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称赞知识分子，但英国人似乎不再关心思想了，只有回顾历史以后才能发现奥威尔和赫胥黎等英国知识分子曾位于公共辩论的中心。"学问"什么时候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呢？

　　英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把"知识分子"看作被滥用的词。奥登（WH Auden）的总结是"普通人是生活的敏锐观察家，我很遗憾的说，听到'知识分子'这个词，立刻会让他们想到一个对妻子不忠的家伙。"

　　奥登不是唯一认为知识分子是患有道德缺陷症的家伙。记者和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曾经专门写了一本书《知识分子：从马克思、托尔斯泰到萨特和乔姆斯基》（2000）用以证明20世纪的一些最著名思想家都是道德侏儒。文学批评家约翰·卡利（John Carey）在《知识分子与民众》(Faber, 1992)中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文化中最受推崇的思想家都极端蔑视民众，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阻挠民众（hoi-polloi）过文化生活。约翰逊和卡利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在英国，"知识分子"这个词前面常常加上一个包含嘲弄味道的形容词"所谓的"，聪明人遭到奚落是因为他们"过于卖弄小聪明"，而聪明的政客大卫·维莱茨(David Willetts)多年来则被送上"两个脑子"的绰号。在这个社会，有创造才能的工程师被尊为"科学家"，数学和计算机编程方面的天才少年被称为电脑迷（nerds）。对英国人来说，知识分子产生于加来（Calais），后来受吸引前往巴黎。知识分子在在那里的咖啡馆和沙龙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被看作说明法国人不可靠的证据，虽然他们的奶酪和葡萄酒制作技术很好。考虑到这种可恶的语言环境，来自火星的人类学家若认为英国是一个靠四肢行走的穴居人国家，看不到英国是欣欣向荣的文化生活的战场，拥有世界最好的几所大学、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最有生命力的出版物、和最伟大的剧院和博物馆，这是可以原谅的。

　　一个依靠知识界高超的智慧而生存的国家却否认对思想家的依赖，这个事实的确令人好奇。这是导致思想史家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所假设的"缺席主题"，这种缺席有时间和地理两个维度。从时间上说，当代人被认为不过是过去伟大人物的苍白反映而已：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如果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相比不过是侏儒。另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学生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如今的平庸对应从前的巅峰。不管怎样，它很方便地忽略了这个事实：从前的英雄也往往被同代人贬低为更遥远的"真正的"伟大人物的苍白反映而已。从地理上说，缺席主题反映在知识分子诞生于加来（法国北部港市）的信念。但正如柯林尼注意到的，"人们常常遭遇到英国没有知识分子的说法往往是某些人提出来的，他们若生活在其他社会可能马上被认定为知识分子。"

　　作为历史学家的柯林尼闻到其中怪异的意识形态味道，依稀暴露出英国例外主义的蛛丝马迹。这等于说英国历史进程非同寻常的顺利---善于应变的贵族、（相对）宽容的教会、不卷入政治的军方、改革派的资产阶级---所以没有产生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所以，英国没有知识分子的事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这是辉格党历史诠释的副产品。

　　我觉得，这是胡扯。主要源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全面误解，是柯林尼所说的"德雷福斯嫉妒"的东西。这是在19世纪后期被大肆宣扬的事件，以左拉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向当权者提出挑战并最终赢得胜利。在海峡对岸，知识分子或许拥有更高的知名度，但我很少看到证据能证明法国比英国更多地依靠知识分子管理国家。部分原因是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俗套形象是大陆风格的，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他的长期伙伴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他们去世后，我们发现他们阴险狡诈，操纵他人。他们的虚伪和对专制政权荒唐可笑的轻信（至少萨特如此）玷污了他们崇高的形象。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过去的其他公共知识分子：想想写出了令人敬佩的《中午的黑暗》却擅长恶劣对待他人的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或者1930年代崇拜斯大林的英国知识分子，他们明明知道斯大林已经在屠杀自己的国民了。

　　所以让我们抛弃针对聪明的大陆人的自卑情结，转向更有趣的问题如，什么人是公共知识分子？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他的研究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对受教育的公众发表有关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观点的人。" 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对观点感兴趣还不够，他还必须参与辩论来澄清议题，揭露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错误，吸引人们关注被忽略的议题，激发公众讨论的热情。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独立于当权者的思想家，对主流观点持批判态度，驳斥"简单化的非此即彼"，尊重"问题的复杂性"。巴勒斯坦裔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嘲弄者，其作用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思想与教条，是不会轻易被政府或公司收买的人。"

　　这些定义都不够犀利，所以没有多大用途：任何拿着麦克风，善于演讲的大声嚷嚷者都可以是知识分子。柯林尼在他的书《思想的缺失：英国知识分子》(Oxford, 2006)中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首先获得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后再使用媒体参与公众关心的更广泛话题的人。所以小说家伊恩·麦克温（Ian McEwan）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读者众多的报纸专栏作家或许就不够格。

