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豫中付村的传播社会学考察

摘要：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真实的影响。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村庄场域，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可以考察电视对村庄政治的微观作用机制。农民与中央政权通过电视发生了单向收-发的信息传递关系：政策信息的传递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这使得基层干部通过操控政策信息而侵占农民利益的成本大为升高，同时也使得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和能动性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利益逐渐分化的农民对媒体传播的政策精神的灵活解读，在客观上加速了村庄共同体的离散。由于电视日常化的信息输入，村庄政治受到现代性与宏观权力结构的双重作用，二者的合力形塑着村庄的公共生活。

关键词：  电视  信息传播  村庄政治  村庄公共生活

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这一论域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们希望新兴的大众媒介能够传播科学观念和先进技术，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催生出“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范式。D·勒纳、W·施拉姆，E·罗杰斯是这一范式的先驱者，其中勒纳（Daniel Lerner，1958）的移情（empathy）理论、罗杰斯（Everett Rogers，1962）的创新-扩散理论，以及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64）对于传播事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分析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不过，发展传播范式也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在这种理论框架下，传播被视为单向过程，受众的个人发展得到重视，但整体的社会结构却遭到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文化差异以及现代化过程的曲折性在量化的实证研究中未能深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降，科塔克(Conrad Kottak，1990)、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2000）等人在巴西、印度等地农村的研究实践中通过引入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丰富和推进了前人的研究。

国内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所进展，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文化-批判研究，这类研究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以哲学思辨、理论推理的人文思维切入，旨在批判媒体宣扬的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侵蚀和宰制（王晓明，2004；石勇，2005；薛毅，2005）。第二种是业务-对策研究，这类研究现实关怀强烈，作品数量繁多，但主题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如何提高涉农报道质量，做好农民的利益代言人；如何改进传播方式，更好地为农村发展服务；分析对农传播失衡的原因，如何加强媒介体制改革以消除传媒歧视，逐步在农村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调节机制（陈崇山，2003；谭英、蒋建科、陈洪，2005；邱新有、肖荣春、熊芳芳，2005；赵丽芳，2006）。第三种类型是发展-传播研究，这是西方发展传播范式在中国的延伸，并且正在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从其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看作是发展传播学的引入和应用，学者们主要通过定量的问卷调查来考察农村的大众传播现状，信息传播效果等（裘正义，1993；方晓红，2002；谭英，2007）。[1]然而，这些研究囿于量化的方法局限，并未深入到农村社会生活的细节，其研究客体被化约为信道终端的个体农民，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乡村社会[i]，正因为如此，其所发现的变量之间在数字上的相关关系尽管可以作为进一步预测的基础，但却难以提供数字背后隐藏着的社会意涵与逻辑本质。在第二个阶段中，一批青年学者基于方法论的反思，也开始引入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郭建斌，2005；李春霞，2007；谭华，2007）。新近的这批作品深受英国伯明翰学派及阐释人类学的影响，注重体察受众群体在生活世界中对外部信息符码的理解过程，注重呈现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与社区文化生态的对话与互动，为正在起步中的乡村传播研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不过，上述研究存在一个重要的缺憾，那就是回避了权力问题，把所研究的特定社区处理成了自我封闭的“部落”，[ii]以至于无法在传播学的关怀下充分表达常态的中国农村。其实，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与60多年来汉学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社会人类学在部落社会研究中提出的社区民族志方法论与中国这个国土如此之广大、历史如此之悠久、传统中央集权如此之强大的社会是否相匹配？”（王铭铭，2005：21）。

要超越这一困境，研究中国农村的传播民族志可以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域对比；除此之外，另一个有效的路径便是在定点研究中吸收宏观的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展示社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结与互动，而这，正是本文要做的尝试。

