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意识到2011年是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的百岁年之后，我一直在努力回想，二十年前初读《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时，自己究竟留下了什么印象。左思右想后我惭愧地发现，当年让我震惊不已的并非那些后来被麦克卢汉的“粉丝”们奉为网络时代启示录的“神谕”，而仅仅是中译者转述的一个评论：“你的材料有75%是新的。一本成功的书不能冒险去容纳10%以上的新材料。”75%的新材料！这该是怎样的一本书呀！可等我如饥似渴地把书翻完后，怎么觉着都像嚼了一大包薯片，咂了咂嘴巴，猛然间发觉其实并没有吃进多少东西。可面对“自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这座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当时年轻的我默默无语。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借着1990年代中期以后麦克卢汉复兴的热潮，我陆续又读了不少麦克卢汉的书和关于麦克卢汉的书。如今，我终于敢把自己的童稚之言说出口了：麦克卢汉确实有不少重要而精彩的思想，但绝不像他的“粉丝”以为的那么伟大！说到底，他就是一学术“超男”。

　　麦克卢汉的形成

　　1911年6月，麦克卢汉出生于加拿大中西部阿尔伯塔省的省会爱德蒙顿。他的父亲早年曾和别人合伙开过房地产中介公司，后来是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的母亲接受过大学教育，热爱英国文学，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他的父母亲从三个方面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发展。首先是虔诚坚定的宗教信仰。麦克卢汉的父母亲都笃信基督教，不仅定期去教堂，而且将宗教教育贯穿到了日常生活中。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麦克卢汉养成了像他父母亲一样坚定忠贞的宗教信仰，差别仅仅在于他成年以后改宗天主教。所以，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价值观上，他都比较保守：大萧条期间，他父亲曾流露出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结果，大吃一惊的他用了一个多小时对父亲进行口诛笔伐和思想改造。其次是对英国文学的热爱。朗诵英国文学经典是麦克卢汉的母亲的拿手好戏。因此，麦克卢汉从小就“熟读唐诗三百首”，掌握了很多英国文学经典，这是他后来会选择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是滔滔不绝的辩才。除了朗诵，麦克卢汉的母亲还兼教人辩论术。就在自家的餐桌上，麦克卢汉把辩论变成了一种本能。在成名之后，他干脆不再直接写作，而是把与人谈话作为主要创作手段，然后雇了一堆秘书帮他记录整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卢汉家搬到了中南部曼尼托巴省的省会、当时加拿大的第三大城市温尼伯。在这里，麦克卢汉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然后就近上了本地的曼尼托巴大学。他最初的志向是当工程师，但到了大三，他最终决定献身英国文学。1932年，他前往英国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朝圣之旅，感觉“就像回家，就像回到我成长之地，回到我想象中的大本营”。结果，1934年硕士毕业后，他毅然决定负笈英伦，前往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哪怕他这个拥有加拿大硕士学位的优等生必须从预科生从头开始读起。

　　1930年代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群星璀璨，瑞恰慈、燕卜荪、利维斯等新批评主将都任教于此。在他们的推动下，新批评不断成熟，逐渐成为英美文学批评的主流。1934-1936年、1939-1940年，麦克卢汉两度前往剑桥求学，后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很自然地，他成了新批评的忠实追随者。新批评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他转向媒介研究以后，研究方法的底色依旧是新批评式的。具体地说，首先，他承袭了新批评的有机整体论立场，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把技术看作是影响媒介、文化乃至社会发生的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其次，在新批评的影响下，他非常推崇象征主义，认为感觉和官能是把握事物本质的钥匙，主张通过直接的参与和体悟“探索”媒介发展的本质；最后，基于长期从事文学批评的惯性，他一贯反对逻辑证明，喜欢在不同的意向之间建立类比或暗喻关系来“呈现”自己的媒介思想。

　　1936年从剑桥获得硕士学位后，麦克卢汉回到北美，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任教。1937年春，他正式皈依天主教。此后，他的宗教信仰越发坚定，政治立场变得更加保守。于是，他不再能够忍受威斯康辛大学那种相对开放而进步的政治氛围，随即转赴一个天主教大学任教。他此后任教的大学都具有天主教背景，即便是在多伦多大学，也是其中的天主教学院——圣迈克尔学院。

