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摩罗：从“战士”变“家奴”》

　　早知道摩罗这几年来思想转变较大，可是，在阅读《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惊诧于他的“华丽转身”；早知道摩罗爱走极端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可是，《中国站起来》的谵妄和语无伦次，却让我相信一个人的思维混乱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如果说，读一本好书恰如一次愉快且收获颇丰的精神旅行，那么，读完《中国不高兴》的过程则如同从一个庞大而肮脏的垃圾场经过，让人只想尽快逃离。

　　林昭死了，遇罗克被害了。摩罗成为了近年来文人样本的又一现实模型。他用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和新生，以川剧中的变脸“绝活儿”左右逢源，宣告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在这种转变的背后，现实利益的考量，投机心理的驱使或许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从批判性文人，摇身一变为“民间纵横家”，摩罗非此即彼的个性再次显示出文人思维的单一性和贫弱，这导致了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难怪王小东、宋晓军、宋鸿兵、刘仰等人为摩罗的“加盟”而弹冠相庆。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奇异文本。

　　断章取义谬指五四先贤

　　在早期摩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对于五四一代文化精英一直不失敬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为其《耻辱者手记》所做的序言中，誉之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摩罗正是以此形象而赢得了一批读者。而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对于五四精英的无理责难固是前无来者，所泼的脏水和污蔑更是匪夷所思。

　　在摩罗看来，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等“中体西用”论者，在西方文化霸权面前保持了尊严。到了五四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大量中国精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大崩溃。“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17页）

　　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体西用”、“师夷之长以制夷”之说，把西方文明仅仅视作器物、技术层面的领先，仅仅只是学到了西方文明皮毛。学习西方更为彻底，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跛腿改革“洋务运动”遭遇了失败，恰恰是忽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明成果如宪政、法治等因素而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及其夭折。

　　到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几代人的政治变革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认识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治等各方面的优越性。只是因为中国的宪政改革因为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支持而失败，知识分子这才将目光投向了文化改造和思想启蒙。陈独秀、胡适等人为国民争取自由、民主等权利，恰恰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并加以移植。

　　在具体的操作上，胡适终其一生都在反对专制，呼吁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言论自由等等。在鲁迅那里，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摩罗赖以成名的《耻辱者手记》，正是从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而来。五四这一代人所作所为，正是摩罗在本书中所说的“内争人权，外争国权”，何曾“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

　　另一方面，稍具思想史意识的读者均不难想到，从魏源、郭嵩焘、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后者总是从前者那里继承相应的思想遗产，在前者试错的基础和历史教训中不断前行，显然不可能完全断裂或横空而出。摩罗在梁启超和胡适、陈独秀、鲁迅之间强行画出一条界线，对前者赞誉有加，对后者妄加雌黄，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

　　而摩罗把胡适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答梁漱溟先生》、《信心与反省》中的片段，拿来作为胡适“无能、无知、无耻”的证据，并明显采用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进行刻意曲解。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写于1928年6月，胡适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美国使馆参赞安诺德制作了三张图标，第一张表是中国的人口分配表；第二张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工业状况的比较；第三张是美国在世界上占的地位。在文章中，胡适比较了美国在生产力上的领先，外国工人与中国工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差别，以及招商局文件显示的官员自肥和腐败等现象，然后从物质（生产力）、精神（公德）等方面进行对比，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们的“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显然只是一个事实判断。

　　摩罗引用胡适《答梁漱溟先生》中的“罪证”是，“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的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23页），以此指责胡适的“荒谬言论”和“糊涂”，而这一段最后两句“而今日满田满地的莺粟（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却被摩罗故意漏掉。

　　他以此为“据”接着对胡适上线上纲，“这种荒谬言论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状态的写照。张三持刀砍伤了李四的头，刑警准备拿办张三，胡适却拦住刑警的手，说，‘错不在张三，全怪李四的脖子不是铁做的。否则不就没事吗！所以，你只能拿办李四。’好一个糊涂的胡适！” 显然，摩罗这样的遗漏是主观的恶意而为之。这种手法，与秦桧为岳飞罗织的罪名“莫须有”何其相似！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实翻版。

