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平克奇（Steven Pinker）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样的科学观可以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数月前，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奇思突发：究竟何种科学观能够提高人的认知能力？

　　最近Edge.org的好事者举办了一次座谈会，邀请164位思想家对此出谋划策。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尔（John McWhorter）认为，人们应该会更加关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问题，即：“那些如今被人们认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往往源自于过去某一特定时刻所作的合理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的正当性已经丧失，但它还是延续了下去。”

　　例如，早先的打字机如果输入速度太快就会卡壳，于是厂家便开发出了键盘，以减缓打字员的输入速度。如今，尽管我们已经永远告别了打字机，但却被标准键盘的字母安排束缚住了。

　　麦克·沃特尔还说，许多语言模式和心理范畴都可以用路径依赖去加以解释。不少人疑虑重重，觉得发电子邮件会降低写作能力。但再怎么样，电邮方式也无法阻挡人们借用19世纪文人书信写作的风格。语言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程式化了，假如现在还有谁留恋那些老套套就会被视作不合群的异类。

　　《网络幻觉》（the Net Delusion）的作者叶夫根·莫罗佐夫推荐的则是“定势效应（Einstellung Effect）”，即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总是喜欢借鉴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不敢就事论事独辟蹊径。这种思维惯性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尤其突出，每一次新的冲突总要放在越南战争、慕尼黑阴谋、冷战或伊拉克战争的棱镜下来审视。

　　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提到观念与“聚焦幻觉”（Focusing Illusion）有关。该观点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事物如你认为的那般重要。”他还说，“教育是决定收入多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过其重要程度并没有多数人所想象的那么高。假如人人接受的教育是相同的，收入不均衡的差异只会减少不到百分之十。当你过分专注于教育时，就有无数其他的决定性因素被你置于脑后。有些人受教育相同，但收入差别却有天壤之别。”

　　哈佛大学的哲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乔舒亚·格林选了一个靓丽的词条：随附性(supervenience)。设想有这样一幅画：电脑屏幕上一条小狗坐在划艇上。它可以被视为一只狗的照片。但是，换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做是像素和色彩的排列。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对称。相同的图像能以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像素去显示。高级别的属性（狗）是附着在低级别的属性（像素）之上的。

　　格林先生补充道，随附性有助于用来解释诸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文学家忧心忡忡，科学家正在蚕食他们的领地，因为后者试图用科学诠释一切。然而，科学对大脑机制的新发现却无法解释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麦克白。心灵的产品依附于大脑机制，即使寄生于后者，人文科学仍然可以通过认知科学被了解。

　　如果容我冒昧再提一个词条，那就是“基本归错法”（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不要试图借助性格特征去解释行为，最好是根据前因后果去加以阐释。

　　此外，我还得提一下情感丰富与无法自控之间的差异。一般的推测是，性情中人总是动动辄暴跳如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也会说，美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多愁善感。但据我所知，她并没有一天到晚四处声嘶力竭。能够分清艾米莉·狄金森的情感起伏与脱口秀高手一时冲动之间的界限将是有用的。

　　如果人们更多地用“突发性（emergence）”观点来观察问题，公共生活将因此而大为改善。此观点得到众多研讨会参加者的认同。

　　通常我们都试图通过肢解并研究其组成部的方式去琢磨问题，然而突发问题是无法用这种方式去认识的。在突发体系中，各种不同因素互相影响，而由这种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新东西往往会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反过来又会对构成要素施加自上而下的影响。

　　文化就是一个突发体系，它是由一群人建立的某种互动模式。一旦此种文化形成之后，它就会影响身处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经济是动态体系、政治对立、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成本以及不幸的婚姻亦属此类。

　　突发体系的互动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同时展开的，因此对它们必须有区别地加以研究，可以从整体和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层面去把握。针对如何解决贫穷和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人们仍然抱着对个别原因进行梳理的传统方法不撒手。如果我们能转换思路，也许会取得更大进展。

　　如果每个人都能从本次研讨会得到些许启发，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自在。此次大讨论低调而有胆识，完全可以与一届科学盛会相媲美。

　　译后记

　　这篇文章对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借鉴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某些词语有点把握不准，希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