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对过去30年中国人文社科进行总体考察，就必须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即80学人，进行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本文认为，80学人的整体学术成就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相比，还差距明显，30年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无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社会内部发展和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存在巨大差距。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而缺乏有效的评价参照系与评价中国人文社科现状所必需的具体信息，是其中被遮蔽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认为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问题不能单纯归结于学术自由的缺乏与学术科研管理体制的缺陷，而必须转向对各个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需要学术体制与社会其他制度进行不断的微调与磨合。 若是以1977年恢复高考起算，并且有理由如此起算，{1}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的恢复和发展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参与者，除了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人外，主要力量其实是这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有鉴于此并为了便利，我将在本文中简称这批人为80学人。由于时代原因，这批学人年龄并不齐整，最年长的已60岁上下，最年轻的还不到50岁。在过去30年间，这批学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作用，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15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30年人文社科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之后10—15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2}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者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且他们还将通过其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对过去30年中国人文社科予以总体考察，就必须对这一代人做一些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找问题”。 我坚持从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但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思路，我会更侧重分析这一代人自身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历史构成的，源自社会。这样处理，或是源于“修身齐家”的传统思路，或是我接受毛泽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命题；{3}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就中国未来人文社科发展而言，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反省自身并做出努力，这是我们更可能自己把握的。学术的命运最终依赖于社会条件，但我们最能直接控制的仍然是个体的努力。这样处理，还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话说得“狠”一点，结论“政治不正确”或太伤自尊心，首先针对的是我自己，也不至于引发太多联想甚或诛心之论，我希望通过这种苛刻的分析讨论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未有设计的参与性观察的研究，但由于并非附着于某一个具体的学者或具体的经验，而更多的是关于作为群体的80学人，是关于这代人的一般概括，因此，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现象学的研究，描述经验自身在清醒心智中的表现。这种描述和分析必定是有限的，注定不可能正确和全面。只是，与我之前的研究一致，{4}我希望在文献综述或人物研究或制度演变的传统研究方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进路以作为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 一、80学人的成就 如果纵向比较，同1949—1978年这30年比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的发展，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作为30年发展中的主力，80学人应当说是足以骄傲和自豪的。更年轻的两代学人（如果按10年一代算），即使看到了80学人的弱点，总体上还是给予很高甚至是过高的评价，因为他们上学前以及毕业后的那种几乎不大可能，也不应为后代学人重复，并因此有点传奇性的经历已经有点被神话了。在法学界，由于历史断裂，77级和78级往往被一些媒体戏称为“黄埔一期”。