　　接下来一段，摩罗继续引用，“帝国主义三扣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不责人……”（23页）接下来的后一句“要自觉地改革而不是盲目的革命”，又被摩罗故意漏掉并以此斥责胡适“糊涂太甚”。

　　胡适的《答梁漱溟先生》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中国国内的革命与战争现状，而胡适一向坚持改良，反对革命。他认为，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帝国主义。早在1922年10月1日《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后，胡适就说过，“我们很恳挚地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方向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摩罗断章取义和刻意曲解后，对胡适的语境和原意进行了“巧妙”的“移植”。

　　摩罗引用胡适《信心与反省》（24页）中的一段詈骂胡适“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则更是可笑。胡适在该文中，恰恰引用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表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即“一切所谓发明创造都从模仿来”，并且之后写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说明了虚心学习外来文化长处的重要性。

　　摩罗罔顾作者原意，强行加给逝去多年的胡适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然后予以痛斥。称胡适在《三论信心与反省》中“将中国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作为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代表，反复奚落之，以此证明我们是劣等民族，只有屈从于西方社会那个高贵种族才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仔细看完胡适的这三篇文章，并知道大致的背景，大都不会得出摩罗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结论。有了往胡适身上“栽赃”的做法，摩罗接下来指鹿为马，用同样的手法解读鲁迅与《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关系，对鲁迅进行“精神弑父，以宣告自己的新生”（潘采夫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摩罗还指责蔡元培1912-1913年建构的学制，“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但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78页）。“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80页）

　　按照摩罗对蔡元培所做的有罪推定，党史专家金冲及（1930年出生）、鲁迅研究专家朱正（1931年出生）、经学史家朱维铮（1936年出生）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其后至今的学者和文化人都属于“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可事实却是，这些学者在做学问时，既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具有相当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这方面，摩罗恐怕很难有希望赶上。

　　另一方面，他们也决非全都是“西方文化的信徒”。诸如牟宗三（1909年出生）、唐君毅（1909年出生）等一辈人，均属于蔡元培建构学制之后受教育的学者。但是，他们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信徒并对此信心十足。不知摩罗对此作何解释？摩罗还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80页），并对文化信心问题危言耸听。而事实却是，不仅这些老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对中国文化信心十足者大有人在。

　　摩罗在书中称，“五四运动期间刚刚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爱国主义苗头，这些精英人物立马上阵，扑而灭之。”对于这一问题，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有清晰地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和‘国家主义’进行反思，认为民族国家观念是导致这场世界战争的直接根源，进而将“国家”当成批判，鄙弃的偶像。”（43页）其后，“国家”让位于“社会改造”。

　　被摩罗推崇的梁启超，早在1915年发表的《吾今后以为报国者》中认为，“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共产党的论述中，‘国家’成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如：‘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550页）“1915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并于1920年达到其最高峰。”（540页）其后，社会主义成为思想主流，国共两党相继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

　　由此可见，对“国家”的厌恶，乃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反省世界局势之后的自动选择，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何来“精英人物扑灭”之说？

　　另一方面，摩罗宣称胡适等人“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并进行攻击的时候，他自己真正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当他以极端的情绪对五四先贤口诛笔伐的同时，偏激和苛责之处，比五四先贤对传统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之谓也。

　　知识的越位和“弱智”的论证

　　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对于经济学、世界史、政治学、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甚至文物流失等诸方面都做了表态，并进行了毫无逻辑的情绪宣泄。他用自己这几年读到的人类学著作为思想资源，将人类学中殖民史的观点当做一把万能钥匙，以此来“打开”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死结”。

