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乐观的人认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这是高瞻远瞩的洞见，还是将愿望当作了现实的美好想象？或许答案还要交给历史。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我们的历史而言，特别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那些基本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并没有被克服。只是，在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折磨、压迫，正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因此，让我们回到这些基本的历史脉络中来吧。只有从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看今天的中国，才能对当下的争执更从容，对种种诡异的突变更多些理解，对未来也更多些自觉。这也是本系列专栏力图追求的目标。

　　1860年，当中国的政治精英初次意识到西方冲击的严重性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的结果奠定了清廷的现代转型基本政治路线。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反对的代表人物为负一时清望的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事情的结果是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在政治上完全失败。但京师的舆论也开始公然嘲笑洋务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洋务派在道义上居于劣势。

　　如果超越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这场争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论辩双方的困境。倭仁对于立国之道的重申，事实上是对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主体性的坚持，如果稍微夸张一点，或许也可以说是在捍卫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独立性。而恭王则是从现实出发，认为改革就是硬道理。没有改革，就面临战败，割地赔款，乃至亡国，其他一切都免谈。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恭王的改革，则倭仁的坚持一定会落空，按照倭仁的办法，很显然中国无法度过危机，更谈不上发展了。不过，若只有恭王，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合法性、统一性、历史延续性都必然面临挑战，说严重点，不割地不赔款，则国已亡。从后人的角度看，倭仁的主张实在太过迂腐颟顸，不明事理，而恭王的主张又有些急功近利。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两种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至少不应当被简单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派之间的争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分歧，是由哪一群人来主导中国命运的分歧。其要害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要依靠与外部世界深入交往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如何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性、文明的延续性的同时，获得发展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分歧被不断引申、扩大，其实质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国共两党都曾经为这个问题所苦恼，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形态往往视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在传统还是现代的争论背后，人们更为纠结的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历史正统，蒋介石搞了新生活运动，并不断地强化经过戴季陶改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而且鼓励大规模的国有化，抑制民营资本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为了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性，无产阶级专政被不断强化。毛泽东在评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共二十大报告的时候说，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这么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在他看来，这把刀子是维持中国统一的必要工具，宁可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革命不止。

　　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似乎短暂地遗忘了这种困扰。正是借助这种短暂的遗忘和不争论的态度，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到了今天，矛盾又一次显现出来了。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中国自己的文明主张开始不断地强化，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独特的成功模式为这种主张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中国和外部世界融合的程度、交往的深度达到历史空前顶峰的时刻，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对立却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有了现实基础。

　　政治的问题需要历史来解决，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或许应该从倭仁与恭王的争辩中意识到一点，这种争论和分歧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论辩的双方互有胜负，并在观点上、阶级基础上不断地相互渗透，但谁也没有彻底消灭、瓦解对方，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种争论和分歧是历史的必然，双方都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不仅仅是因为某一群人的人品和心地有问题？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与传统上任何时代都不同，我们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如同宋明理学消化佛教的方式，或许很难再奏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问题，必定是世界的问题。我们要有面对人类共同问题的雄心，而不是在文化心态上的冷战思维。

　　过分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作为30年来对自身文明特性过分忽视的一个纠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仅仅是用这种特殊性遮掩自己的问题，甚至将这些问题虚骄地夸大为一种优越性，或者如果这样做只是为了区别中国与西方，作为一种解决自己文化身份焦虑的手段，那么与150年前倭仁和恭王的争论相比，我们的进步也太微不足道了。或许我们都应该从反思自己开始，在反思基础之上的思想争论，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而言，更有意义，这种“批判的武器”或许有可能使得“武器的批判”温和些。比如曾经预言中国崩溃的人们是否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判断，而那些曾经激烈地反对中国加入WTO的人们，似乎也不应该一转身成为中国模式论的鼓吹者。而且，当下的中国，是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许多困扰我们现在的问题，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曾经反复出现，我们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当下中国。

　　（本文作者高超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 2009年5月起任《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