{5}许多人感觉良好，似乎也有理由感觉良好：他们出版的论文、著作和教材，无论就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一般来说已经超过他们的师长辈，有些甚至是远远超出（尤其是在那些之前很少研究的领域，例如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6}尽管是否超出了更早的一代学人，还有争议，{7}他们中的一些顶尖人物在学界的地位至少已经持续了10年，甚至将近20年了，有些还是一些领域的重要开创者或新领域的开创者。所有的世俗标准都显示，80学人成就卓越，乃至有记者曾撰文赞美法学界，题目是“78级神话”。{8} 但也只是个神话。因为即使在学术传统之内，仅仅同前人相比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知识转型，还有建国和“文革”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此，必须寻求其他的标准。 我认为至少可以提出三个标准。一是横向比，即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比较。尽管有些学科很难比，特别是人文，但至少就一些可比性较强的学科而言，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的学术发展水平，差距是明显的。我无法以翔实的数据和分析来证明这一点，但有大量的替代证据，这就是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畅销，以及学者和学生大量引证国外学者的作品。{9}当然不应由此贬低了这些作品的价值，事实上，80学人的比较优秀的著作也无不或多或少借助了外国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思路上和方法上。尽管确有某种“外国月亮”或“远来和尚”效应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假定，在有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长期被供应商糊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标志都表明在学术消费者眼中，中国学者的学术是有一定甚至是相当差距的。当然，这个差距显然被市场夸大了，毕竟，翻译作品大多因其至少比较好才获得译者和出版社的青睐。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第二个标准，中国社会需求的标准——中国人文社科学人还没有为中国消费者提供足够优秀的学术著作，乃至于在许多时候，许多学科还不得不进口一些甚至是大量的学术产品来满足社会需求，即使在文史哲这样一些人文领域，也无法避免。比如西方汉学研究著作在当代中国人文学界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0}如果不怕丢脸的话，事实上，也并不丢脸，我自己以及不少80学人都有当过，或还在当着学术进口商或更难听一点的“二道贩子”。当然，可以说，学术不分国界，但问题是我们的学术出口尽管在增加，却还是太少了。人文学科还没有或无望在短期内出现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尽管应当承认人文学术的滞后效应。不仅中国人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是边缘的，甚至在国内，也是于丹等在民间有更大影响力。在社会科学上，也许只有经济学研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某些认可；其他学科中尽管对国际学术人物、学派大都基本介绍了，但很少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中国学人的著作；应当说著作出版的也不少，获奖也不少，但其中一些往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显然脱节太大，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观点不错，实际效果也不错，但根本无法实现学术的论述。就整体而言，在国际上，中国学者主要还是靠“中国”这两个字吃饭，只有少数人能够靠“学术”这两个字吃饭。就总体而言，没有多少学者的成果获得了国际上较高程度的认可。 当然，由于中国国大问题也多，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即使一些不太成熟的成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上述特点本身也可能为这类研究和学术建制提供正当性基础，由此可以预期更具一般性的智识贡献，但至少目前总体而言，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否普遍适用，但至少法学界如此。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显然无法与过去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如中国经济、政治实践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和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差距巨大。 第三个标准是基于个人自省而建立的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标准，一种基于反事实构建起来的标准，即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其他变量，80学人能否做得更好一点，是否做到了自己的最好？我认为没有。诸多社会的、历史的和社会变迁的因素，都使得80学人没有在学术贡献层面做到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天真地立志做到的——“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或即使没有这些因素，他们也没有做到他们本可以做到的那么好。而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苛刻地归咎于80学人个人的努力、才华、坚持、远见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已经失落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正是基于这三个标准，我对这30年的学术成就有所保留，自然也对我们这一代人自身有点怀疑。