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完成于1923年10月，近90年过去了，早已和《元也里可温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史讳举例》等一起，成为元史领域的经典之作。

　　陈垣自称无所师承，但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其治学着力点，相当一部分与清中叶以降兴起的“边疆史地学”重叠。同属这条脉络的，还有钱大昕、龚自珍、魏源、王国维、陈寅恪、冯家昇等。传统学术，无论儒、道，都很少超出中原即所谓“诸夏”的范畴，一部“中国文明史”多为“中原文明史”。满洲、蒙古、西藏、西域（主要指今新疆）等广大地区，常被忽略不计。

　　边疆史地学则以上述“化外之地”为研究对象。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从边疆史视角出发，把满、蒙、藏、新划为各具独立特征的四大部分，与传统意义上的“华夏”相区别。拉铁摩尔自有其道理。历史上，上述地区均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只不过用中原文明的眼光打量，这些异域文明层次低，“蛮夷”而已。

　　由此观照《元西域人华化考》，就显得饶有趣味了。严格说，此书的标题应改为《元入中国之西域人华化考》。因为陈垣所谓的“华化”，并非中原文明向西“化”到西域去，而是“化”掉移居中原的西域人。他之所以做此限定，我想，不仅是后一项工作容易做，更由于前一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不符合基本史实。

　　中原政权和西域诸国的关系，是颇为反复的。三代太远，存而不论，汉、唐为经营西域，投入了大量精力。

　　汉朝受来自西北方的匈奴侵扰，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共击之。这是中原政权和西域正式联系的开端。显然，此前“西域三十六国”的起源、发展和中原甚少关联，它们有自己的历史。汉朝接通西域后，并不打算郡县之，其政策是联合、羁縻、控制，目的是抵御匈奴侵犯和保护贸易通道。

　　汉以河西四郡作依托，先通过控制丝绸之路的要冲楼兰（鄯善）进而控制西域，后取得了对另一要冲车师（高昌前身）的控制权，并设戊己校尉，东汉时又置西域长史府。按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之《东汉时期全图》，西域长史府管辖范围辽阔，最西可抵达葱岭（帕米尔高原）。但实际上，中原政权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时有时无，那些夹在汉、匈两大政治势力间的小国，也是见风使舵、立场摇摆。

　　以楼兰为例。汉朝在楼兰屯田驻军前，楼兰王对汉、匈两面讨好。《汉书?西域传》录有他对汉武帝说的一句话，道尽了地缘政治的精髓：“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直至汉昭帝遣将杀了亲匈奴的楼兰王安归，扶持了新王，并迁都、驻军，楼兰才算“不两属”。

　　控制车师国后，中原政权对西域的影响力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却也就此止步。两汉时期，楼兰、车师一线始终是“前沿阵地”，德国学者赫尔曼总结：“对于西方各国只要求纳贡就满足了。”因西北前线的将领长期手握重兵，还造成了尾大不掉、反咬一口的局面——董卓就是戊己校尉出身。

　　此后，随着内部动荡，中原政权对西域的控制力骤减，直到唐朝始大力经营。640年，唐灭高昌（汉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设西州。张广达先生指出，为巩固统治，唐朝在西州建立了州、县制，“推行整套的乡里、城防、邻保制度”；同时置安西都护府，构成了“内地行政制度和边疆军事镇守相结合的一种体制”。

　　以西州为据点，唐王朝的势力逐渐向中亚腹地延伸。658年，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以今库车为中心）。不过，“它在西域建立的秩序很快受到吐蕃的挑战。”663年，吐蕃灭吐谷浑，不久攻陷安西四镇。几经拉锯，唐朝的势力最远曾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但对待西域诸国，唐朝仍以羁縻为主，并不轻易灭国。张广达说：“史料表明，四镇都督、刺史确实均由各（西域）该国国王或首领充任。”至于“华化”，那是远远谈不上的。

　　和汉朝一样，每当内部发生混乱，帝国的势力便急剧收缩。趁安史之乱，吐蕃势力高涨，鼎盛时夺得河西和陇右地区，完全控制了西域。中原政权和西域的联系，被掐断了。之后的北宋，西北方面临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国，政权最西只到西宁。南宋则连与西夏接壤之地也尽为金兵所夺，和西域已毫无瓜葛。元兴，扭转了这一局面，西域除一部分先后归入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大部分属忽必烈汗。中原和西域再度接通，这就是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的：

　　“盖自辽、金、宋偏安以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页132）

　　说中原和西域的联系因元朝而恢复，是正确的，需要辨析的是，宋亡于元，乃汉族被异族（无贬义）征服，所以“至元而门户洞开”，并不能等同于中原政权恢复了对西域的经营，要经营，那也是蒙古人的事。

　　陈垣当然明白这一点。他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运动。25岁那年，陈垣加入同盟会，任广东支部评议员，同年和友人创办《时事画报》于广州，鼓吹排满革命。辛亥后，陈垣当选为众议员。

　　当时，革命党人喜欢揭露元朝的异族统治，陈垣也不例外。陈智超（陈垣之孙）在给《元西域人华化考》作的导读里写道：“陈垣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中，有一些也是借揭露元代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而影射清朝的。”既如此，陈垣为何后来又转而肯定起了元代对“华化”的贡献呢？陈智超的解释是：

　　“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启发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想到了正是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阐明这一历史事实，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见导读）

　　这段话勾勒了陈垣的用意，但离洞烛幽微尚有差距。陈垣是1912年对政治失望，返回书斋的。1917年完成《元也里可温教考》，1923年完成《元西域人华化考》，就其研究领域而言，元史、西北史、中国基督教史在大众眼里均为“冷门”，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但陈垣从不是单纯的书斋型学者，他是有深切怀抱的。