　　1940年代以后，新批评的影响已经如日中天。不过，作为新批评的亲炙传人，麦克卢汉的学院生活并不成功。十余年间，他一直勤勉工作，努力地想出人头地，但总是得不到同行的认同。相反，同在多伦多大学教文学批评的诺思洛普·弗莱（1912-1991）与他年龄相仿、经历相似，1947年出版了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1957年基本确立了自己的世界性影响。而他在因《理解媒介》爆得大名之前，始终是圈子中的边缘人。

　　伊尼斯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转向

　　作为一名虔敬的天主教学者，麦克卢汉不关心政治但关注时代的宗教和道德状况。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价值正受到新环境的威胁。尤其是商业广告的泛滥，导致了人们宗教的和道德的“无助”。所以，二战期间他就开始关注广告，并尝试着用新批评的方法进行分析。不料，他的这种尝试得到了圣迈克尔学院一位修女的大加赞赏。于是，他再接再厉，乘势完成了《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一书。在该书中，他对由商业广告的泛滥所导致的拜物教现象提出了批判，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性弊病的症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负现象，因为“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充满破坏力，而且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新的发展势头”。该书在出版社延宕了六年直到1951年才出版，虽然学术界的评价颇为积极，不过销售却非常惨淡。

　　在等待《机器新娘》出版的六年里，麦克卢汉先后对庞德和乔伊斯着了迷，从而将主要注意力重新转回到了文学批评。不过，就在此期间，一个即将改变他的后半生命运的事件悄然发生了。

　　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是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长期致力于加拿大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出版了《加拿大的皮毛贸易》（1930）、《鳕鱼业：世界经济史》（1940）等得到国际学术界赞誉的经典作品。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凡勃伦的支持者，他一向注重技术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930年代初期以后，主要是在探索价格形成机制的差异问题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传播的重要性，并在1940年以后全面转向传播学这个全新的战略领域，进行了长期的跨学科式的深入思考，留下了上千页未完成手稿，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和《变化中的时间概念》（1952）等作品。显然因为1940年代以后如日中天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拖累，伊尼斯已不再有足够的精力以精致系统的方式呈现自己的思想。因此，上述作品从本质上讲都不算严格规范的学术论著，而是演讲和文章的集合。不过，即便如此，他的基本思想还是清晰可辨的。在他看来，文明的兴衰和内部变化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的功能。由于所有文明都是依靠对时空的控制而存在的，因此就可以通过对时空控制方式的分析来理解、评价不同的文明形态。换言之，通过认识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就能够理解、认识不同的文明形态以及文明的历史演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伊尼斯非常强调传播技术的重要性，但是，他决不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技术决定论者，因为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始终主张在由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构成的社会整体中来理解传播技术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从1940年代末期开始就偶有接触，但双方的关系谈不上有多深。政治立场的差异是影响他们的关系走向深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伊尼斯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主张对“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进行批判，尽管他没有因此而走向社会主义；而麦克卢汉则是一名公开支持佛朗哥军事独裁的保守主义者。不过，《帝国与传播》出版后，麦克卢汉很快就给伊尼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该书中包含重要的思想启示，“有可能组织起整整一个学派”。于是，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伊尼斯逝世后，麦克卢汉不遗余力地宣传伊尼斯，成了后者思想最著名的继承人。客观地讲，如果没有麦克卢汉的努力，伊尼斯的传播思想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的。可话又说回来，这两个人不论在政治立场上，还是在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和学术训练上，都存在显著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分歧与差异，这就决定了麦克卢汉对伊尼斯的理解和继承必然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正因为如此，1950年代以后，始终有人批评麦克卢汉歪曲了伊尼斯的思想。

　　对于麦克卢汉的后半生来说，伊尼斯传播学作品的问世毫无疑问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为正是它们让麦克卢汉坚信，自己不经意间涉猎其中的媒介研究不仅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方法”也是基本适用的。所以，1950年代初以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媒介研究，通过进行跨学科的联合研究、举办研讨班、创办专业杂志等方式，不断扩展视野、凝聚思想，最终在1950年代末完成了全部“探索”。1961年，他出版《古登堡星汉灿烂》一书，首次公开自己的媒介思想。在该书中，他以美文学的论说文形式向读者“呈现”而不是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决定性思想：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西方世界原有的部落化状态，印刷术的发现则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心理状态，导致西方人对知识视像化的倚重，从而使得西方人后来逐渐创造出了理性主义、近代科学、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等人们所熟悉的思想文化成果、经济社会组织方式。该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界都赢得了不错的反响。这让麦克卢汉深受鼓舞。于是，1964年，他出版了系统“呈现”其媒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理解媒介》究竟说了什么？