至于中国学术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太多了：太多的学术成果既不太学术，也难说成果；学术风气不良，学术不规范；很多学术体制（例如重点学科、博士点设置、重点研究基地、核心刊物等）都没起到足够的学术引领作用，有的带来了副作用，甚至变成了少数人寻租的工具；某些人文学科相对边缘化或弱化，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缺少真正有知识贡献的学者；太多的关注外国，对本国的关注仍然很不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感，不够大气。就总体而言，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一代学人基本上是在恢复学术传统，但缺乏重要的创造，甚至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目前已经很缺乏创造的动力。 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这既是现实，也是问题；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凝固在80学人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尽管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也可以说是“文革”十年积累了潜在人才，但历史地看，80学人尽管有其优点，却仍有颇多先天不足。 首先是，大学前教育不足。大部分80学人，无论是“老三届”还是应届，他们的大学前教育都是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完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学教育，基础知识相对也许不能说薄弱，但不够完整几乎是肯定的。至少用今天的大学考生标准来看，他们的外语能力普遍偏弱，甚至很弱。尽管经历使得他们往往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甚至有比今天的大学生更强的智识偏好，但毕竟当时可获得的阅读资源非常有限，同时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氛围，尽管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选择，选项则受到极大的限制。一般说来，他们可能接触的普遍偏重古典人文，无论中外，而且他们极少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初步训练。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其他辅助的社会筛选机制，他们靠自己培养起了与自己年龄相适应的学术眼光和批判眼光，但也因为没有导师，他们有可能过早地在学习上产生路径依赖，难以更深领会那些可能需要某些指导的经典之作的深刻内涵。 其次是，大学教育也有欠缺，特别是在一些相对新兴或有重大知识转型的社科学科。尽管中国在1978年就启动了改革开放，但转变不可能一日完成，在包括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这个过程至今仍随着社会发展而继续。受制于改革时刚刚起步的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环境，受制于师资、文献和资料的严重不足，教材陈旧且欠缺，也受制于那个 回头看来，甚至这一时期具有极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思想解放，也给某些社科甚或人文学界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并且影响久远。例如，作者和读者往往以问题的政治、社会意义替代问题的学术意义，很少纯智识的考量，也不大关注培养学生的智识爱好，乃至许多本来颇有学术潜质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是以关注社会政治情势和解放思想为要点，这培养了一种以社会热点争论为导向的“学术”，甚至潜心于开发社会热点，引发社会轰动，误以为引发社会轰动就是智识和学术贡献，“著名”就是“顶尖”。这种风格和路径不仅塑造了这一代学人最初的“研究”风格和路径依赖，还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 缺乏坚实的以智识为导向的学术传统并不意味着没有学术传统，就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已经形成了对80学人以及后辈学人颇有影响的传统，对社会热点的关心，对社会轰动的追求，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立场或姿态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坚持的政治正确，各种形式的自我实践的学术审查也因此出现了，纯智识性爱好相对被忽视。不断地讨论并亮出自己的“主义”和立场，坚持所谓“敢讲话”的社会姿态，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有意迎合或有意抗拒特定受众，力求扮演有良心的公众知识分子；从儒家传统到自由主义，从保守主义到新左派，从民粹主义到神秘主义，许多学者总是更看重主义、学派和立场，而不是问题本身；更重视预期听众的感受，而不是重视自己的智识分析的贴切和透彻，这种倾向在这一代学人身上非常明显。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尽管如今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增加了，但学者以各种形式的自我审查其实更普遍了，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这种自我审查是以规避还是以主动触及“敏感”问题的形式出现。 第三，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使80学人有了更多学术借鉴的可能，并从理论上看有了在中西前人基础上创造的更大可能，但仅仅是可能。