　　仔细看看摩罗此前的著作不难发现，摩罗在“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中国站起来》之前，出版的著作包括成名作《耻辱者手记》，以及《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大地上的悲悯》、《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为个人思想体验和国民性批判，文学评论，思想随笔，散文等等，基本属于“文学—文化”范畴。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细化，以及各种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不太可能出现那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知识人，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摩罗要处理的“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以及书中所及，却牵涉到一个个无比复杂的课题。正如摩罗以前的精神导师吴洪森所云，摩罗没有这样的学术功底，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摩罗当然有权利对自己力不能逮的问题发言，只是，这些没有学术根基和知识基础的发言漏洞百出，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除了知识上的严重越位之外，摩罗的呐喊更多的停留在呓语的状态——他看似大义凌然、一身正气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些并不存在且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伪问题。

　　在《中国站起来·呐喊篇》中，摩罗质问的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僵化迂腐？”“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于暴力倾向”？“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缺乏诚实？”“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博爱？”“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是民族主义者？”“中国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

　　显然，摩罗的这些质问不证自明且显得“弱智”。“自尊自大、僵化迂腐、暴力倾向”等等，显然无法用人种、民族等进行区分，其中的道理，只要稍具理性者即可明白，何劳摩罗为之辩护？

　　摩罗称，“中国人在人性的任何层面都与人类其他各个民族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人比其他的民族具有更多的奴性。”（188页）从常识而言，奴性的产生更多是因为权力的压迫而形成。如果政府充当牧者，以武力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把人民视作驯服的羔羊。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人民，又怎会没有任何奴性？

　　至于“理性、诚实、博爱”等品质，更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以及人们具体所处的现实情境息息相关而非国别所能决定。摩罗所谓的三重枷锁——“国民劣根性批判、西方文化崇拜、西方国家崇拜”，前者只是鲁迅等人的精神自省（摩罗后来咀嚼“耻辱”即与此相仿），以及对于这种权力关系和压迫的反抗，而后两者仅仅是摩罗的危言耸听——即使是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以及时有过激言论的钱玄同，也没有真正的西方“崇拜”，充其量只是饱尝切肤之痛之后，学习西方文化之长的意图表达。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决不比摩罗稍逊。

　　在摩罗的观念中，大量充斥着“中国—外国”、“殖民者—被殖民者”、“洋奴—爱国者”等二元对立的单一思维。他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了阔大的迷津且不能自拔。显而易见，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具有多重属性，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爱国者，但他可能同时也是佛教徒，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围棋爱好者等。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告诉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这也意味着每一种身份都不是绝对的，不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种身份来进行划分和行事。

　　对于摩罗反复强调的殖民与被殖民，森说，“虽然这些‘非西方’——有时是‘反西方’的观点意味着强烈追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然而它们事实上是彻底对外依赖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消极和对立的方式存在的。这一沉溺性思维的辩证法导致了一种深存偏见且极具依附性的反应性自我认知。”

　　在我看来，《中国站起来》显示，摩罗沉溺于“深存偏见且极具依附性的反应性自我认知”且没有能力自拔。

　　“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

　　摩罗的文字富于激情，他好用排比，这在以前的《耻辱者手记》以及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评价中已有体现。只是，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所体现出来的，不仅只是泛滥的激情，更多的还是“文革”的话语方式。

　　以胡适为例时，摩罗先采取了“戴帽子”的手法。首先，他采取断章取义的“证据”，然后给胡适戴上一顶“文化自卑与矫情的世界主义”这顶帽子；并为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共同扣上了一顶“非常病态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帽子（27页）。摩罗用在胡适头上的词汇有“糊涂”，“最无能”，“最无知”，“最无耻”，“混乱”，“荒谬”，“矫情”，“恶心”等等。

　　在对五四一代精英进行了上线上纲的妖魔化之后，摩罗占据了“爱国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拉大旗，做虎皮，挥舞起手中的大棒，大量使用了“西崽”、“洋奴”、“逆向种族主义”等詈词指称前辈文化人和当代假想敌，以此泄放自己难以抑制的“义愤”。

　　除此之外，摩罗在本书中逻辑混乱。《中国站起来》在多处指责西方人构建了一套意识形态的“社会图式”和“世界图式”，痛批西方文化霸权。他认为，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制造与宣传。面对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明显衰落，他拼命宣传此种意识形态，即是为维持自己国家和种族的霸权服务的。”（212页）