一、田野概况

2007年7—8月，笔者与其他五位研究人员在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付村进行了一项田野调查。通过对乡、村、组各级60多位典型人物的深度访谈以及更多普通群众的一般性接触，整理出了近30万字的访谈文字。除此之外，笔者在村民日常生活中进行了大量的参与式观察，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笔记以及收集到的一些成文资料，都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付村位于河南省A县境内，是在晚清以降的战乱、饥荒和大型工程建设中不断吸收移民形成的多姓杂居村，共有4020人，可耕地4233亩。村内居民以务农为生，农闲时外出打工，农业种植结构以小麦和玉米、芝麻套种为主，部分居民从事小型家庭养殖，种植大棚蔬菜。

长年在付村居住的村民，除去农作劳动和打短工仍有大量时间剩余。这些闲暇时间中最主要的活动包括看电视、打牌和聊天。有线电视进入付村已有三年多，接上有线电视信号的电视机可以收看30多个频道。部分村民为节约费用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俗称“锅”），但下雨天信号不好。作为村庄主体的中老年农民白天看电视的时间较少，但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绝不错过。他们一般是晚饭后约七点钟打开电视，晚上十点半左右休息。

在付村，农民最关注的信息是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信息与他们的经济利益高度相关，不仅各项农业补贴的数额由其标示，而且农产品及农业原料的市场价格也随政策变动而起伏。所以，政府的税收政策、惠农政策以及基层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都是村民极为关注的外界信息。

付村目前共有87名党员，但年龄普遍偏大，村内的经济能人对政治比较冷漠，既不争取入党，也不参加村委会选举，而普通村民对选举的态度则非常冷淡：

谁当都可以，是不是本家无所谓，现在有吃的、有穿的、也不用交粮，咱啥也不要，啥也不争，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iii]

村干部也是一种官，肯定要有上级的安排，再说，选了谁不都一样么？[iv]

从2006年开始，付村取消了农业税，村干部的工资由县财政直接拨付，人数由以前的15人精简为7人。村干部们目前主要的工作是迎接检查、争取上级政府转移下来的各种项目如修路、沼气、深水井等，日常的常规工作则是填字报表、证明、盖章，并完成上级政府交付的各项任务如发放补贴、赈灾款，下发移民款、征地款以及合作医疗的收钱填本等。不过，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村干部们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做。副支书TY说： 

村里现在纠纷也少了，开会已经开不起来了，调地也调不动了，村干部特别是小组长上传下达的作用也已经很少了，因为有啥事，村民知道得比你还清楚，电视上啥都有。[v]

有关村庄公共品供给的事情如挖沟排水、环境整治等，村干部们尽量不去主动过问，除非上级政府专门为此安排了相关款项。一方面，这是因为村干部嫌工资太少，“连手机费和摩托车的油钱都不够”，另一方面，这更是因为村民们对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漠不关心，少数几个村干部确实难以对付。

二、电视：村庄政策信息的接收器

如果把村庄看做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村庄这个子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和外界发生三种交换：物质交换、人力交换和信息交换。而在信息交换的输入和输出两个过程中，考查村庄的信息输入更有助于了解外部力量是如何对村庄产生影响的。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消费能力不足，大众传媒的在农村的辐射范围有限。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科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都有所不同，传媒无法提供这些信息，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贺雪峰，2007），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政策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有能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付村的文书LCH说：

分地以前村里一直都有广播员，许多东西一天说三次，即使村民再不理解，说多了也就知道了。大集体的时候有线广播家家户户都有，起的作用很大。后来有了电视机，村民就不听家里的有线广播了，村集体为了有事好通知就在村里的各个村民小组安了高音喇叭。再到后来村民嫌吵，影响看电视、影响休息，就用砖头砸喇叭，砸得尽是窟窿。喇叭砸了还能响，有村民干脆就把电线给剪断了。现在喇叭没有了，有啥事还要挨家挨户说，有时根本找不到人，开个会也难得很，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缺乏交流，好多事情互相猜忌、互相埋怨。[vi]

在这种“你当你的官，我种我的地”的情况下，农民以家庭为个体，独自面对广阔的市场和社会，他们不像城市市民不仅有公司、单位及所属组织如各种协会等作为自己所需信息的传递渠道，更有专门以其为目标受众的市民类报纸。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完全要依赖于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