回头看来，太多的国外学术信息使得外观上有别于他人的学术“创新”和“发展”变得相对容易，以介绍外国学术或以讨论外国学术源流来替代问题研究的著述更多，以新理论之搬用替代深思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基于学术的普世主义，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外国学界关注的问题就是或应当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问题，因此根本就忘记了，更谈不上发现和研究中国的重大问题了。30年来，一方面学术发展很快，出版物也激增，但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则很成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还在影响下一代学人。{12} 第四，学术人力资源的配置未必理想。尽管80学人总体上是那一代人中的学术精英，但绝大多数80学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经过自我选择而进入学界的，很难说他们的选择是出于学术偏好，并适合学术研究。事实上，不能排除有部分有一定学术能力但更有其他能力的人，鉴于非学术的其他利益考量而自我选择学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尽管大学毕业后的货币收入相同，或差异不大，但非货币收入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在职业选择上，与职业相关的非货币收入利益往往变成了一个重要考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高校显然是社会中相对好的选择；虽然货币收入没有多少区别，但高校的非货币收入一直是其他职业不可比的，特别是社会地位、闲暇，在当时还有出国机会以及职业回旋余地；这些在当时都是相当重要的非货币收益，其中职业回旋余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更是有相当高价值的一个选项。由于这些非学术的利益考量，当时留校或进入高校任教就变成了最热甚至最佳的社会职业选项。而在坚实的学术传统（标准或制度）尚未确立的条件下，对学术职位的竞争很快就会掺入非学术性因素。各种师承人际关系变得重要起来了，在没有全国甚至地方性的人才市场选拔学术人才的条件下，选留变成了高校获得学术人才的主渠道，甚至是惟一渠道。因此，从理论上可以判断，这一时期，高校的学术人才的选拔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一些原来学科传统不强或专业研究能力很难判断的学科内，例如政治学、法学这些学科。这不是批评这些学科不坚持学术标准，而是说，由于学术传统弱带来了学术标准缺乏，或由于学科发展太快而放松原来就很松弱的标准，或由于标准难以适用而流于形式。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能用各种与学术能力其实没有根本关联的表象或信号来做出决定，包括努力、勤奋、认真、刻苦、坐冷板凳、外语能力、谦恭、友好、言辞表达等似乎与学术有关但与学术能力并无直接关系的标识。尽管没有系统的数据，但还是有些经验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这一分析结论。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改革后高校出现的人才流出，不少当年曾千方百计留校任教的中青年教师改换了职业，或者下海，或者半下海，许多书生一下子变作了商人。即使留在高校的，也出现了以包括“攒书”和讲课等准/伪学术或研究方式挣钱的现象；而这些行为则显现了80学人真正或复杂的偏好，以及在新形势下的对自我利益的重新判断。 第五，由于学术人才的断档，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总体来说80学人获得的机会和机遇，无论是同前代还是同下代学人相比都太多太好了。他们可以比较早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比较容易获得以职称、职位以及学界和社会知名度为标志的学术声誉，但这些却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成名太容易太早，容易看轻学术；身体化学术为业的学术职业伦理所需要的时间不足，因此相对于西方学人或下一代中国学人，80学人对学术的关注可能不那么集中；由于竞争对手少、环境宽松、学术研究的压力较小，因此不少80学人未能保持对学术的热情和专注，到了50岁上下甚至更早就不再努力进取，甚至很少读书和进行研究了，许多著名学者其实没有留下比较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专著。而由于社会转型，知识环境逐步宽松，媒体发展并邀请和利诱，加上前面提到的塑造80学人的知识传统以及学术竞争的缺乏，使得不少人早早就走上了同大众媒体结合的“更多公共，更少知识”的公共知识分子道路。{13} 第六，学术批评严重不足。一般说来，80学人一般不愿或不能展开严肃的学术批评，这其中既有“文革”的影响，怕被误解为政治性批判，也包括了学术熟人社区、不会学术批评以及更多关注外国学者等因素。而由于缺乏学术批评，整体上必然妨碍80学人的学术磨练和激励。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文革”遗风还是或隐或现地影响到学术批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批评者更习惯从作者或作品隐含的政治态度上批评和判断学者，并旋即上升到诛心之论，这种做法既低估了对手的智力，也低估了学人的道德。许多80学人似乎忘记了“文革”后面对历史，自己曾经许下的要记取“文革”和“文革”前学界种种悲剧中的教训的承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将曾经的承诺转化为与人为善的学术行为。在我看来，仅仅由于如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学界的内部矛盾才没有演变出之前曾有过的那种残酷拼争。 三、被遮蔽也被隐藏的局限 还有其他一些局限，这里只是有感而发，并不追求全面和深刻，但所有这些局限都限制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更好、更快和更坚实的发展。