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讨论今年的春晚之前，且先说下对于春晚“时代背景”的看法：和“文学已死”的流行论断相反，近年来中国社会反而进入了“文学时代”，当代中国正呈现出高度的文学性，其戏剧色彩与荒诞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春晚之前几个月，一起河北车祸，一起浙江车祸，让现实变得像一出美剧，充满着公平正义的控诉，匪夷所思的侦探推理，以及叵测而迷人的阴谋气氛。自从“正龙拍虎”以来，躲猫猫，喝开水，深夜荒郊俯卧撑……就这般天马行空的魔幻而言，哪位纯文学小说家，堪比网易新闻首页？怎样的后现代写作，有网易新闻跟帖狂欢戏谑？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高度文学化，和正处于“改革”三十年来剧烈的转型期密切相关，而且，这种转型越是剧烈，文学化程度越高，艺术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和房地产开放商相似，应该也是一种巨大的幸运。然而，与之对应的，却是想象力的高度萎缩。今年春节半个月之前，“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首映，从章子怡到杨利伟，各界名人机械地轮番亮相的方式，以此展现“中国形象”。进入2011年，奥运、世博、亚运盛会落幕，美则美矣，但是否清晰地说清楚了“中国故事”？大而言之，21世纪第一个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历史正在中国发生，复杂甚或荒诞的现实，能否找到自己的语法？

　　某种程度上，每当经历了一年异彩纷呈的文学时代，春晚就是年度“中国故事”的标准答卷。理想的状态是，它必须消化掉一年来所有的杂音，给出一个“可信”的主旋律。讲一个主旋律的故事，这不是文学，怎么讲得“可信”才是。这个难度不小，你面对的是同一批观众，但是要让观众们觉得“舞台”比“生活”真实。

　　更麻烦的是，“中国故事”不能自行呈现，它依赖一个不那么专心的作者：央视。央视在“中国故事”的大逻辑之外，还有一套自己的小逻辑，它同时要考虑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同时，春晚和明星之间——比如赵本山的团队——还充满着微妙的博弈，春晚的规范在不同的节目中，得到程度不等的改写。在这个意义上，春晚尽管尝试生产出高度清晰的叙述，但节目内部难以避免地密布罅隙。故而，春晚是“文化研究”的绝佳样本，没有什么其它作品，像春晚这样深刻卷进了时代的诸种冲突之中，而且还幻想着整合这错综复杂的一切。

　　二

　　且以今年春晚为例，在歌舞、魔术、杂技这类相对形式化的节目外，一共有十个语言类节目。先说最普遍的一个类别，包括相声《专家指导》、相声剧《还钱》、小品《美好时代》、《午夜电话亭》、《“聪明”丈夫》、《新房》在内，这一大半的节目都是同类的“道德剧”，以道德训诫的方式化解矛盾，寻求社会问题的治心之道。作为语言类第一个节目，姜昆的群口相声，选择以“专家”为笑料。这倒是网络笑话的主旋律，在网络上“专家”已经被改写为“砖家”。看得出，姜昆对于网络下过大功夫，登台亮相，第一个抛出的包袱是“小月月”；此外，姜昆一身古怪的“混搭”造型，也隐隐地有模仿另一位网络名人“犀利哥”混搭之意。然而，网络的自由戏谑，其尺度是春晚无法消化的。在姜昆这里，穿凿附会地借来几个新词之外，很小心地将对于“专家”的讽刺控制在“日常生活”的范围里：四位专家分别是养生、理财、文物、情感专家。显然，这是一个安全的处理，节目中大量出现的对于“绿豆”的讥讽，更让人联想到央视已经批评过的的张悟本，痛打落水狗而已。问题在于，无法像其他的节目制造“误会”（这是春晚娱乐的通用技巧，矛盾往往来自于“误会”），又不能真正展开讽刺，整个节目再次重复姜昆近年相声的通病，流于高度程式化的平淡。