　　《理解媒介》秉承麦克卢汉的一贯风格，采用了美文学的论说文文体。应当说，他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他的思维方式诗性有余、逻辑不足，根本不可能用合乎现代社会科学规范的方式论述自己的思想。所以，他扬长避短，选择了论说文这种更切合其诗性思维需要的文体，铺张华丽地运用各种修辞技巧，建构出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类比或暗喻，非常感性地“呈现”了自己了媒介思想。感性有感性的好处：能够更好地满足绝大多数以了解新知为目的、浅尝即止的普通读者。但它也有致命的缺陷：不能清晰明确地定义所要呈现的新思想，且经不住必要的学术批评、检验和讨论，更重要的是，无法进行普遍的传播，供他人学习、引用和模仿。换言之，要想清清楚楚地把握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是相当困难的。

　　按照我的理解，《理解媒介》的思想基础和起点是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新界定。既然麦克卢汉说要“理解媒介”，那么，媒介究竟是什么呢？在《理解媒介》的开篇，他径直说：“媒介即是信息”，继而解释道，“所谓媒介即是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很显然，这是一个糟糕的定义。人们不可能通过它一目了然把握他究竟在说什么。其实，他要说的并不复杂。首先，他肯定媒介是以技术形态的方式存在着的，但是，他反对把媒介理解为一种纯粹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信息）无关的技术形式。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媒介承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而且还在于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承载的。换言之，他把作为技术的媒介理解为了一种背景性的力场或者说“环境”：虽然它不能决定由其承载的信息的生成，但却能够决定信息的存在形态及功能。其次，他把作为技术的媒介看作一种能够自我演化的生命有机体，随着它的形态的变化，信息的存在方式进而社会的存在方式也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最后，当他把电力媒介定位为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把之前的媒介定位为人的其他器官的延伸时，实际上暗含一种目的论，即把电力媒介规定为媒介发展的最高形态，从而把当代资本主义规定为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理解，我以为，它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贡献在于促使人们改变了对作为技术的媒介的理解方式，深化了对技术在传播中的作用的认识；至于麦克卢汉那种未必具有理论自觉的、把技术规定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及与之内在相关的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终结论推论，它们的非真理性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自我显露。

　　《理解媒介》出版后，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体”的区分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焦点。他引入日常生活中的俚语，把手稿、电话、电视、口语等清晰度低的媒介称为“冷媒介”，而把拼音文字、印刷品、广播、电视等清晰度高的媒介称为“热媒介”。“冷媒介”之所以“冷”在于它们提供了低清晰度的信息，从而允许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主体性；而“热媒介”之所以热则在于它们提供了高清晰度的信息，从而剥夺了受众深度发挥其主体性的可能性。这种区分一经提出即在日常生活中大获流行，但却让专业学者感到“如坠五里雾中”。为此，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麦克卢汉又专门进行了解说，但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在麦克卢汉提出的一堆后来被人广泛使用的热词中，这种情况很具代表性。在我看来，他提出的一些术语之所以能够成为流行的热词，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文学批评家出身的麦克卢汉对电力媒介来临之后，人们的经验结构、情感结构乃至观念结构的重大变化的敏锐把捉。说到底，它们是他运用纯熟的甚至是过度的修辞学包装出来的一些具有深刻现实基础的、但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象。换言之，它们从根本上讲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因而注定是诠释不清楚的。

　　部落化-非部落化-再部落化是麦克卢汉为人类历史发展描绘的一种过程图景。在麦克卢汉看来，劳动分工的发展和拼音文字的发明破坏了人类感知方式的原始整体性，使人从整体的部落人变成了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的非部落化推向了极端。电力媒介的出现为人的感知方式的重新整体化提供了可能。人类因此将重新进入部落化时代。对于这种过程图景，评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绝大多数评论者并不认同其中的技术决定论，但都对它表示出了某种宽容，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人们对扬弃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异化的集体渴望。而在我看来，这种图景本质上无任何新意可言，不过是伊甸园-被逐出伊甸园-重回伊甸园这种天主教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翻版。不仅如此，它的历史哲学结论还是极端保守的。因为在麦克卢汉看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重新部落化的阶段，也就是天主教所渴望重新回到的伊甸园或者新批评学派所期待再次降临的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共同体状态！至于人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地球村，人们往往以为它仅仅是对由电力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所导致的全球一体化景象的描绘或想象，而忽略了它引而未发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含义，即作为重新部落化的一个结果，地球村必将是资本主义式的！