到2005年底，全国完成了已通电的11.7万个行政村和8.6万个50户以上自然村开通广播电视的任务。目前，各级电视台播放的综合类电视新闻已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类新闻节目虽然不是专门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但与其他都市化的节目不同，它的目标受众仍然包含农民在内。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最喜欢的媒体形式是电视，占总人数的89.2%；农民最喜欢收看的电视频道是CCTV-1新闻综合频道；农民最喜欢收看的电视节目类型是新闻（凌燕，2006：47）。事实上，由于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无论在级别、权威性、美誉度上还是在技术水平、制作质量、报道规模、呈现方式、播出时段、传播范围上，都很难与中央新闻相抗衡，于是，在当前对农传播缺失的情况下，农民接受外界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就是中央新闻。中央电视台的综合类新闻节目成为农民获取外界有效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

在调查中，当被问到什么电视节目看得最多的时候，村民们的回答经常是“中央新闻”：

中央新闻当然要看，讲的都只政策。[vii]

《新闻联播》是每天都看的，哪天都不能落下，落下了就觉得缺点啥。[viii]

三、村庄场域里的中央新闻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对于中央政权都有着一种厚重的期待。中国社会自秦汉至今的和平年代都呈现出国家强而社会弱，社会必须通过国家来组织的态势。当前仍在村庄生活的中老年农民大都经历过集体化时代。中年农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老年农民则在建国之间就已出生，他们对于建国前后农村社会发生的强烈反差更能增加其对于中央政府的内心认同。经历过集体化时代的农民在面临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从前，并在这种“前后对比”中强化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在农民的思维中，国家是具体的，在心理认同上是没有变化的，它就等于电视中天天可以感受得到的中央政府，之所以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一首在农村广泛传唱的民谣“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村尽敌人”（应星，2001：105），表达的就是这种意向[ix]。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特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郭庆光，1999：165）。某种信息素材之所以被制作加工成新闻并为媒体所传播，除了素材本身的新闻价值之外，更有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因素包含在内。此外，媒体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也对媒介选择信息的过程产生制约作用。

虽然经过“把关人”的选择，媒体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并非是现实世界的全面图景，提供的只是单一的视角而非全面的景观，但是如果媒体的身份和性质可以多元化，不同的“把关人”把不同的选择性事实呈现出来，媒体对现实的虚构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反之，如果媒体的性质单一化，众多媒体提供相同角度的事实，或者众多媒体在竞争中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则受众受惑于“虚拟现实”的局面就不可避免。然而以上两种情形，中国电视媒介的生态系统都能符合。目前，央视的综合类新闻节目特别是《新闻联播》是农民热衷观看的、电视节目中为数不多的、目标受众包括农民在内的信息载体。当经过央视“把关”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在全国农村受到青睐时，这种单一化的“虚拟现实”就会在农民心目中成为活生生的客观实在，意识形态化的选择性事实在农民心中就成为认知世界的全部图景。

中央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即使是批评性报道，也是站在中央的立场对基层政府进行抨击和指责，这就是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自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就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媒体的话语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的对立面上胡作非为[x]。

除了可以看到中央如何整肃吏治、惩罚贪官之外，农民在中央新闻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有利于全国农民”的良好政策意图，还可以看到诸多的先进典型如何执行到位，如何把某地建设得欣欣向荣。这种站在中央的角度俯瞰全国的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在客观上恶化了农民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

温家宝是关心农民的，他过年就给贫困农民送面粉，你看看村干部们都在干些什么？[xi]

每次看中央新闻里播的，我就感到气愤，同样是一个领导，别的地儿能搞得这么好，咱这凭啥就搞不好呢？[xii]

农民自己并不知道反映在电视机屏幕上的事实是被精心裁剪过的，反映“典型政绩”的事实。中国的地域差别较大，各地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因此也不能排除各地领导干部的勤勉程度有所差别，但是如果中央新闻一味突出“先进典型”而不把典型的特殊有利条件加以呈现，往往实现的客观效果就不是增加个别基层组织的美誉度，而是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农民对中央新闻中某个被报道的“先进典型”的全面、实际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是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却了如指掌：