　　而到了本书最后，他却专门讲到了汤因比预言中国的崛起，并称“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超过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261页）既然汤因比、亨廷顿、福山、费正清、夏志清等人都服务于自己国家利益，那么摩罗以英国学者汤因比的预言作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与摩罗在本书中批判的五四精英一样，堕入了西方学者“社会图式”和“世界图式”的彀中吗？

　　除了“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外，摩罗还涉嫌挟私以报。他在书中多处批判“爱国贼”，不点名指称“爱国贼”一词的发明者任不寐为“洋奴”。

　　我也不喜欢“爱国贼”这一称谓。但是，摩罗借此来歪曲任不寐原意，然后作理直气壮的样子质问“爱国有罪？”的做派，窃以为不足取。

　　在任不寐的《爱国贼批判》中，他对于何为“爱国贼”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爱国贼就是通过攻击性的爱国表演来养家糊口并以此谋取各种利益的精明人。爱国贼是一种寄生虫，由于它不可能独立生长，就必须靠寄生过活。由于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依靠大义名分为寄托，并通过文学抒情来说明这种象征性寄生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更具体地说，对于爱国贼来说，‘爱国’并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种情感需要，而是一种个人谋生的策略。”

众所周知，摩罗大约在9年前，因为与任不寐产生矛盾，双方打起了笔仗并断交。此后，任不寐远走加拿大。而摩罗的表现，倒是与任不寐归纳的“爱国贼”颇为接近。

　　除此之外，摩罗还在书中做了不少“翻案”。他为慈禧太后翻案，说慈禧太后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一直没有低下头来”；他为义和团翻案，说“义和团拯救中国”。这些罔顾历史事实的言论，颇有骇人听闻之效，只是经不起任何推敲：不了解世界局势的慈禧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与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屡战屡败，签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对此，学者张鸣等早有研究专著论述。仅仅因为义和团“扶清灭洋”，敢于抵抗洋人，称之为“拯救中国”吗？

　　而摩罗对慈禧和康有为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不失尊严的言说，必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逻辑冲突——按照摩罗的标准，只要同殖民者对抗者，不论其权力是否合法，不论其采用了怎样的手段，不论其“对抗”使得中国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都值得大书特书。如果“对抗”的代价是让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中国的国民需要额外牺牲更多的血汗，而始作俑者依然享受着尊荣、权力和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那么，这样的行为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北洋水师购买武器的军费被拥有最高权力的慈禧拿去修了颐和园，这才造成了摩罗推崇的“中体西用”者李鸿章的部队在甲午战争作战时弹药不足，最后全军覆没。为此，李到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回国以后，李成为了“卖国贼”并被解职。那么，慈禧和李鸿章的行为又应当如何用摩罗的标准进行评判？

　　就《中国站起来》整本书而言，摩罗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盲目煽动民意。他违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常识，使用了大量的全称，动辄“中国精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及命令式言语“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但是除了这些空洞的抒情和煽动，摩罗在书中并没有提出应当怎样崛起，如何实施（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我相信摩罗也并不具备思考这些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对于摩罗的煽动，更需格外警惕——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于类似摩罗等“民间纵横家”的煽动，还是王小波在《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中说得明白，“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惟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主体错位的清算

　　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厉声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较少讨论国家利益”，并称“他们不得不选择从文化启蒙和国民性改造角度促进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努力引导国人关注以西方人的利益和意志为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同并加入这个国际社会的格局和游戏规则。五四文化启蒙的负面效果是，为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塑造了一颗‘西方心’，使得他们只会用西方的观念和视角考量世界。”

　　“当他们长久地按照西方的逻辑和观念理解世界时，渐渐就脱离了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自己的中国北京，在文化和精神上沦落为洋奴。”(212页)

　　除此之外，摩罗还声称：

　　“五四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德文化工程，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种族和西方国家供奉在道德神龛的文化工程。这两个文化工程对中国日后的社会文化发展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1）

