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治”紧密相关应予高度重视

　　“文化”的含义很宽广，它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诸方面。具体说，文化常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其中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堪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文化之核心。

　　实际上，我们常将社会生活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或部门;“经济”主要属于物质生产层面，“政治”和“文化”则是既有明显区别，其实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领域。在台湾的现实政治中，“认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认同”直接决定了将投票给谁。“认同”当然与现实利益有关，但“利益”绝非惟一的诱因，“文化”也许是决定“认同”取向(亦即选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这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几年前，由于陈水扁当局政策上的问题等原因，不少台湾南部农民陷入生活困境中，大陆方面释放善意给予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但到了选举时，不少南部农民仍表示：“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这一现象从政治上、经济上都无法解释，而要从文化上才能找出其根本原因。一般而言，蓝营人士较多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比较理性，选举时会权衡选择;而绿营则较多社会下层、弱势的群体，如台湾南部农民(亦即闽南人)大多生性忠厚老实，他们讲的是“博感情”和“义气”。他们表示既然曾经“挺”过陈水扁，就要一挺到底，不愿变来变去。另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们的历史记忆、现实遭遇等种种原因所形成的“认同”所致。而所谓“历史”，未必是他们所亲历，更可能只是他们所听说的“故事”而已(包括众多地下电台瞎编胡扯的“故事”)，而这就更属于“文化”的范畴了。也就是说，我们要瞭解台湾民情民意、民众心态，要解释一些似乎难以理解的政治现象，恐怕非从“文化”入手不可;要做台湾人民的工作，争取台湾民心，则一定不能忽略了“文化”方面的工作。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释。福柯有句名言：“知识即权力”，说明知识(文化)从来就不是唯美、纯粹的自治领域，而是与权力(政治)紧密纠结在一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称民族是一“想像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一个人认定自己从属于哪一民族、哪一国家，主要取决于“文化”，相同的“文化”--譬如说着相同的语言、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是某一人群组成一个“民族”并认同这个民族的主要依据。20世纪国际学术界出现了“语言的转向”，近二三十年来更出现所谓“事的转向”。“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事活动--即讲故事--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起自我认同。人们所诉说关于自己生命的故事，通常显示他们如何回答一连串与自我存在、自我实现有关的问题，借着诉说故事和实践故事中的暗示与期望，人们逐渐变成他们后来所呈现的样子。关于个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镶嵌于更大的、关于某种集体的公共事，从后者取得主要的参考架构。

　　简单说，“认同”问题紧密关连着历史或文学的事，这种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很大程度是从小父母对我们讲的，或是中小学的教科书上这样说的，而且大多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达给我们的。由此我们也可知道无论“台独”人士或是日本右翼人士，为什么他们对于教科书都那么重视。近年来，“认同”问题成为台湾学界的焦点，以“认同”为主题的著作接踵而至，层出不穷。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跨界进入文学的领域，一改以往主要依据社会调查或历史档案资料立论的习惯，广泛选择和采用了游记、善书、小说、民间传说、日记、杂志、语文教材、报纸社论与专栏等各种事性材料作为其论述的主要论据，这都说明“文化”与“认同”的紧密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如果说“政治”更多地指高层政治人物的活动，那“文化”则更多地指向民间--广大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台湾，很多现象表面看来属于政治问题(如选举)，但归根结底，其实是文化问题。因此我们对二者的关注不可偏废。当前的台湾政治研究中，往往注重于选情的分析，关注什么人会当选，但这些民调的资料、选票的统计，只能回答“是什么”(即说明当前是什么情况)，却无法回答“为什么”(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以及“怎么办”(即我们如何促使它改善)的问题。比如，选前的民调往往只能“预知”而无法“改变”选举的结果，如要瞭解部分台湾民众为何会产生某种认同上的偏差，也许只有从历史中去寻找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至于要对民众的认同取向产生作用，文学(广义的“文学”还包括报刊、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媒介)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试举一两个例子。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阅读了鲁迅等左联作家作品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不知凡几，甚至使蒋介石后来在总结大陆失败的原因时，将之归于国民党文艺工作上的失策，称其为“一掴一条痕”的教训。1又如，笔者于2007年上半年在彰化师大客座时，目睹某亲绿电视台在其专题节目中以1948年军警当局在上海枪毙共产党员，以及德国法西斯在二战中杀害犹太人、尸体堆积成垛的画面当作台湾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国军”“血洗基隆港”的“证据”，由此深刻体会现代媒体--特别是当它有意散播一些虚假内容时--在塑造或扭曲民众认同时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台独”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发觉其实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台独”势力初萌而在现实政治中毫无立足之地时，首先寄身于文学文化领域，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然后伺机向现实政治领域扩张，这就是早期的“台独”分子(如廖文毅、彭明敏、王育德等)往往是文学作者、文化人的原因。原本在政权机构中资源极少、在经济上实力也很有限的民进党之所以能击败国民党夺得政权，除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原因(如“黑金”政治、内部分裂、李登辉的暗中支持等)，意识形态的操弄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搬弄“台湾主体性”、“台湾人出头天”、“爱台湾”、“台湾之子”等概念和命题，由此建立起“本土化”的价值取向，没有宣扬“三四百年来台湾屡遭外来政权的统治”的“台独史观”以及与中华民族主义相抗衡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没有鼓动“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等亲日仇华论调和思潮，没有歪曲二‧二八事件等的历史真相以挑拨省籍、族群矛盾，由此获得了相当多台湾民众的同情、认可和支持，陈水扁的上台是不可能的。

