不同”，“和”的价值肯定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间的互相适应。当然，实际上，现实和理想之间存有差距。不过，我们可以说，就宽容其他宗教方面的历史记录而言，儒家比主导的一神论宗教来得干净。杜楷廷现在忧虑儒家对于在曲阜建造一座42米高的教堂的反应（当地的孔庙只有25米高）。但儒家的批评也澄清了一点，他们并不反对别处的基督教教堂；他们只是反对教堂的规模，及其教堂离儒家文化之故乡过于接近。同样，如果有个建议，要在梵蒂冈附近树立一座孔子纪念碑，并使得圣彼得大教堂显得低矮，那么，天主教予以反对也完全有理。

周濂担心，儒家对政治平等的修改，意味着保护被政府的政策所影响的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有可能威胁到言论自由和对其他宗教的宽容。但理论上，根本不相容。言论自由最著名的倡导者——19世纪英国自由理论家密尔——也提倡对政治平等理想的修正，比如，给受过教育的人额外的选票。但在实践上，香港是个出色的例子，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领袖们不是基于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保护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对此的一个反应或许是，我们应该首先实行一人一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然后考虑对它的修正。但选民将不会轻易放手他们的权利，而且，一旦自由民主得以实行，即使有很好的理由去改进制度，修改确实十分困难，即使并非不可能。

总之，与我原来文章中所言相比，儒家民族主义也许确实与自由民族主义有更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可以从道德观点得到辩护，而对儒家民族主义为损害重大公民自由作辩护的担忧也许是夸大其词的。

唐文明的取径极为不同。他认为，对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用担忧，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提出什么建议来抵制种种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危险的发展。他认为，对民族主义的此类忧虑更多来自西方对中国的恐惧，而不是来自中国的现实。真正要忧虑的是美国式霸权主义，而我们应该忧虑，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越来越有影响力，中国将转向哪种民族主义。而唐建议，儒家民族主义在挑战美国霸权主义上或许是有帮助的。

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一批评。临近2008北京奥运会之际，许多西方分析家担心，该项盛事会成为中国危险型民族主义的表达渠道。当时我住在北京，我觉得这样的担心是夸张的，并为此撰写了几篇文章，旨在打消这样的恐惧。我当时预测到，2008奥运不会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样高唱“美国第一”那样的民族主义赞歌，而是会宣传文明礼貌，以及对外国游客和运动员的欢迎态度，包括来自与中国有过冲突历史的那些国家的客人，这样的取向恰恰会抑制令人反感的民族主义表现。我认为，事实已表明，当时对民族主义的担忧确实是夸张的。

不过，我还是对当下的民族主义不太乐观，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出更好的建议。对中国民粹的和没有道德的民族主义之极端形式表示担忧的，不仅仅是西方人，那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周濂就是很好的例子）的共同忧虑，一些为诸如《环球时报》这样的“民族主义”报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报纸上越是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观点，报纸就越是好卖，而他们不得不在商业考量和伦理考量之间做出平衡。不论是好是坏，好战的、鹰派的民族主义似乎很有市场。

上面是说理，我也另外说一点：我在北京七年半期间，很少遇到表达出危险型民族主义的人。也许这是好的迹象，因为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即与我交往的主要群体，并没落入坏的形式的民族主义。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就在入侵伊拉克之前一段时间），我也有同样的印象。虽说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相对保守的，可我没有遇见一位支持布什(George W. Bush)攻打伊拉克计划的学生或教授。入侵的发生在当时确实得到坚实的民众支持，但“人民”其实是被蒙骗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谎言最终被揭穿，而在人民心里灌输进的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政权存在联系，也被认为是宣传攻势。这是在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下完成的。概括说，我们——批判性知识分子——需要提防民族主义被坏政府滥用的方式，一种途径就是提倡具有道德吸引力的民族主义形式。

唐文明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反应性的，我同意这个说法。民族主义是舶来品，是自19世纪以来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侵略而引起的议题。有将近百年时间——耻辱世纪——中国在军事上接二连三失败，而国家也陷入贫困和内战。中国精英的心思牵缠于这样的痛苦现实：在日益扩展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他们的政体处于边缘化地位。如果中国要存续，那就不得不按照这一体系来调整。实际上，这意味着增强国家。我把这一民族主义形式称作法家的，乃是因为它强调几近不惜一切代价来增强国力，当然，我同意杜楷廷指出的一点，即当前的民族主义之其他方面，诸如追求民族自豪，并不属于法家思维。

从规范立场看，确实有理由担心那种为了国家富强而借助怨恨情感的民族主义。建立国力的道德支点是要确保政治的稳定，以便人民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无需担心物质匮乏和人身安全（这是显然不过的观点，但历史上的法家思想家似乎无视这一观点，而当今那些捍卫不顾道德来构建国力这种做法的人则根本无视这一观点）。如果说，当中国既很穷又遭受外来势力欺压时，如此构建国力还可说得通，但中国现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并且有着相对安全的领土边界，再坚持那种做法也就难以得到辩护。可以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爱国教育”的重新强调，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内对政治正当性的关切，而不是担心外来干涉。如今，怨恨性民族主义常常被用于爱国教育，而不是其他。

总之，在美国式霸权主义的危险方面，我大致同意唐文明的看法。我和他一样担心，随着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强大，中国可能变成霸权国家。当然，我也同意，儒家民族主义可以并且应该挑战霸权主义。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法家”民族主义，对一个不仅有能力抵御外国欺负而且有能力欺负别国的国家来说，法家民族主义不再合适。中国正在从一个生存时代走向扩张时代，而在当前和未来国际背景下，儒家民族主义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的。

最后，让我回应唐文明的一个建议，即儒家思想应该具有普遍价值；不只中国可欲，而且整个世界都可欲。在此，我也同意他的看法。正如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价值观优于其他宗教的价值观，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价值观优于其他政治价值观，儒家信徒也相信儒家价值观优于非儒家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承认，就如安靖如指出的，儒家民族主义在不同语境将具有不同的特点。甚至有着共同的儒家遗存的诸社会也会有所不同——中国儒家不同于韩国儒家，诸如此类。在没有儒家遗存的国家提倡儒家价值观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作为一个认同儒家伦理的加拿大公民，我显然希望儒家能够传播到加拿大，但我也认识到，自由个人主义在那里居主导地位，更不用说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希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中国能做什么？在我看来，它可以为世界其他地方确立榜样。这需要时间，这过程将包括“进两步，退一步”，但是，如果中国在践行自己所宣讲的儒家伦理上做得很好，其他国家会越来越被儒家伦理所吸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