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论述,至少可以追述到春秋战国时代,近代以来,此一论述,于中国,则日益紧迫,因而几代学者也颇多用力。今天,它怎么又成为一个问题,让中国思想史家葛兆光穷10年之功,着力于此,大力呼吁建立“从周边看中国”认知体系的同时,且以此定位自己主持的研究机构的学术抱负,还操刀撰写多篇论文,不断深化此题,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架势? 一个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它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的了。按照葛著,对此一问题的处理,可以是想像的,不论事实如何,比如宋代以后中国精英集团坚持叙述的“天下观”和 “朝贡体系”,尽管如赵汀阳所说,“天下体系”早于秦汉便土崩瓦解,如葛所言,“朝贡体系”明末清初以降,根本不再是“东亚”世界实践之主流。也可以是依据事实建构的——这一努力,既是学术思想观念的,又是文化民族政治的;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依我对葛著的理解,这一努力的意义,不仅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一根本问题,其深刻的潜台词是,必须为如此巨大而复杂的人群找到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必须让这个人群有活着的归属感,否则,该人群组成的共同体必将面临林肯概念上的“分裂之家危机”。 沿此思路,葛著提出中国人自我定位的三阶段论,即以我为中心的想像阶段、以西方(他者)为参照阶段,和“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阶段。“多面镜”,按葛,可简化为两面镜:西方的,和“周边”的——即“从周边看中国”。葛著更强调周边的,不仅因为中国人拿“西方”这面镜子照了自己一二百年,是正解还是哈哈解,国人大体心里有数,更重要的是,比较起周边世界(国家),西方与中国异质性远远多于同质性,且关照的结果,并不能呈现出自我认知的完整性——这后一点,是我猜葛。葛著着力于“东亚”的日本和(历史上的)朝鲜,便在情理之中。其间很多看似好玩、有意思的故事,当做思想史材料加以细致分析时,见出的不止葛的洞察力,还有有心的国人无法回避的苦涩与沉重。 葛著本质上是论战文章,他的论敌,既是各种“中国”叙述者,也是他自己;既是历史上的,也是活在世上的;既是西方的,也是日本、朝鲜(韩国)的,更多是国内同行的——这是潜台词,葛著几乎没有涉及。葛著申说从周边看中国,有强烈的历史与现实指向性,即面目不清,但十分起劲的“亚洲”和“东亚”叙述(想像)。他既反对用地方史研究视角消解中国的整体性,更反对用所谓“亚洲”、“东亚”叙述弱化中国的“特殊”性。我想说的是,若葛著批评的区域-国别研究隐含着歧视性政治意图,他欲以从周边看中国取而代之,为何不再进一步:在中国与周边世界(包括狭义的西方世界)的互动中,重新建立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结构?事实可能将是,由于中国存在本身,在它与世界的互动中,整个世界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中国也将因此重新定义自己。 (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