　　民进党实现了由意识形态向现实政治领域的转进后，并没有放弃或减少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关注和重视。在其执政的8年中，“法理台独”的推行屡屡受挫，于是种种“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的伎俩和闹剧，几乎成为陈水扁当局看得到的最主要“政绩”，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成为“台独”推行最有实效、其危害最为深远，以致让有识者(如左翼统派作家陈映真)最感忧心的所在。

　　2008年民进党“大选”失利，近两年来，“台独”意识形态操弄的现象似乎有所收敛和减少。但这是真的走向“中道”，或是时势所迫的权宜之计?以及在未来某个时刻会不会出于政治利益的驱使而卷土重来，再次祭起“文化台独”等意识形态操弄的大旗?这显然还有待于观察。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而要放长眼光，未雨绸缪，充分认识“文化”在台湾民众认同取向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给予“文化”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展开对相关议题和情况的全方位的细致研究，掌握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对于披着“学理”伪装，打着“学术”旗号出现的一些“台独”论述，秉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旨，立足于从学理上加以分析和批驳，以求能击中其要害，进一步获取台湾民众的信服和认同。

　　重视地域文化“小传统”以与台湾民众的互相亲和

　　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正确的，关键却在于如何具体操作和实施。笔者以为，应克服以往只重视“中心”、“上层”、“菁英”文化而轻忽“边缘”、“民间”、“草根”文化的偏向，把握“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辩证关系，给予台湾民众朝夕相处、浸渍其中的地域文化以足够的重视，如此才能获得广大台湾民众的认同。提出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以往无论是大陆方面，或国民党在台湾，往往忽视地方文化，甚至对之加以防范和贬抑的态度而言的。

　　中华文化“大传统”和地域文化“小传统”并非对立，而是具有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人们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这是颇为贴切的。一方面，中华文化是由数十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广袤，各地气候风土各殊，即使同为汉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也会有或多或少、有时甚至是非常显着的差异。这样，中华文化的“一体”，体现于它具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核心;而它的“多元”，却能使中华文化显得格外的丰富多彩，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在这一问题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共性是从个性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另一方面，众多个性又因具有某种共性而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具备共同核心内涵而又呈现多姿多彩表现形态的整体。

　　如果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或菁华的事物，几乎都是从地方走向全国。儒家文化发源于齐鲁大地上;现在有“国剧”之称的京剧，原来也只是安徽的地方剧种，进京后演变为“正宗”;即如全国通行的“国语”普通话，其基础也是某种方言--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而各地的方言，不断为其补充生动活泼的因素，使之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可以说，如果只有“正宗”而没有“旁支”，只有“肢干”而没有“血肉”，只有概念而没有细节，只有“大传统”而没有“小传统”，中华文化必将枯萎，失去其蓬勃生机和永生不息的生命力。