中央新闻里讲的肯定是真的，中央都不搞真的，那哪中啊？地方新闻尽表功，说瞎话，还要天天播、反复播，谁会去看呢？A县是啥情况我还不知道么？几个小厂早就弄垮了，（地方新闻里）还说经济每年发展。到处脏得要死，电视里却搞得那么干净[xiii]，骗傻子呢？

的确，农民对中央新闻中报道的内容因为相隔太远，具体情况并不知悉，在难以判断与辨别的情况下，往往因为它是“中央”的新闻，就会非常相信。而对于本地新闻里介绍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有关农村的信息，农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虽然这种地方电视台的“政绩报道”被更高级别的领导看到之后可能会予以褒奖，但在本地的农民看来，这完全就是“浮夸[xiv]”、“表功”、“假话”。

农民对地方新闻的轻视并不仅仅是由于对其报道内容真实性的怀疑，还有对地方新闻报道内容的客观性的怀疑，这个客观性指的是“整体客观”，即能够全面地、多维度地反映世界。

2005年冬，作为A县招商引资项目之一的某私立中学看中了付村林庄的耕地。然而，由于林庄村民对是“卖地”还是“租地”无法达成一致，而且对今后的赔偿金额不能确定，因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协议始终无法签署。翌年春，施工队开推土机进村，却在路上遭到村民的阻拦无法继续前进，征地陷入僵局。在尝试了各种办法均告无效之后，县政府将工程重新包给了一帮由小混混撑腰的施工队。最后，小混混们用暴力保证了工程的施工进度，林庄村民在与小混混的冲突中被砍伤。2007年6月，新开的私立中学又发生了学生被小混混殴打致死的事情。家属们觉得学校的赔偿金额3万太少，他们把尸体拖到学校门口示威。随后，发生了闹事的家长及围观群众与到场的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并遭殴打的事件。两起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付村都有村民给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节目的记者打热线电话，但却没有回音。A县及A县所属的Z市电视台在接到电话以后也都没有记者前来[xv]。

客观地讲，不同级别的媒体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作为“把关人”的“把关标准”也就不一样，付村发生的这两起与县政府有关的恶性事件当地的地方媒体当然不可能报道。但是，此事在民间传开之后地方新闻在村民眼里就不再有客观性可言了。

不管具体地点具体事件怎样，类似的“隐匿不报”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其实都有出现，只是数量多与少的问题。这些事件的有关信息即使作为内参上报给了有关决策部门，基层群众对这个过程也是毫不知情的。在转型期利益博弈较为剧烈而中央强调和谐社会的时候，处于底层的农民若想对反映社会“阴暗面”、有损地方政绩的公众事件有所了解，就不得不借助于中央新闻。

四、农民与基层政权的信息博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库中，有诸多驭民的“治术”，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xvi]等多种相似的观点。更有“治一统之世以静，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治一统之世以隔，令层级繁多，堂阶尊严，然后威令行”，“治一统之世以散，使民不相往来，耕田凿井，不识不知”、“治一统之世以防弊，务在防民而互相牵制……”[xvii]等诸多论调。这种统治方法被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愚民政策”。当那些在地域范围内互相隔绝的小农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时，他们面对国家机器时的弱势与无助是显而易见的。当利益博弈的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信息的弱势方往往被强势者操纵、诱导或利用，信息的强弱对比与权力的不对称彼此对应，互相强化。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普通农民也拥有了对于信息的掌控权。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电视在村庄中逐渐普及，电视的拥有权并不局限于社区内的少数精英。在当今这个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覆盖范围扩大，影响力更加深入、更为细致，乡村社会的精英再也不能独享信息，信息不再需要通过他们的过滤，便可以直接抵达社会的底层。