　　大众传媒与麦克卢汉的自我祝圣

　　《理解媒介》出版之后，学术界的反响相当积极。尽管褒贬不一，不过，麦克卢汉最终进入当代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严肃的思想争论的对象。不仅如此，该书的销售情况也异常火爆。这一切都表明：麦克卢汉渴望已久的学术声望已唾手可得了！但是，此时的麦克卢汉已不再甘于做一名清贫的学院派学者了，他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成就自己！

　　必须看到的是，在转向媒介研究之后，作为学者的麦克卢汉的学院轨迹已经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由于研究的需要，他和大众传媒的联系日益紧密，并在大众传媒界募集到不少“粉丝”，从而在学院之外赢得了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这不仅为他后来的自我炒作积累了必要的人脉资源，也给他带来了一条便捷的生财之道：为大企业进行收费的学术演讲和培训。事实上，这种名利双收的媒体知识分子生活在潜移默化之间深刻地改变了麦克卢汉的观念，使他不再把学院化生存作为一个学者的当然选择。因此，当1965年初，他的两个美国“粉丝”兼文化商人满腔热情地跑到多伦多，说他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天才，并且拥有让他成为天才的具体计划方案后，他与他们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一直聊到饭店打烊还意犹未尽。正是在这个私人餐聚上，他做出了任何一个真正的学院派学者不会做出的选择，决意以自己耳熟能详的商业炒作方式来捧红自己。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人感到既陌生又熟悉。说陌生，是因为它们从来不曾出现在一个纯粹的学院派学者身上；说熟悉，则是因为它们是文艺明星身上的平常事。首先，那两个美国人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在《老爷》、《国家》等美国知名杂志上推介麦克卢汉。然后，他们安排了一个私人聚会，让麦克卢汉与纽约大众传媒界的商业精英们见面，从而赢得了后者的兴趣和支持。接下来，他们又为麦克卢汉策划了一个“麦克卢汉文化节”。于是，没过多久，《时代》、《生活》、《哈泼斯》等美国顶级主流杂志也加入了吹捧、炒作麦克卢汉的行列。紧接着，电视、广播等媒体积极跟进。就这样，麦克卢汉一夜之间红遍大西洋两岸。据说麦克卢汉进入角色非常快：开头，他还会为了一张便宜的机票误了与商业精英们的聚会，但没过多久，他就成了无上装表演秀上最神情自若的男嘉宾！爆得大名的麦克卢汉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大众知名度。他不知疲倦地投入价格不断水涨船高的商业演讲，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他就像资本家一样扩大再生产，雇佣了六个以上的秘书帮助自己进行“思想”生产，换着花样地兜售《理解媒介》中的那些语焉不详的思想；“吃水不忘打井人”，他也没有忘记将自己捧红的那些大众传媒界的恩主们，以咨询、策划等形式为后者提供服务，当然，这些同样不是免费的。此时的麦克卢汉已经完全沉浸到了大众传媒创造出来的媒体狂欢之中，彻底撕下了自己媒介思想上原本就不多的学术外观：他就像玩文字游戏一样玩弄自己的思想，今天把媒介即是信息（message）说成媒介即是桑拿（massage），明天又说成即是一个大众时代（massage），后天又变成了一个混乱时代（message）。如此种种不过说明，麦克卢汉已不再把自己当作学者了。

成名后的麦克卢汉踌躇满志，再不愿意蛰居多伦多这个“乡下”，决意前往纽约继续发展。由于知道不能放弃大学教授这个头衔，所以，他是以做访问教授的名义搬到纽约去的。尽管他的讲学实在算不上有多成功，不过，他却日益觉得自己是一名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因而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使命，为自己忠贞信仰的天主教意识形态做贡献。正是基于这种动机，他最终介入自己以往感到厌恶的政治议题，对196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公开评论，同时在自己新著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越南战争的支持和对当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学生运动的反对。可惜，“天妒英才”，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让麦克卢汉归心似箭。1968年秋季，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爱恨交织的加拿大。不过，美国的大众传媒界并没有忘记他以及他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所做的贡献，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了对他的崇高致敬：1969年，享誉全球的美国情色刊物《花花公子》刊发了对他的访谈，对他的“伟大”思想史地位进行了旌表。——为麦克卢汉支持者所津津乐道的那种思想史评价，即“自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就是因为这个访谈而广为人知！