　　处于中国东南海疆的台湾，其文化正是这“多元一体”中的一“元”，而且是比较特殊的一“元”。这缘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历史际遇。台湾居民中的大多数，是明清时代的闽粤汉族移民和后来又先后从大陆赴台的各省人士，而台湾的政经文教体制，也是按照大陆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决定了台湾的文化就其核心的价值和观念而言，是与大陆各区域文化“一体”的。但台湾有其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其从中华文化的地域形态--闽粤文化中带来或在台湾本地产生的特殊风土民情;台湾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际遇，这包括历史上曾遭受异族殖民入侵，特别是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以及1949年以后由于冷战和内战原因而造成的分离隔绝状态，两岸各自走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使得台湾的文化具有个性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是对中华文化整体的一种丰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人们加以发掘和研究。

　　应该说，即使在两岸隔绝时期，国民党也始终未离开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的主轴和基调，甚至因此招来“台独”派所谓国民党向台湾人民“灌输”“中华民族主义”的指责。2000年后民进党执政，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弘扬中华文化又提到议事日程上。“弘扬中华文化”在大方向上自然是颇为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具体如何去推动和进行。这难免让人想到1966年11月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不妨从学术角度对这一运动作一反思和检省。应该承认，这一运动取得了若干实际成果，如大量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典籍的整理、出版、保存;使一代台湾青年学生的国学水准大大超过大陆的同龄人，等等。但笔者以为，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的地方：

　　其一，这一运动的发起具有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具有“反共”的内核。

　　其二，它没有“与时俱进”，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蒋氏于1934年至1949年在大陆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台湾版。它虽然也以“守经知常，创新应变”为口号，但重点还在四维八德等传统伦理道德的提倡，制定或颁行了“青年生活规范”、“国民生活须知”、“国民礼仪范例”，试图对广大民众在食、衣、住、行、育、乐等日常生活方面加以规范，显得保守而迂腐，与迅速发展变化的现代生活有一定落差，容易引起现代青年的反感和抵制，乃至倒了他们的“胃口”，将中华文化视为陈腐之物。

　　其三，它强调的是儒家正统经书教育之“大传统”，却忽略乃至压抑了地方文化之“小传统”。殊不知，“小传统”与“大传统”具有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大传统”如果没有众多具体生动的“小传统”加以体现，只不过是乾巴巴的毫无生气的教条。台湾文化乃中华文化的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地方表现形态，它透过四时节令风俗、口耳相传的故事、宗教信仰模式、地方戏曲、民俗艺术乃至语言本身，使历史、人伦教育无孔不入地渗透民间直至底层，使最荒僻所在，目不识丁的文盲，也沾濡一份文化芬芳，具备中国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2在台湾具体环境下，广大民众更多生活于闽台文化“小传统”中，对于自身的“乡土文化”经常有一种自然的喜爱之情，自豪之感。如果一味强调较为抽象的、有时被教条化了的中华文化“大传统”，而漠视、忽略乃至压制了具体的、与百姓朝夕相处的“小传统”，就会与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脱节，难以获得广大的认同，甚至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

　　现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就台湾而言，显然不应再简单回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老套。针对上述三点检省，笔者以为，第一点时过境迁，“反共”的内核和情结宜乎消除--尽管对外省第二代而言，这种心结有时只是没有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看问题而产生的不服气、不甘愿、不信任的情绪而已;第二点，应认识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亦属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中不无封建、保守的成分，对于传统文化应采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力求加以现代的改造，使之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避免陷入保守、复古的泥坑。这拟着重对第三点略加展开。