　　1964年，陈垣在致读者的信中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转引自导读）实则此书所述之元朝，“中国”也恰恰处在“被人最看不起之时”，汉人多沦为“四等公民”，蒙古人、色目人高踞其上。于是，陈垣究竟想解释什么，就很清楚了：哪怕异族军事上、政治上征服了汉族，博大精深的汉文明也将“华化”他们。“吾之为是篇，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页34）

　　放到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考察，陈垣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陈垣曾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两年后，他写就《元西域人华化考》，正是履践豪言的具体产物。陈垣的另一位学生翁独健也回忆：“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均转引自导读）

　　“西域人之同化中国”“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当为陈垣的治学动力，也是暗涌于他治学心态中的“潜流”。1949年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开信，劝胡适“正视现实”“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回国接受思想改造。胡适断言此信大部分是伪造的，理由为“陈先生不会写白话文”。胡适恐怕未能洞悉他内心深处的那股“潜流”，翌年，倒是陈垣自己又在致友人信中挑明了心迹：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转引自导读）

　　1982年，陈氏弟子出版《励耘书屋问学记》，将陈垣的治学轨迹归纳为“钱，顾，全，毛”。台湾史家严耕望读罢该书后说：“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此论切实描绘了陈垣的学术研究，如何随这股“潜流”而变化。

　　问题在于，“潜流”会多大程度地扭曲学术研究，遮蔽学人的视野呢？

　　《元西域人华化考》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陈垣的信心，源于他认定中华文明高于周边的异族文明。在开篇即说，蒙古、契丹、女真诸族“文化幼稚，其同化华族不奇”，但“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页2）其潜台词当是：连这些“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且“去中国尤远”的民族，入华后都被“华化”了，可见中华文明之优越。

　　且不说蒙古、女真是否“文化幼稚”，仅就西域人入华后被“华化”而言，也并没什么稀奇——小部分汉人搬到西域居住，也会“改从夷俗”的。事实上，入中原后被“华化”的异族远非全部，蒙古统治者就没有，元顺帝即在明政权的压力下回到蒙古草原，建北元，持续对明朝产生压力。有明一代，先防鞑靼后御满清，对西域采取守势，谈不上“经营”，势力几未出嘉峪关。可守也守不住，至万历年间，土鲁番已推进到肃州卫，鞑靼土默特部则直逼西宁。“华化”云乎哉？如放宽历史的视野，西域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倒是斑斑可考，佛教、战马、葡萄、石榴、玉石、歌舞、椅子……不胜枚举。

　　陈垣不会想到，他的论述不仅难以证实中华文明“无远弗届”的渗透力，反而凸显了其影响所及，常限于“诸夏”（长城）之边缘内外。受“中国被人最看不起”的强烈刺激，及“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急切心理驱使，陈垣无法客观、平等地对待西域文明。更严重的是，他屡屡把“中国”和“西域”并称。显然，陈垣意识里的“中国”和我们今日指称的中国，不一样——至少西域被排除掉了。

　　这就又要追溯到那段“革命岁月”了。翻阅晚清“热血青年”的文字，从邹容、陈天华到章太炎、孙中山，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中国”或“支那”多指汉人居住区，响彻云霄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谓把“满鞑子”赶回满洲老家，收复中华的本来区域。这区域多大呢？孙中山1903年在《支那保全分割论》中明确定为“十八省土地”。难怪王春霞指出：“孙中山此时尚未顾及东北、新疆及蒙藏青等少数民族区域，只考虑在汉族的十八个省‘另设汉家新猷矣’！”

　　辛亥前后，革命党人的诉求有所改变，不再满足于“十八省”。但王春霞细考文本后认为：“孙中山内心对‘五族共和’是抱有成见的。”1912年12月，孙中山称：“所谓五族共和者，真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1924年，在著名的长篇讲演《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又称：“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掺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万多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俗，完全是一个民族。”

　　孙中山之流说得直白、错得肤浅，作为学者，陈垣持论较谨慎，但细察前引诸条，不能不说他的“中国”也指“诸夏”地区。有人可能辩驳，陈垣说的是“文化中国”，而非指疆域言。确实，华夏素有服从其文化就可视作汉人的传统，所谓“用夏变夷”，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强调的也是这层意思：只要“华化”，西域人就是中国人。

　　然而这就能解决问题吗？如以“华化”为标准，满、蒙、藏、新这四大部分所“化”有限，其真正被纳入版图，缘自满清通过征服蒙古而控制西域、西藏，至于新疆建省，还要等左宗棠提议“设行省，改郡县”之后。这一进程，和“华化”与否了无关联，又怎能树其为标准呢？非要树立，则无异于“大汉族主义”。

　　孙中山、陈垣等以“华化”立论，正是出于这种对周边异族文明的隔膜和无知、对中原文明的过分自信，“华夏中心观”“大汉族主义”依然主宰着他们的思维。陈垣肯定没料到，他受激于外敌入侵而作此书，却暴露了在他的心目中，“西域”原非“中国”，反有通往“分裂”之嫌。这不是陈垣的虚伪，而是执拗于“华夏中心观”建构历史的虚妄。陈智超称辛亥后陈垣“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看来，他转换得并不彻底。

　　惜乎陈垣，以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展现的精湛的乾嘉学派功底，本应在元史乃至边疆史领域收获更多。1949年后，他的“政治兴趣”一度回潮，学术也荒废不少。时耶？命耶？总之，他失去了反思的机会。对此，严耕望有一番很贴切的评价：

　　“（陈垣）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一九六二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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