　　延续《专家指导》下来，相声剧《还钱》、小品《美好时代》同样讨论“信任”的主题。

　　这一“信任危机”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任问题，不需讳言，如果一直以利益调节，而非彼此信任，这样的社会结构更像是巨型公司，而不是有明确认同的共同体，由此谈论作为共识的“中国故事”，岂非梦中呓语？由此，无论《还钱》亦或《美好时代》，都是以两笔“横财”（捡来的十万与中彩票的五百万）为范例，宣传如何在利益面前，自我克制，维护信任。

　　老实说，这是一个极其干瘪的主题，其干瘪不在于宣扬道德，而在于这种宣扬抽空了道德。“拾金不昧”这种古老主题，如果抽空了历史情境，和贴在幼儿园里的标语口号毫无区别。表现这样的主题，不仅要“真实”，还要“有趣”，实在难为这些演员了。针对“真实”的要求，冯巩他们的策略，就是尝试“软化”这个坚硬的道德剧主题，强调人物受诱惑的可能性，尽可能把通过“主题思想”之路，扭曲地百转千回。比如，在《还钱》中，结尾处清洁工夫妇内心涌起“私念”，“老公，咱给人捡了十万，他不返咱五千？”“等会，找你五千！”；在《美好时代》中，贯穿始终的是小夫妻面对五百万的挣扎，甚至考虑到“这个朋友不要了”来吞下这笔飞来横财。当然，无论怎么曲折，结局是预设了的，道德毫无意外终将战胜。由此也决定了，对于“有趣”的回应，这些节目更加勉为其难，只能拼贴一些市民喜剧的老套路，比如小舅子借钱不换，孩子不是我的，以及2010年度的北京特色“堵车”，以这些敷衍应对。

　　更直白地是，为了强化“主题”，春晚甚至不惜打破节目的边界，将“现实”直接投射到节目中。《还钱》开场，演员很罕见地先对节目做一介绍：“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钱，在我们生活当中……”《美好时代》结尾更进一步，居然请出了人物原型，“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位先生，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此时主持人出现，“好的，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现在就在我们的身边，他的名字叫赵书兵……刚才您看到的那个小品，就是根据赵树兵的一段亲身经历所改编的……”这种高度的宣传性结构，近乎是三四十年代“活报剧”、“街头剧”归来。有读者或不熟悉戏剧史这段往事，所谓“活报剧”，简而言之就是演员在街头表演，鼓动宣传，唤醒民众，“戏剧”和“现实”完全混成一片。往昔国难当头，内忧外患，“活报剧”有其合理之处，如今转世归来，此中肯綮，颇费思量。

　　《还钱》、《美好时代》单调平淡，流于空泛，还谈不算多糟。小品《新房》、《“聪明”丈夫》却不明智地以天怒人怨的“高房价”作为示范，更加凸显了这种“道德剧”的弊病。对于“中国梦”的最大威胁，当下就在于“高房价”，北京上海等地房价完全抽空了诚实劳动的意义，人生变成了一场“拼爹”竞赛（“我爸是XX”），特权与财富的魅力被加倍放大。这个主题本来锐利无比，春晚偏偏迎难而上，尝试予以消化。《新房》对应着“丈母娘抬高房价”的论调，将“高房价”背后的政治经济问题，本末倒置成婚俗文化问题，再次在道德剧的框架里展开故事，“我只会养猪，不会骗人”，“这不是房子的事，我生气的是你们骗我”等等。和上述的道德剧一致，在这样的框架中，笑料只能拼贴堆砌。估计编剧考虑到“丈母娘抬高房价”涉及青年男女，这次堆砌的笑料是微博、《爱情买卖》之类，但是微博的话语政治、《爱情买卖》作为“神曲”的戏谑颠覆，完全被抽空掉了，残留空洞的形式，甚至于推动情节发展也十分虚假——丈母娘居然通过微博发现小情侣借房搪塞的真相。或是也感觉到和现实的断裂，《新房》选择以更加荒诞的热舞结尾，在2010南非世界杯主题曲“Waka Waka”的狂热伴奏中，丈母娘模仿原唱歌手Shakira大跳贴面舞，以怪诞的青春活力、极度夸张的音乐形式来淹没断裂。