麦克卢汉的复兴，或咸鱼是如何翻身的？

事实上，在麦克卢汉刚刚红遍大西洋两岸的时候，就有学院派学者对他进行了相当尖锐的、近乎人身攻击的抨击。随着其大众知名度的不断飙升，他遭到来自学院的攻击也日益强烈。最终，他在成为大众传媒的座上宾的同时，成了学院中的千夫所指。

依照我的判断，之所以麦克卢汉不能见容于学术界，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就学科分类而言，他从事的媒介研究当时属于社会学，这是崇尚实证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典范性学科，而他的思维却是如此的诗性，以至于他的同行们根本搞不清楚他究竟要说什么。在这个方面，麦克卢汉的“粉丝”们最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1955年麦克卢汉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发生争执的那段小插曲。当时，他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作为听众的默顿当即表示他的思想一片混乱，从标题到每个句子都需要打上问号。而他的回答居然是：我不解释，我只探索；你如果不喜欢这个观点，那我还有别的。其次，他的媒介理论包含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强烈保守主义色彩，因而遭到了当时普遍持批判立场的学院主流的唾弃。在这个问题上，雷蒙·威廉斯的态度最具代表性。最初，威廉斯对《理解媒介》表示出了欢迎，但很快改变立场，并在1970年代的著作中专门辟出章节批判了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后者看似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将现存利益和惯例以最粗俗的主张装扮成了最鲜亮的先锋理论”的社会理论，其实质是为资本主义现实辩护。最后，他放弃学院立场，在与大众传媒的共谋中，以学术之名谋取金钱、美化现实、自我祝圣，这种自甘堕落的学术“超男”式道路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学术界的一致鄙视和抵制。

不能见容于学术界其实并不妨碍麦克卢汉继续在各种大众传媒上频频曝光和大发其财。不过，有点不妙的是，他流光溢彩的思想似乎特别经不住时间的打磨，很快就显得天真幼稚和陈旧落伍。于是，尽管大众传媒对他依旧青眼有加，但1970年代以后，他风光不再，最终在落寞中迎来了自己的辞世。此后，虽然他的家人和一些铁杆“粉丝”始终不放弃维护对他的偶像崇拜，但他的学术声誉却无可挽回地破碎了。

就在麦克卢汉逐渐被人遗忘的时候，互联网时代出其不意地扑面而来了。这使得他原本已经变得陈旧落伍的某些观念突然变得具有超前的启示性了。他的家人和铁杆“粉丝”敏锐地抓住了这种变化，积极为他进行翻案，并为他打造出了网络时代的“先知”这个新桂冠。就这样，麦克卢汉迎来了自己的复兴。

按照麦克卢汉“粉丝”的记述，虽然他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其实相当排斥和不接受新技术。之所以他能够对电力媒介做出颇多精彩评论，绝不是因为他对电力媒介技术的认识有多深刻，而主要是因为他有比其他媒介研究者更敏感的想象力，从而更感性地把握并“呈现”出了电力媒介时代的诸多新变化。试问，一个连电力媒介都搞不太清楚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电力媒介之后的电子媒介（互联网）时代的预言家呢？对此，我的理解是，麦克卢汉其实就像中国古代笑话中向三个询问科举考试结果的秀才伸出一根手指的那个算命先生，因为他没有对自己的结论进行明确的说明，所以反倒变得无比灵验了。我这么说绝不是要彻底否定他的媒介思想的应有价值及其当代意义，而是要反对他的中外“粉丝”对他的重新偶像化。因为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他就像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而把自己拉离地球那样脱离自己的时代。如果有人试图脱离历史重新拔高麦克卢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他重新陷于被打破的危险境地。

说破麦克卢汉“神话”，我终究有些惴惴不安。于是，我借助互联网悄悄到多伦多大学的网站上看了看，结果发现两个有趣的事情。一个是虽然多伦多大学并没有遗忘麦克卢汉，但他当年以各种方式胁迫多伦多大学为他成立的文化与技术研究所早已经风光不再，即便是降格为所谓的“Program”（类似于国内在系或所之下设置的专业），也未能扭转其颓势。另一个是多伦多大学有一所新学院，而这个学院是以伊尼斯的名字命名的。

好在学术史是由学者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