笔者调查时发现，在付村的各自然村中，都有一两名能说会道的“刁民”[xviii]，他们比普通村民文化层次稍高，言谈更有条理，是各个庄上的意见领袖。东庄的DG是村内小有名气的信息灵通人士，他长期订阅报刊杂志，并在村里率先接通了有线电视，因为他想收看凤凰卫视，觉得“里面讲的尽是实话”。DG抱怨道：

04年中央三令五申，不能将补贴（指粮食直补）截留，但是河南的T县，Q县却违反了政策[xix]。还有良种补贴，正常卖的种子是每斤一块二，补贴之后实际上卖的是赖种子，（平时）是六毛一斤的，好种子都不供应了，只有赖种子。还有其他的农机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都是有关系才可以弄到的，数量是有限的，底下干的跟电视上说的都不一致。[xx]

在村支书TH的眼里，DG是一个厉害的人物，有了他平时到处散发的议论，“村里好多事情都不好办”。而DG在跟我们谈到自己“不出家门能知天下事”的能力颇有些得意，但同时又对自己只能嘴上说说却无力改变事实的处境无可奈何。他讲述了一件自己通过政策信息来维权的事例：

上半年东庄卖地时，按照《2007年中央关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措施》，土地的价格应该是由前一年该村的人均收入（2006年是2000元）乘以30倍再乘以80%，电视上说得可清楚，按这样算的话应该是4万8，结果卖地时的价格却是1万8。我们也不知道地卖给谁了，应该是我们直接跟开发商对话，不应该让他们（乡政府）在中间插一把子。因为我知道中央文件精神，乡政府就跟村支书TH说，下次有关卖地的群众代表会议千万别让他参加，他懂得太多，来了就签不了。[xxi]

东庄征地的价格最终还是定在了1.8万/亩，因为群众代表在开会时无法组织起来形成集体性的对抗，有人想尽快拿到钱外出做生意，有人担心坚持抵抗的后果是自己吃亏别人占便宜，还有人害怕得罪了村干部以后难以评到低保。尽管征地工作最后顺利完成，但是村支书TH想起此事的过程不免有些担心：

这次我们几个干部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把群众的思想工作做通。有些人知道了（中央的）政策，却不知道我们的苦衷。俺村靠近县城，这样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我们只能多加小心。[xxii]

王庄村民WBG平时说话爱“钻牛角尖”，遇事一定要分出个是非。他特别喜欢看法律类的新闻节目，而且经常去找村干部议论。WBG有4个孩子，第一对小孩是双胞胎。作为水库移民，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他可以享受移民补助。

“2006年6月30日之前出生的农村移民及其后代，每人每年都可以得到600元的资金扶持”，这是国发[2006]17号文件，《大河报》上登的，电视上说有，我就去报纸上找，被我找到了。中央政策是按户口本，户口本里有几个人就发几个，我家闺女出嫁了一个，但户口没走，按照文件精神，我的4个小孩都应该有，可是乡里说只能统计2个孩子，超过计划生育指标的不算。地方没文件，是乡领导自己说的。（即使）按照地方规定我也应该可以报3个孩子，因为第一对是双胞胎，而且第三胎有准生证，这些情况都是村里做统计报上去的。我现在已经做好上访的准备，去省里、去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上的官员没有执行……[xxiii]

CCTV-12的《法律讲堂》WBG每天都不会错过。他向笔者讲述了一期令他印象深刻的节目，并表示正是这个案子的经过和结果给了他信心，他才决定要去上访。节目说的是安徽一个农民因当地500元钱的乱收费去北京上访，结果被乡政府截访送进精神病院。该农民要求出院，但是无人理睬，过了一个多月家属才接到医院通知，接着家属又去上访，最后成功了。

中央12套放的，不可能有假，肯定是真事，我得出经验，上访得找对人，最好是有认识的人，要找到压得住下面的人，要找到听懂你这个‘真理’的人，不是敷衍了事，要同情我，要到实地去做调查……[xxiv]