　　不是婚俗文化冲击房价，而是房价冲击婚俗文化，以此重构道德关系，这是舞台下的真相。和《新房》相比，《“聪明”丈夫》处理地更为虚伪，近乎可耻。“聪明”打上引号，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讥讽房地产公司“销售冠军”老王为了争一套奖励的房子，与妻子假离婚。结尾处真相泄露，公司同事与初恋女友纷纷表示“我看不起你”，老板更早已将房子奖给另一位销售冠军老王，“老板说了，老王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只有对家庭负责任的人，才能对公司业务负责任”。这个细节十分重要，这个小品中房地产商貌似缺席，实则在场，他们被暗示为尊重家庭伦理，和为了房子出卖妻子名誉的房奴们相比，房地产商才是道德楷模。与之相对，房子的问题被归结为房奴们的贪婪，“做人真的不能太贪心啊”。其解决之道同样微妙，如何挽回道德的污点，继续为房地产商“奋斗”即可，“你放心，明年我继续努力，我还是销售状元”。在这样的结构中，高房价所携带的复杂问题被完全屏蔽了，一切被指向了道德问题，而且还是房奴们的道德问题。春晚今年所有的道德剧，毫不夸张，《“聪明”丈夫》是最恶劣的一个。

　　相对过得去的，是《午夜电话亭》，叙事结构还算精致，“误会”也勉强可信，而且安全地讨论家庭内部的小风波，不出彩，也不出格。但是笑料同样是贴上去的，而且频频使用“小姐”这类性暗示的段子，貌似好笑，实则刻薄。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这六个道德剧之后，春晚在赵本山小品之前，请出了郭明义等六位2010年度全国道德模范（该评比从2007年开始），“在新的一年里，愿文明的新风，继续吹遍神州大地”。以此收束全部的道德剧节目，算是春晚“中国故事”的主题句。

　　三

　　和上述六个道德剧相比，相声《独家录制》、《四海之内皆兄弟》、《芝麻开门》更为抽象，算是两个半仪式性的节目（半个是《芝麻开门》，容后细说）。为什么是仪式性的？这三个相声分别代表民间、洋人与青年，演员分别是民间演员（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民间相声代表郭德纲，而是与郭德纲断绝关系的弟子）、外国演员、“80后”演员。其抽象在于，如果说道德剧还试图“反映现实”， 整合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那么这几个相声并不考虑“内容”，演出者的“身份”比内容更为重要。

　　合乎逻辑，既然重点不在于内容上，无论《独家录制》还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节目的重点是形式：对于“声音”的模拟，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不在于好不好，而在于像不像。《独家录制》的演员假托爱好收录声音，以此表现口技，模仿虚拟的录音笔里的声音，先后有京剧《智取威虎山》、歌曲《青藏高原》、山东快书《兔年说兔》、杂技《巧耍花坛》，并且意料之中的以绕口令结尾。整段相声非常贫乏，在剧场相声的淋漓酣畅与晚会相声的主题鲜明之间，可谓不伦不类。

　　《四海之内皆兄弟》与之类似，对于外国朋友而言，汉语也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口技。这个节目的安排暗含象征性：一口流利汉语的洋笑星大山，带领来自美国、俄罗斯、东欧（匈牙利）、澳洲（澳大利亚）、非洲（肯尼亚）的五位孔子学院洋同学，说一段“好好学汉语”的群口相声，段子则基本以唐诗等传统典故构成。仅仅从相声本身来讲，这个节目自然不算精彩，但联系演出者身份，“汉语”暗指着“中国价值观”的输出。这里有一个颇为缠绕的逻辑：“中国价值观”就本身而言是一个对于“西方价值观”的防御性概念，如同春节前夕天安门广场立起的孔子像，以“传统中国”作为“中国特色”的一种辩护与声明；然而，“中国价值观”又回避掉理论辩论，无论孔子学院亦或国学复习，在文化实践中高度仪式化，更近似一种价值立场，而不是理论资源。就像这个相声所象征的，“中国故事”的域外投射，或是面对世界的合法性论争，依然是高度抽象的，仅仅靠“语音”层面，恐怕讲不清“中国故事”。如何整合五千年的“传统中国”与二十世纪的“革命中国”，依靠的不是语音，而是语法，但是当代中国还没有产生自己的叙述学，更典型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上下半场的断裂。