　　这突出显示了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内在的模糊性。面对这个难题，众多分析家求助于衡量思想家个人对公共意识产生的影响上。比如，波斯纳在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调查《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Harvard, 2003)中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他试图用媒体曝光率、网站点击率、和学术著作引用率把1995-2000年间最著名的500名候选人进行排序。但他马上遭遇到一个问题，第三个标准对许多人不合适。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著作引用率超过5,000，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引用率是零，但谁能说布鲁克斯不是影响力很大的知识分子？

　　但是，至少波斯纳进行了自己的研究。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其他调查大部分是高雅出版物的读者投票如2004年《展望》杂志进行的寻找"英国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调查。这次调查产生了意料之中的人物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约翰·格雷（John Gray）、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丽莎·贾丁（Lisa Jardine）、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但也有少数被人忽略的领域的候选人（如音乐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和电视制作人大卫·埃尔斯坦（David Elstein）和托尼布莱尔干涉主义主张背后的智囊，聪明的外交官。

　　四年后，《展望》杂志和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合作开展了评选"仍然健在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名最重要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最后的名单是通过读者投票把具有国际性影响者集中起来制成的。或许并不完全令人吃惊的是，只有八个英国人榜上有名：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拉什迪（Salman Rushdie）、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托尼·朱特（Tony Judt）、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但是若仔细研究这个名单，你就越会发现它的怪异。如该名单显示世界上最伟大的健在的公共知识分子是葛兰（Fethullah Gülen）。维基百科显示此人是"土耳其牧师、作家、教育家，是生活在宾夕法尼亚的自我流放的穆斯林学者"。第三位是一个名叫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的家伙，显然是埃及伊斯兰神学家，第五位是巴基斯坦律师查德赫利·阿伊塔兹·阿萨（Chaudhry Aitzaz Ahsan）第七位是伊朗伊斯兰学者阿卜杜卡里·索罗什（Abdolkarim Soroush）,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人。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但你或许明白我的意思了。因为意识到可能被快闪族欺骗，《展望》和《外交事务》杂志的编辑们试图在后来的评选中做出一些修改。注意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仍然"模糊不清"，他们确定了竞争的联谊会所说的服务员的调查，根据三个标准来衡量这个领域：新颖性、现实世界的影响、思想活力。"结果，世界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伊拉克"动荡"的美国设计师，现在为阿富汗的失败负责，将在9月份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这是败坏了表面性的名声。如何衡量新颖性,更不要说"思想活力"呢? 但是，如果公共投票容易出现问题如伪造虚假选票让《展望》和《外交事务》杂志的评选变成荒唐可笑的东西，如果波斯纳更认真的计算不够充分，那么，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不那么随意性的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排名的方法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试图采用不同的途径，即通过分析严肃的英文期刊或网络出版物的投稿者名单（包括《伦敦书评》、《纽约书评》、主要大报、某些被广泛阅读的博客等）寻找英国思想家。我想在《展望》和波斯纳早期调查中发现的英国知识分子名单上再添加一些人，结果得到一份超过300人的名单（根据其主要专业分组），他们的观点引起我调查的那些出版物的编辑注意，所以介绍给大众去关注。

　　这样的名单有某种窥阴癖式的好奇，那些发现自己被排斥在外者或者这些人的崇拜者肯定会认为这个名单是随意性的。这同时伴随着健康警告。编辑这个名单令人认识到评价任何一个人对公众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困难。哲学家奥罗纳·奥涅尔（Onora O'Neill）以她深刻的洞察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同样还有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两人对我们的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谁的影响力更大？谁也说不清。同样的，英国广播公司4台的《我们的时代》的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成功地给大众意识中注入了严肃的思想，他是否因此就是比《伦敦书评》不引人注意的编辑玛丽·凯·维尔摩斯（Mary-Kay Wilmers）更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所以，这种名单是讨论的起点而不是结论。它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按性别平衡，上榜者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女性，这是否意味着英国的文化生活以男性为主导呢？实际上，好像相反。《展望》和《外交事务》的"世界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中只有9%是女性。我们名单的另一个有趣特征是职业的相对重要性。（再次需要警告一下，在很多情况下很难确定一个人的最主要职业：如许多知识分子既写小说也写非虚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和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同属一个类别：作家)

　　如果根据这个名单判断，产生当今英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职业是记者(20%)、作家(19%)、历史学家（14%)和评论家(13%)。

　　一个令人大感惊讶的或许是本应该为公共话语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的表现非常糟糕：哲学家(4%)、科学家(4%)、经济学家(3%)和政客(2%)。从本次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知识分子源于加来的说法是错误的。英国厌恶知识分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英国充满活力、富于创造性、善于辩论的人之丰富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只要看看有人把这篇文章撕成碎片的恼怒情景就明白了。

　　译自：Why don't we love our intellectuals? By John Naugh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