其实，在2005年统计水库移民及其后代的人口数时，付村村委会就是以夸大的总移民人口数字上报的，为的是多从上面争取一些资金。但是，为了不给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抹黑，又只能把所有上报的水库移民后代设置为计划内生育。乡长之所以对WBG说计划外生育的小孩没有补助，是因为全乡当初上报时都是按照符合计划生育指标的人口数目来上报的。WBG和其他情况类似的村民并不知道这个内情，但他们却知道国务院的政策文件。如果他们坚持反抗并聚合成团，村干部要顺利地发放移民补助就非常困难，弄不好就要发生恶性事件。在WBG等人的一再纠缠下，村委会最后作出妥协，把因虚报人口数字而多得的移民补助款让渡了一部分出来。

DG和WBG这样的农民属于D.勒纳（Lerner，1958：73）所言的“对周围的新生事物具有较强认知能力的‘过渡人’”，他们比普通农民更善于利用新兴的技术手段搜集那些可能影响到自己生存境遇的政策信息。像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业综合直补（包括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以及扶贫款、征地赔偿款等方面的政策规定，他们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得相当清楚，并且乐于向其他村民传播。

通过电视，村民们了解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基层干部的那些侵害群众利益的“小动作”在村民那里就不再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但由于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村民们不会因为基层干部的“小动作”而采取集体抗争，他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同时又会用各种日常的形式来进行局部的反抗，以增加基层干部“小动作”的难度。如果基层干部的这种“小动作”针对的是具体的个人，那么这个利益受损者就会采取比较强烈的的作为来表现自己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并不一定会引发随后的上访行为，因为在基层社会，人们虽然失去了往日对权力机器的敬畏，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无法逃离“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吴毅，2007）。

在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中，当涉及到某些资源及利益的分配时，基础组织利用上级机构对底层情况的不了解或者说“信息不透明”，来为自身谋求好处的行为是非常常见的。在某种程度上，基层组织的精英如果不能依靠自己掌控的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得一定好处的话，他们是很难继续在这个没有晋升希望而且收入极低的岗位上继续工作的。甚至在当前的乡村场域中，他们不这样捞取一定好处，就很难维持底层机构的生存。[xxv]

在付村，DG和WBG这样的村民都不是组织群众进行就地抗争的“草根行动者”（应星，2007），他们只是在引导其他村民借助政策信息进行被动性的、个体性的、日常化的抵抗，但这种抵抗的形式又比斯科特（2007）概括的“弱者的武器” [xxvi]更加明确、更具有正当性，这种更具有道义基础的日常反抗使得基层干部们在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段截留部分资源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害怕没有掌握好分寸。

从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取消农业税之前，国家针对农民的行为主要是资源提取，村庄与国家的信息交换是农民税负能力信息与国家税费政策信息的交换，基层组织操控信息的方式表现为对上缩小村庄税负能力、对下扩大税费收取幅度；取消农业税之后，农业型乡镇的主要税源被抽离，乡镇财力窘迫，无力保证农村基本的公共品供给。在此背景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开始启动，国家针对农民的主要行为由资源提取变成了资源下拨，村庄与国家的信息交换就表现为村庄公共需求信息与国家财政拨付信息的交换。基层组织操控信息的方式也就表现为对上扩大村庄公共需求、对下缩减财政拨付额度。税改之前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税费征收额度各不相同，因而相关信息在向下传递时只能由基层干部来操控，但是税改之后，除去专项资金，绝大部分的财政拨付信息都可以通过电视传达到农民那里。在电视进村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和基层干部在政策信息方面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上，通过对政策信息的争夺与占有，农民和基层组织进行着一场场利益的博弈。

五、“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在基层治理中的反作用

（一）束缚效应

如前所述，乡村两级的有线广播早已不复存在，税改后农民与“悬浮”的基层组织又存在着沟通障碍，这样一来，税改之前政策信息依靠行政组织向下传递的模式于税改之后就在村一级出现了断层。也就是说，在当下的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所谓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精神”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可以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企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之后，或说在其成为实践形态的具体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刘岳，2006：129）。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的变通实践过程中的客观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甚至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个别现象而否定全体的作为。