　　《芝麻开门》同样是一个仪式性的节目，相声以“拍客”文化为主题，由“80后”演员演出，春晚或是尝试消化“80后”为代表的青年文化。两位青年演员还是不错，段子也不算生硬，和上述两个相声相比，有可看之处，算是半个仪式性节目。然而，这个节目如果在“80后”文化自身的逻辑里来衡量，和《馒头血案》、《网瘾战争》这类充满天马行空般想象力的戏谑杰作相比，显得苍白刻意。“80后”的文化表达，和春晚的成规范式之间，终究是格格不入。在春晚的华丽舞台上，“80后”的狂欢式颠覆，只能是零点之后作为边缘亚文化的一种点缀。真正有活力有影响的作品，还是在网上，无论是韩寒式的博文写作，或是胡戈、“搬运9课”的“恶搞”视频。

　　四

　　在道德剧和仪式性节目之外，最后的一个语言类节目，也是最重头的节目，是赵本山小品。和其他依赖春晚出名的演员相比，赵本山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声望，可以相对地摆脱春晚的限定，他的节目，尤其以新世纪以来以《卖车》、《卖拐》为标志，说教的色彩较淡（绝非没有，比如《火炬手》），更为看重的是娱乐性，这也是赵本山小品显得比其他节目好看的重要原因。一个富于象征色彩的细节是，今年春晚，赵本山小品被安排在全国道德模范代表讲话之后，主持人迅速转换话题，从机械僵硬的套话中脱身，以“问问大家伙，想看谁啊”引出赵本山的节目。春晚就此有自知之明，每年的好看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赵本山。

　　从2005年标志《卖拐》系列终结的《功夫》算起，赵本山小品这几年的核心结构，是在东北农村的背景下，表现农民与“现代”的遭遇，这是他“娱乐”的奥秘，其象征性的细节，就是“摄像机”闯进农家生活。试回顾《策划》（2007）、《火炬手》（2008）、《不差钱》（2009）、《捐助》（2010）：《策划》是一个面对摄像机讲述的农村故事，牛群扮演一位炒作公鸡下蛋的记者，闯入“白云、黑土”的生活。农村生活则被完全边缘化，只有因为公鸡下蛋，才有幸成为“猎奇”的看点，再次进入决定着“何为生活”的摄像机（一开场白云就指着镜头说，“我太想这玩意了”）；《火炬手》同样如此，小品的笑料，来自于农民与“现代”的距离：一千米/二里地、拳击/耍猴、太极/麻将等等。黑土在“现代”的召唤前，还不是一个合格的主体，典型的段落，就是黑土的获选感言：面对麦克风，黑土变得语无伦次（发言之前黑土还撞在了麦克风上），除了喊“好！”外，无法组织起有意义的语言；《不差钱》同样是农民面对摄像机（想象中的央视“星空大道”现场）的各种洋相，同样是在麦克前的语无伦次（比如“我是水货”、“我感谢你八辈祖宗”）；去年的《捐助》，依然是记者带着摄像机闯入农民生活，以“现场直播”为象征的现代话语试图重新组织这个故事，笑料同样来自农民与“现代”的距离，比如孩子家长面对镜头的感谢：“感谢中央气象台”。