　　所谓文化的“地域特色”，一般指由某一特定地域的地理、历史、人文等条件所形成的为本地区所特有的文化色泽。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所涵盖的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所谓“一体”)，又有源于各自地理人文的各具特色的具体表现形态--有的比较粗犷，有的比较精致，有的开放求变，有的稳重守成，有的重商，有的崇文，有的呈现内陆文化景观，有的带有海洋文化气息……但一般而言，它们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之地方形态或族群形态之一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在台湾传衍、吸纳、演变、融合的产物，它具有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但这绝非低下、粗俗的同义词，反倒是其较强生命力的来源。1949年前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士，却很容易自恃来自“中原”或不习惯于台湾文化的民间性、草根性表现而产生轻视、蔑视乃至鄙夷的心态，这是需要努力加以克服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所谓“台湾没有文学”的说法，这种说法抹杀了本省作家未必逊色于外省作家的创作成就，显然属偏颇之论。

　　另一方面，台湾文化又有一特殊现象，即1949年前后来自大陆各省区的数百万人涌进台湾，他们同时将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因素带进了台湾，于是在台北街头可看到山东的馒头，北方的水饺，江南的各种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这样，台湾就成为汇集全国各区域文化最丰富最完全的地区，为中国其他任何一个省份所无法相比。文学也不例外。当不同省籍的人们拿起笔杆，抒写他们家乡和过往的经验，总是充满了原乡的文化气息。尽管写的并非台湾之事，却能为广大台湾读者所接受，有的成为畅销书，有的拍成电影流行一时，除了共同的中文语言外，更主要的是外省作家与台湾读者秉有共同的文化核心价值，所描写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与台湾同胞那么相似，为他们所熟悉，完全能够被认同和接受。这样，台湾文学就成为包含最丰富最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这在整个中文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是台湾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宝贵资产之一。如果将此类作品排除于台湾文学之外(斥之为“不爱台湾”、具有“过客心态”等等)，无异于自斫手足，自小疆域，将台湾文学狭隘化，甚不可取。

　　总之，地域文化“小传统”并非与中华文化“大传统”相对立，而是代表共性的“大传统”在具体时空中的活生生的个性表现形态。台湾文化并没有逸出中华文化整体之外，相反，它以其地域特色丰富了中华文化之内涵。台湾的政党人士如欲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一方面应彻底消除“反共”、“恐共”、“防共”心结，不应因“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的较密切关系而排斥之，耽溺于“复古”;另一方面也不应以中原来者自居而排斥、贬抑地方文化。“中华文化”在台湾的落实和弘扬，绝不能仅注目于儒家“大传统”，否则既与现代生活形成落差，亦将与民众生活脱节。台湾民众实际生活于作为中华文化之地域形态的台湾文化中，要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只有倚重于这种地域文化，才能与台湾民众产生最紧密的结合，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连，为他们所欣然接受，也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而在地域文化“小传统”中，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的“大传统”存焉。这或许是我们在两岸文学、文化交流中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认知。

　　肯定和彰扬台湾文化对中华文化内涵的丰富

　　胡锦涛总书记精辟地指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前半句人们谈论已多，有点“老生常谈”;后半句则是一崭新的提法，将对自豪于本乡本土文化的台湾同胞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巨大感召力，意义十分重大，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彰扬。

　　一般而言，中国内部的某一地域文化(小传统)，多多少少都会对中华文化整体(大传统)作出丰富。不过台湾文化所作的贡献，会更突出一些，这是由于台湾具有缘于其近代以来特殊历史际遇的特殊经验，不管它们是正面的经验或是反面的教训，都值得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经验宝库中。这也许正是“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科学论断的最重要含义之一。

