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经过历史的沉淀，我们才能对一个时代认识得更清楚。1980年代距今已是一代人的光景，但对很多经历过1980年代中国的人来说，那份文化震撼仍然历历在目。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激情而躁动，充盈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巨大热情。对《我和八十年代》一书的作者马国川来说，所谓1980年代，不应该仅指在时间框架下所界定的那10年，而更应该从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这两件事作为参考点。他说：“八十年代是一个‘长的八十年代’(the Longer 1980s)。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一些思想者开始小心翼翼地独立思考时，‘八十年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了。当各种思想汇成潮水冲决思想禁锢的堤坝时，‘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终于在1980年代后的中国上演。”

　　不论从书名、访谈形式，还是对所谓1980年代的理解，《我和八十年代》这本书都不难令人想起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以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一众代表人物作访谈对象，试图通过他们在文化热浪中弄潮的经验，呈现当年社会生活状况的文化细部。而马国川的《我和八十年代》则是企立于一个较具思想阔度的位置上，受访者均是在1980年代独当一面的知识分子代表，包括：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和梁治平等。他们都成长于“文革”时期，刚好赶上了在1980年代这个新启蒙岁月里，爆发他们在青年时期压抑已久的思想激情。马国川认为，即使这群知识分子在回忆1980年代时，仍然有着过分放任的激情，但历史真实总离不开人们的心灵，他们以冷静的谈吐，整理着沉积已久却仍充满激情的心思，这本身已是1980年代最真实的历史，或至少是真实历史中的一部分。

　　没有“文革”，就没有1980年代。受访者无不承认，没有“文革”时期的少年生涯，就没有他们在198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思考。跟一群成长于1980年代的小辈相比，他们显然对跟体制之间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例如化学家刘道玉长期任职武汉大学，并在1980年代任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崭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最后却以下马收场。他的经历，正折射出思想改革跟体制发展之间的微妙张力；又例如经济学家温元凯在1977年曾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16字方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却旋即被邓小平顶回去，说“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个人权利，不必领导批准。就是这样，当年只是大学助教的温元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1980年代的年青人。

　　很多人都说，近代中国有两个启蒙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以及新时期的1980年代。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赛先生”，树立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但事实上，真正能竟全功的就只有“科学”。用金观涛的说法，在中国的语境里，“科学”从来都是正面的价值，但“民主”却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若以此为标准，五四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并未完成，相对来说，19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却正是从反省五四思想开始，由李泽厚的批判哲学和美学观、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到金观涛长期从事的中国观念史研究，无一不是试图超越五四那种纯粹反传统式的启蒙路子，以反思性的方式启导出另一阶段的启蒙。

　　可是，经过了1989年，1980年代的众声喧哗终究也戛然而止，这一年也成了“八十年代”严格意义下的终结。1990年代相对沉默的氛围，也令一众知识分子变得慎言，亦因而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沉淀上一个10年的躁动。李泽厚说，19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1990年代的浮躁有别于1980年代，因为那纯粹是关乎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激情；金观涛则说，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丰富、见解各异的时代，但人们都是在为中国找寻出路。反观1990年代以后，思想界分歧之大已无法整合了，因此他相信终要回到1980年代，把1980年代的思想遗产挖掘出来，说不定能为以后中国的共识找到出路。

　　1980年代过去了，其遗产却从未过时。《我和八十年代》的作者马国川以一种莫大的仰慕之情，追访这几位走过1980年代的思想者，正是希望从中找到照耀未来中国道路的光源，哪怕只是点点烛光。正如他自言：“让我们溯流而上，走进八十年代，梳理当代中国改革的思想源流，思考中国未来的方向。”

　　《我和八十年代》 马国川著  香港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