改革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再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实际上，改革以来各地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灵活变通地执行上级政策，并使其符合地方特定需要的结果。如果不是基层政权的灵活变通、超越自身作为中立的公共权力角色直接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之中，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出现的经济腾飞便得不到有效的解释[xxvii]。改革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变革原有政策，探索出富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性方案的过程，如果一味按照中央政府制定的文本形式僵化地执行政策，那么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就显得难以理解。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基层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然而，当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在由“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降低了基层干部的运政空间，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要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以付村的修路一事为例。付村各庄之间的土路年久失修，雨天泥泞不堪，村里的蔬菜及其他农产品无法及时运出，村民出行也不方便。2006年初，村委会通过村支书的个人能力[xxviii]申请到一笔专项资金，加上之前村委会申请到的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项目资金，共有18万元，于是村委会准备把村内的中心道路修成柏油路，并把村中其他各主要道路用压路机压平，但这个计划共需26万元，也即是说需要村民另外集资8万元，还需要村民们付出一些义务劳动[xxix]。但是，当付村村委会号召农民集资修路时，村民们说：

中央政策好，给老百姓办实事，不交粮了，还有补贴，怎么可能现在修路还要向我们收钱？国家搞新农村建设每年不是拨了很多钱下来么？[xxx]

国家现在连皇粮国税都不让农民交了，怎么还会向农民要钱，肯定是村干部趁机在捞钱！[xxxi]

农民通过中央新闻见到了政策文本，了解了中央文件的内容，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一实践过程，当他们看到信源处的良好政策意图与信宿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源[xxxii]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农民越级上访、诉诸媒体（包括互联网）等传递本地负面信息的行为，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在博弈过程中采取过激行动将事态放大和扩散。于是，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贺雪峰，2007）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行政。

通过政策信息的直达机制，国家权力中枢的意志直接到达个体的农民，然后，农民又用这种意志来规训基层政权的行为。当农民以上访等抗争手段相威胁的时候，基层就不得不在保持政绩的压力下约束自身的行为，在力争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适度压抑自己的主体性。

（二）离散作用

在具体的政策信息之外，媒体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的更多的是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精神。许多在具体环境中意义含糊的宣传口号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电视的反复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度也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xxxiii]：

你们党员不是讲“三个代表”吗？你们咋不代表我的利益呢？我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就不管呢？[xxxiv]

新闻上都说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怎么就不讲法律呢？[xxxv]

当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移民补助款的发放标准、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付村的村支书TH说：

中央新闻农民绝对相信，道听途说他也认同，只要找到对他有利的只言片语，他就去和村干部议论。[xxxvi]

举例而言，付村村民一直有着“调地”的传统，即在各村民小组内部调整土地承包权，“每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这样就可以保证每户的土地相对平均，但是这几年来，各庄的调地却越来越难。因为中央出台的政策是“30年不变”。然而实际上，村民在使用这项政策时却是非常灵活的。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许多村民搬出这项政策，说土地不能调，自己的土地可以不出，除非等到30年以后。而在涉及到征地时，他们却要求土地赔偿款为全体村民所平分。其实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全体村民都来分钱。村民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就不能重新分下去，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没有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买，但是只要可以援引中央政策精神来反对作为地方性规范的常规调地从而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在这里，中央政策的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电视等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读使得他们不断产生内部分歧，这一方面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衰败、环境卫生恶化、水利设施瘫痪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六、讨论：电视在村庄政治中的角色分析