　　今年的《同桌的你》，第一次，摄像机所代表的现代世界不再闯入，这是一个以“同桌的你”为中心的“乡村爱情故事”，完全发生在东北农村内部。然而，难题也随之到来，不再依赖于农民与现代世界的落差，笑点在哪里？赵本山的策略，是以民间娱乐的方式展开，大都是这个类型中常见的套路：人与动物的模糊（“驴脸”），两性关系的模糊（“你爹下手早”）。整个小品近乎一出俗套电视剧的浓缩版：孤儿身世，十八年前的秘密，以及旧情难忘。有趣的是，据说是赵本山的临场发挥，他在小品结尾处，反讽了自己的“俗”：当王小利表示一会看赵本山小品，赵本山回答说，“你像我们这些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俗，受不了”。

　　熟悉赵本山小品的读者会发现，这句话曾经出现在2006年《说事》，同样是一个表现农民与现代世界相遇的小品（只不过场景发生在央视演播大厅），赵本山曾在小品中讥讽“作家”宋丹丹：她是作家，不喜欢这玩意（二人转）。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同桌的你》恰恰是赵本山近年来最俗的一个节目，这个“俗”并非贬义，而是“娱乐”所依赖的模式与套路，赵本山的反讽，反而暴露了潜意识的不安。

　　老实说，这种“俗”的娱乐性，并无新意与突破，春晚后观众也有些“受不了”。《同桌的你》这种感伤的“校园民谣”，和赵本山团队的风格很冲突，二人转的艺术特色，很难容纳这种校园题材。结果，没有办法做到像以二人转为主的《不差钱》富于生气，只能搬运“期末考试抄题，把名字也抄上来了”这类老套的段子。而且，极富症候色彩的是，小品的核心笑料，“此处删去多少字”，来自于十八年前轰动一时的禁书《废都》。从1993年到2011年，十八年往复循环（有意思的是小品中小沈阳就是十八年前捡回来的“孤儿”，恍若从天而降的大众文化，十八年来已经成大成人），只不过昔日作为商业包装策略的“此处删去多少字”，从彼时的被学界批判被官方查禁，到今天占据了春晚舞台的中心。然而，援引“漫长的90年代”兴起时的经典，反而印证了此刻的疲惫，这是一个循环，又是一个开始。“此处删去多少字”已然耗尽，“口口口口口口”终究要填补进内容。当已然老去的赵本山需要吸氧坚持时，谁来讲述新的故事？

　　五

　　谁来讲述“中国故事”，回到最朴素的辩证法上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春晚在今年有一个特别的版块：“我要上春晚”，由观众投票决定，确定的三个节目分别是西单女孩《回家》、旭日阳刚《春天里》、民工街舞团《咱们工人有力量》。无论西单女孩的成名曲，西单地下通道中的《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亦或旭日阳刚的成名曲，民工简陋窝棚里的《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这些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曾经“无人问津的歌谣”，深深打动了由几亿普通人组成的“沉默的中国”。任月丽、王旭、刘刚、两亿民工，他们才是鲜活的“中国故事”，他们的背后，是活的中国，有感情、有梦想、有血性、有活力的中国。

　　由此，以民工版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结尾，这个安排充满象征色彩，这既是导演的偶然，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才是真正的导演。超过两亿的农民工，在阶级认同的意义上重建共同体，唱起“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一幕百味杂陈。尤有深意的是，这是只唱了一半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回头细听这个节目会发现，春晚在节目中间不无怪诞地插入《我的太阳》，以此赞美农民工，同时巧妙地覆盖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另一半。以西洋经典音乐来赞美固然不错，但是中国有自己的讲法，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脉络中，有更贴切的对于工农（农民工可谓既“工”且“农”）的赞美。就在《咱们工人有力量》，有一句关键的歌词，演员们或许忘了：“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去年是虎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完结；今年是兔年，21世界第二个十年开始。虎兔相逢大梦归，这充满象征色彩的一幕，将是“中国故事”的结局么？

　作者简介：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桓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兼任《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近年来发表核心论文近二十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