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了解19世纪的俄罗斯，是读历史书更好呢，还是应该去读《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历史能提供事实真相，而托尔斯泰(Tolstoy)或许能加深你的了解。

　　即使是对于当代政治，小说有时也能提供比非小说更深刻的洞察。希沙姆?马塔尔(Hisham Matar)情节紧张、扣人心弦的小说《一分为二的童年》(In The Country of Men)，就比任何报纸都更有效地揭露了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统治下的利比亚的残酷面貌。

　　近年来，西方记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卡扎菲当作一位来自喜剧中的独裁者——他穿着搞笑的外衣，演讲仿佛做秀，而据维基解密(WikiLeaks)电文披露，他还有一位“妖艳肉感的乌克兰护士”。《一分为二的童年》却会尖锐地提醒读者，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是一出悲剧，而不是喜剧。这本书描写了生活在利比亚独裁政权治下令人窒息的恐惧：背叛、逮捕、折磨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

　　马塔尔的父亲是利比亚前外交官，一位异见人士，1990年在开罗失踪，可能如今仍囚禁在卡扎菲的监狱里。他儿子的小说2006年甫一出版，便登上了英国顶级文学奖项布克奖(Booker Prize)的候选名单。

　　书中的背景设定在1979年，这一事实悲哀地提醒着读者，利比亚已历经了多久的苦难。一位因密谋推翻独裁政权而被判刑的民主活动人士坚称：“呼唤公正是我们的责任。”班加西(Benghazi)和其他地区挺身而出的抗议民众一定也在说着同样的话，思考着同样的事。马塔尔本人正在伦敦专注着事态发展，他的新著《失踪的剖析》(Anatomy of a Disappearance)刚刚在此出版。

　　小说能够以独特的情感力量揭露不公，因而可以改变历史。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激起了人们对奴隶制的愤慨，几年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成为了对苏联古拉格之残酷的标志性记述。

　　那么关心政治的旅行者今年应当带上哪些小说呢？

　　如果说马塔尔是最不遗余力地揭露卡扎菲统治下利比亚社会现实的作家，那么《亚库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2002年出版）的作者阿拉?阿斯万尼(Alaa Al Aswany)就是最好地抓住了胡思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治下的埃及无尽挫败感的小说家。马塔尔的小说充满悲剧色彩，而阿斯万尼的作品却满是黑色幽默。作品刻画了这样一个国家：试图通过诚实努力获得发展的人总是遭遇挫折、受到羞辱，然而拥有政治人脉的腐败之人却总是能平步青云。读罢《亚库班公寓》，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解放广场上会有那么多要求变革的愤怒年轻人。

　　在读到《一分为二的童年》之前，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政治”小说是库切(J. M. Coetzee)的《耻》(Disgrace)，阅读这本书时我正在南非访问。在库切的祖国，既有人以他为傲，也有人将他视为眼中钉。他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也是一个流亡者和一个阿非利卡人(Afrikaner)，他的作品描绘了“新南非”的黯淡景象。《耻》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政治宣传册，所以不应该从中直接吸取教训。但即便如此，这部小说还是铺陈出现代南非的一些方面，尤其是令人无助的对犯罪的恐惧，以及“政治正确”对刚刚经过改革的南非各所大学的支配性影响。

　　有一部小说让我对自己关于现代印度的假设进行了反思，那就是阿拉文德?阿蒂加(Aravind Adiga)的《白虎》(The White Tiger)。像许多外国记者一样，一提到这个国家，我就会想起一些陈词滥调：蓬勃发展的经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以及良好的法治传统。阿蒂加的这部作品揭示了穷人遭受的剥削以及残忍和无法无天的行径，而这一切经常都隐藏在那些光鲜的口号背后。这部作品做到了小说往往比新闻报道做得更好的一点：将无权无势者的故事以戏剧性手法讲述出来。

　　小说能让无声者发出声音，因此我们有时候需要用小说来传达为什么埃及和利比亚应该进行革命了，或是为什么尽管印度经济年增值率达到8%至9%，印度却还会受到毛派叛匪的滋扰。

　　因为了解这一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询问海外的朋友，他们那里最近出了什么好小说。一位俄罗斯同事最近告诉我，这个诞生过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国度已经不再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显然更擅长犯罪惊险小说。在中国的同事让我关注一下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A Civil Servant’s Notebook)，这本书的英文版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出版。王晓方是一位前公务员，他通过笔下鲜活的小人物记述了官场的腐败，在中国颇受欢迎。对于许多不得不在自己几乎毫不了解的中国体制中工作的外国商人，书中涉及的问题也有参考价值——但这要求作出在本国能够避免的道德妥协。

　　这个故事的寓意并非局限于中国。你会希望，那些天真的教授们，那些急于和卡扎菲做生意的不那么天真的商人们，如果能先读一下《一分为二的童年》，他们或许会有所迟疑。有时候虚构的小说可能是通向事实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