　　甲午之前，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府或省，无论是政经制度或文化传统，都与中国其他地区无异。割台之后，尽管台湾人沦为日本的“次等国民”，在日据末期“皇民化”的强势推行中，也确有部分台湾人产生了国族身份的困惑和摇摆，但就整体而言，台湾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日本忠良臣民”，整个台湾也始终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基盘和根柢。光复之时，大多数台湾同胞兴高采烈、义无反顾地恢复了“中国人”的身份。因此50年沦日的经验，也就是部分中国人的半个世纪的被殖民经验，并融入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的形式有所不同、程度有所差别，但实质内涵却十分相似的被欺侮、被奴役、被殖民的集体历史经验中，成为其中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乙未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有不少地区先后遭受日本侵略铁蹄的蹂躏，但没有一个地区如台湾的殖民地化程度如此之高，遭受苦难的时间如此之长。虽是不堪回首，却也是绝无仅有的特殊经验，台湾同胞的苦难，抗争，甚至他们的犹疑和动摇，都给全体中国人以深刻的警示，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经验财富--尽管被殖民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段苦难和抗争并存的经历，无疑仍可增强中国人民面对历史风浪与横逆的勇气和能力。

　　1945至1949年是20世纪百年中两岸真正“统一”的短暂五年，却不幸发生了影响巨大和深远的二‧二八事件。事件是当时官僚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尽管经验是惨痛的，但对它的研究，仍能给后人无穷的有益启示。正如一位台湾统派学者所说的：致力于40年代后期这一段台湾文学历史的研究，乃因这是一个祖国统一、两岸文化交汇的时期，后来两岸虽暂时分割，但中国总有一天要实现统一。40年代后期发生的事，无论对于台湾同胞或是大陆同胞，都可作为一种经验或教训，使他们在统一再次到来时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不过，近代以来特殊历史经验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或许还在于当代。1950年以后，在冷战和内战的交迭结构下，暂时分离的两岸却得以同时推行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双方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如果能更多地看到对方优点，对照、反省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无疑将极大地造福于两岸人民。30年前，大陆更多地向台湾学习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台湾的“经济起飞”说明：近代以来屡遭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同样能发展市场经济，同样能较快地迈向现代化。试想如果没有这一启示，我们也许将在是否实行市场经济等问题上多踌躇一些时候。而现在，大陆也有很多做法值得台湾好好学习，比如高效率的救灾、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领导人的为人民服务精神，等等。由于历史际遇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引发的特殊经验，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可汇入中华民族的经验宝库中，对于今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或警戒。

　　当然，上述仅是宏观地、理论地说的，“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还具体表现在更细微的方方面面。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做个比较，总的说，大陆拥有较多的资源，包括庞大的人力、物力及市场，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如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台湾则往往具有更多的创意，具有较好的管理经验和行销策略等。这是两岸各具优势、形成互补的基本格局，涵盖了不同的领域和部门。如在科技方面，台湾不仅发明创造了信息产业等领域的诸多高科技产品，在农渔果蔬等的新品种培育上更成就斐然。在文艺方面，清新活泼的流行歌曲曾为中国歌坛注入一股生气;云门舞集的舞蹈，赖声川等的舞台剧和一系列影视作品，都不能不说对中国的文艺有所丰富。就文化创意产业而言，不仅动漫产品丰富多彩，无数奇香美味的小吃，琳琅满目的精致工艺品，都体现了台湾民众较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教育方面，台湾学校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公、私立办学方式的互补，乃至尊师重教的校园文化，都有值得大陆参考、学习之处。台湾的民间社会也形成了许多很好的体制和风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宗教慈善组织和志工制度的健全，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如保持公共卫生、按次序排队等已成风尚)，守法意识强烈(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工商企业较少欺诈行为)等等，都可供大陆民众借鉴。所有这些，都可说是对中华文化内涵的丰富。

　　以往我们更多讲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衍和弘扬，较少关注台湾民众的文化创造及其对中华文化的丰富。胡总书记的讲话提示了我们，不仅要重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弘扬和传播这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和肯定台湾民众的创造对于中华文化整体的丰富和补充，并加以必要的彰扬。这样不仅可以总结更多经验以造福两岸人民，还可以增加台湾同胞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自豪感和向心力，创造两岸和谐融洽的气氛，促进两岸人民创建美好幸福的共同家园。

　　1国民党中央文工会编：《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1977年12月出版，第13页。

　　2奚淞：《江山共老》，《中国时报》1987年10月31日，收入《中华现代文学大系》第5册，台北：九歌出版社，第1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