（一）电视：传统与现代

随着现代性在时空中的延展，一个普通中国村庄的生活世界被卷入到与村庄这一地域空间相分离的、“不在场”（absent）的外部信息所型构的系统世界里。通过对电视中现代生活方式的耳濡目染，农民作为能动的行为主体，正在主动适应变动的外部世界，他们学习新的维权技术，学习法治时代的生存技能。在面对基层组织某些不正当行为时，他们可以搬出中央的政策作为与之博弈的砝码，在面对基层官员的意识形态话语时，农民能够使用从电视中获得的政治信息与之对抗。可以说，这是农村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种知识储备，是农村逐渐完善基层民主的必经之路。除了作为信息传播工具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素养，电视与传媒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在这个价值多元化、观念多样化的转轨时期确立了一种主流的价值判断标准与道德风尚，保证了中央的核心政治理念在全国农民中的普遍接受与认同，而这对于一个巨型社会的整合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农民虽然突破了信息上的弱势，但他们所接受的信息却是经过了巧妙的过滤。中央新闻中反复播放的安抚民心的信息使得这种强调农民权利的话语与农民认知结构中早已存在的“青天意识”和“英主观念”发生强烈共鸣。于是，当中央新闻中每天播放的先进典型和本地出现的负面信息不断地同时呈现时，农民的解释都是“中央政策好，只是地方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这种过程的不断重复除了侵蚀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外，还增强了农民对于村庄政治的反感与冷漠。

作为一种普及性的信息传播手段，电视拉近了农民与中央政权的时空距离，但这只是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而没有改变他们的观念结构和思维模式。在中国政治的具体语境下，电视的普及并没有让农民学会现代民主的参与方式，传媒的政治信息在他们那里只具有器物意义上的作用，除了增加维权手段和道义资源外，并没有增加他们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他们的权利意识在官方的不断后撤与电视的不断熏陶下持续增长，但义务感却是不断下降[xxxvii]。宏观上，电视传递的全国普同的公共信息可以对社会起到良好的整合，但是微观意义上的村庄却在这种信息的反复作用下离间与解体。

（二）电视：中央与地方

通过电视这一信息载体的“直达”机制，村民与中央政权发生了单向收-发的信息传递关系，这使得中央的权威可以在村庄内部得到部分地行使，电视在村庄的存在即意味着中央的部分在场，基层无法轻易地绕开部分在场的中央而自行其是。另一方面，农民拥有了信息的掌控权却并不意味着拥有了观点的自主权，由于对信息的解释被中央新闻中观察问题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方式所引导，农民对于一些有损其自身利益的大政方针同样抱持赞同或理解的态度（如殡葬改革、土地征用制度、计划生育制度，以及税改之前的税费制度等等）。他们能够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相信新闻中对某项国家政策实施原因的抽象论证，却不会过分意识到自身的被剥夺。即使这些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农民产生了切实的损害，他们也不会把责任归咎于中央，而只是指责基层政权没有执行好上级的良好政策意图，同时期待中央来为他们“申冤”。

作为一种隐性的权力技术，新闻被权力作为一种知识和话语定期定量地生产出来，跨过地方和基层通过无所不在的媒介延伸到了村庄生活中的细微之处。这种新闻/信息/话语的复合体被权力结构制造出来之后，又在农民的认知结构中复制自身，生产出一个个驯顺的身体。它使得以往全能主义政治的强力逐渐变得柔软，并“通过分散化、外在化、相对的无形化以使它引起的阻力尽可能地减少，以便用最小的代价来使这种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同时既无失误又无间断”。这就像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视主义——权力的不对称“处于基础的、技术的、纯物理的层次上……它能在法律层面下运转一种既宏大又细密的机制，从而维持、强化和扩大权力的不对称性”（福柯，1999：248~250）。

因此，通过新兴的技术手段，国家掌控农村的机制柔软化、间接化、隐性化、微观化、细节化了，而村庄中的电视在这个过程中则成为权力作用的施力点。在这种微妙机制的作用下，农民在不知不觉中被现代国家所规训，地方性共同体中的“乡民”正在逐步嬗变为现代国家中的“公民”，然而，在中国政治的压力型体制下，乡村社会的治理规则与基层权威的授权来源并未改变（张静，2007），当中央政权在面对转型期一系列刚性的社会矛盾同时又需要继续维持自身合法性的情况下，基层组织“歪曲上级政策”的替罪羊形象就被大众传播媒介反复塑造出来。这样，即使三农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央的合法性仍然可以在农民的认知结构中不断重塑，但作为代价，基层组织的合法性及其相应的权威却会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村庄公共生活处于离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