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大转折时代，其变化速度之快，强度之大比春秋战国之际犹有过之。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核心无疑就是对大变局下近代中国命运演进的考察。而国共两党之争和共产党的最终胜出，是近代中国命运转折的关键之一。汪朝光先生所著《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就是对这一关键问题书写中的大手笔。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但有关国共两党之争历史的书写却略有不同。这场内战有“戡乱”与“解放”两说，一朝一野两个渊源颇深且均以革命自命的政党，彼此视对方为“匪”。最终的结果，胜利者中共固然占据话语优势，失败者国民党因为偏安一隅、败而不亡，也没有完全失声。于是对这段历史的解说，就难免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史学研究虽与现实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尚有客观中立的学科自律。只有超越长期以来受国共两党意识形态所影响的对立言说立场，才能回到历史现场，趋近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之了解”。而《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一书中以“内战”代替“戡乱”和“解放”，以国民党、共产党代替“蒋匪”和“共匪”，在国共内战硝烟散去数十年后，超越了长期以来受国共两党意识形态所影响的对立言说立场。

　　国民党没有败给远比自己强大的日本，却在四五年间败给实力原本不如自己的共产党，原因何在？可谓见仁见智。然国民党自身原因所导致的民心向背，无疑是根本原因之一。

　　汪著回到国民党人论说的历史现场，对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原因作出让人信服的回答。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吴铁城、陈立夫整理出一份《党务革新方案》。面对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民党政权民心的丧失，该“方案”追根溯源，认为之所以如此，在于当政的国民党自身离开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失去社会各阶层拥护。

　　国民党对自身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可惜最终也未能“挽大厦于将倾”。汪先生感叹地写到“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惯性与定势，已经使其上下、内外、党政隔膜，深具惰性，失去了创新精神，以至所有这些批评和建议与以往相类似，全会结束后，即如过眼烟云，烟消云散”。在生死存亡之秋，面对批评和建议，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已经不能有效回馈，其最终的命运也就隐然可见。

　　回顾南京国民政府22年的统治史，国民党所谓三民主义的实践与三民主义的理想渐行渐远。1927年“清党”分共是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表面上看国民党风光无限，建立了起码在形式上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然而，从其指导思想三民主义上讲，国民党的成功则要大打折扣。因为，南京政权虽“以三民主义立国”，却并未真正实现过三民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生和民权两主义。正因为如此，也就从未在严格意义上赢得民心，尤其是没有真正赢得农民、工人等劳动者的全力支持，从而给共产党人留下了“革命之再起”的广阔空间。

　　为了应对共产党的挑战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国民党淡化三民主义中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最为接近的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大肆倡导民族主义的文化。流风所及，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内部甚而掀起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高潮，三民主义被改造成为中国式的独裁理论。如此，国民党人就将国民党自身推出了中国思想界自“五四”以降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时代主流。

　　同时，国民党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宣传亦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取信国人。林语堂就曾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官员表面背诵总理遗嘱，私下却腐败不堪的丑相为“举头望遗嘱，低头思秦淮”。

　　当国民党统治的表征不再是民权、民生和民族，而是民不聊生和被人视做专制独裁、美蒋反动派时，再理想的三民主义也无法唤醒国民党的沉沦，且三民主义自身也为国民党的沉沦所累。1932年3月23日《申报》上所载《目前我国政治上之危机》一文就尖锐地说，北伐之初，国民党还是“有主义、有政纲、有组织、有立场、有光荣之革命历史之革命政党”，但当“国民党革命势力到达黄河流域，投机之旧军阀官僚政客，亦读遗嘱，谈主义，一变为国民党之忠实党员”，“频年以来，一般政治乃渐与人民之利益背道而驰”。

　　作者在自序中引傅斯年的话来概括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傅斯年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是由于革命的势力，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崩溃。”而透过本书，我们似乎可以进而说，任何政权自己的崩溃，都始于对自身根本宗旨的不断背离。

　　《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汪朝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为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