　　在对五四精英和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讨伐中，摩罗明显主体错位。摩罗不会不知道，对国家利益应该负主要责任且拥有权力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而并非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爆发，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受损，在外交上的失败。那么，应当承担责任的，究竟是当时的北京政府，还是五四运动领袖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如果应当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北京政府，那么摩罗为什么不抨击掌控国家权力却使中国国家利益受损的统治者，却要拿知识分子开刀？

　　按照摩罗的观点和以“戊戌—五四”知识分子思想的断裂时间段来划分，最早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魏源，以及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郭嵩焘决非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日本人推动明治维新重要的思想资源，而本书在中国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郭嵩焘以自己使英的切身经历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不料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而后又遭到他的副手刘锡鸿的诬陷，最终因病请辞。

　　试问魏源、郭嵩焘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何错之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以及其后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次又一次受损。应当承担责任的，究竟是昏聩颟顸，懦弱无能的清朝政府以及慈禧等人掌控的绝对皇权，还是魏源、郭嵩焘这样的知识分子？

　　显然，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者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多数有损他们权力和利益的改革，都必将遭到其反对和扼杀。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主体错位的清算。如果摩罗是无意的，那么只能说明其昏聩；如果摩罗是有意的，那么只能说其“欺软怕硬”。

　　家奴主义式的精神和解

　　如果说，《耻辱者手记》以及摩罗此前的一些著作，显示了一个“小人物”在权力压迫下对于“耻辱”的思考和控诉。那么，《中国站起来》则是摩罗在权力重压下发出受虐狂般的甜蜜呻吟。当中国民众的个人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的时候，摩罗开始呼喊着国家主义的空洞口号，以此消解自我与国家的紧张关系，最终达成精神和解。与此同时，摩罗还冀求“70后、80后、90后”读者和他一起把权力的凌辱看做享受，沉湎于 “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虚幻之中。

　　我不想在此为摩罗普及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权利、义务等政治学基本常识。我只想表明，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吴洪森先生说，“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表面狂热的语言只是为了遮盖他的理性选择。摩罗当初在北京印刷学院做教师的时候，因为右的极端立场，学校不让他上课，起先不发奖金，后来连工资也不发了。那时他租黄村农民的房子，还没生孩子，生活负担轻，还能勉强顶住。刘梦溪把他调到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之后，他贷款买了房子，又有了儿子，如果坚持原来那一套，再次失业的话，他可能连生路都没有了，况且他非常喜欢孩子，总是想着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如果吴先生此言非虚，那么摩罗对于“国家利益”的全力维护，无异于“政治正确”的表态。他以背叛自我为代价，换取权力的宽容或支持。昔日的横眉冷目，今日的胁肩谄笑。摩罗终于完成了自己从批判者到“帮闲”的身份转换。由于此前《中国不高兴》等书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这使摩罗看到了致富捷径——他显然想借着《中国站起来》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如潮的批评则为他始料不及。

　　在国家机器力量过于庞大，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公民权利难以保障，人治取代法治的国家里，“大国民”显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否则，摩罗此前何来“耻辱”可言？就现实而言，摩罗此前尝到的耻辱，依旧因为过于蛮横的权力的凌驾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且在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另一方面，在“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仇”的社会里，国家显然不可能获得人民的爱护——诸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大清洗时代的苏联等等。在专制和极权的统治下，如果呼吁“爱国主义”，无异于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操纵德国全部宣传机器的纳粹党领导人戈培尔。

　　另一方面，当公民没有获得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利时，他们显然不会产生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关于爱国，陈独秀早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当摩罗在攻讦一些知识精英为“洋奴”的同时，他呼吁人们在“家奴主义”的旗帜下聚集，并率先跪倒在国家主义的神龛面前。但是，在经历了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漫长历史，饱尝专制的毒害并经由五四精英的思想启蒙之后，人们的现代公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既非摩罗指称的“洋奴”，更非摩罗做出表率的“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