其实，回顾历史，看到80学人的这些局限，尽管自我心理上难以接受，却还是容易理解的；真正不容易理解的是，如果80学人有如此局限，那么为什么社会和学人自身似乎没感到这种局限，至少没有感到这种局限的严肃性和紧迫性。而且30年的发展，学术竞争的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看起来改进并不大，有些方面甚至不无可能进一步恶化的趋势。{14} 诸多因素遮蔽了80学人的局限。从评价体系上来看，最核心的是缺乏有效的评价参照系，以及缺乏评价中国人文社科现状所必需的具体信息；从改善不足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没有在学术传统内形成有效的竞争。 首先是参照系问题。相对于前一代甚至前两代的总体状况，80学人的恢复性学术发展，使得前辈和80学人都不太容易自觉当代中国社科和人文研究的不足。80学人进入学术领域之际，中国少数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基本已经老去，他们不大会也不一定有精力仔细考察和评价80学人的研究成果；而为了鼓励后辈，他们会更多说一些赞扬话，因为从代际关系的一般格局来看，通常也是隔代人的关系会更好——时间距离会减少竞争和冲突，增加相互欣赏的可能。{15}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总体数量偏少，由于时代造成的语言局限，他们大多缺乏国际化的学术参照系和学术评价能力，其中有些还几乎是同80学人一起跋涉；鉴于“文革”的痛苦经历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他们希望中国学术环境逐步改善，并且作为总体上学术贡献和能力都因历史原因而偏弱的一代，尽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际参照系的感知，但重要的是参照系的实际使用。从《天演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隐含的，因此一直支配中国近现代学界的社会和学术的单线进化论以及普世主义对80学人的参照系选择有很大影响。基于这种知识前见和社会语境，中国当代的学术移植尽管也算是贡献，却使80学人普遍学术雄心或进取心不足，并因此容易自满自足。至少在法学界，法律移植、学术拷贝是支配性的法学实践；既然中国现在是所谓“前现代”国家，因此任何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只要结论或寓意与这一学术主流的观点、进路或理论前设不完全一致，就会被标识为“后现代”，很容易予以某种程度的轻视甚至排斥。主流的学术观点大致是“能抄好就不错了”，不要奢谈什么学术创造和创新。这种自我学术殖民的心态在整个80学人或知识人中是相当普遍的。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可靠的信息反馈，因此无法针对当代中国学术形成有效和可信的评价机制。这一点对社科尤为明显。由于之前严重缺乏社科研究和相关学者，因此所谓基于同行的社科评价机制显然不可能有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学术的评价和理解方式仍然是人文的，整个社会对社科或职业性知识的期待不高。人们总体上不但更习惯并偏重道德、伦理话语，甚至很快就形成了伪装成技术性话语的道德伦理话语，例如法学界的法治、公平、正义、宪政、人权这些“大词法学”，时下的民粹主义、政治正确的流行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在这种道德话语的氛围中，只有对错之分，人们竞争的是政治正确，不可能关注学术评价所需要的具体信息问题和信息反馈问题。 但我的这个分析结论也许错了，因为也许前提错了。我如此分析的前提是人文社科发展引发了一些社会后果，因此需要反馈有关这些后果的信息。但中国人文社科研究对社会（除了对其他学者和学生外）有这样的实质性后果吗？绝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都在高校，都更多是在宏观上讨论中国的问题，学术与社会实践在体制上的割裂，学术发表自产自销和自娱自乐，使学者无需考虑研究的实践后果，也无法感受到研究的成果。因此，从总体上看，人们没有也很难感受到人文、社科研究的成果，看不出这些研究如何可能影响其生活，改善其生活；社会总体对社科或人文研究没有什么实在的、可测度的成果期待；甚至，至少在社科学界内部，过于具体的、经验的和实证性的研究，往往还会被视为研究者学术视野不开阔，缺少学术能力的标志，或被视为是对策性研究，是政治或商业对学术研究的侵蚀，过分功利，并因此遭到了有意无意的抵抗。而当“学术”没有或无需后果之际，人们就只能退回到感情和直觉，只剩下你喜欢或不喜欢。社会流行成了一个替代的学术评价标志，或对另一些学者和读者而言，深奥晦涩变成了一种反抗性的替代标志。 由此，尽管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亟待改善，但没有可靠的信息和有效的信息反馈，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总体说来，并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甚至不知如何改善、流行、翻新、神秘化、世俗化或拒绝世俗变成了学界的常见现象；但若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实际上还是在自我重复某种与社会实践无关的抽象人文话语。 这个信息反馈问题还与重视知识和重视人才政策的操作难度联系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总体而言强调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这个政策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来看，都是正确的，但很难操作。因为，当学术传统不足或同社会实践关系不大之际，你无法准确辨认何为知识，谁是人才，相关信息获得则非常成问题，标准难以确定。因此，社会实际上走向了用一些替代标志，尽管这种做法是很有理由的，来标签知识和人才。最典型的就是用学历和学位，用可言说知识、用出国经历、用外语、用发表数量作为辨别知识和人才的标志。而一旦这些替代性标识都展示了巨大发展，例如，既然中国30年来博士产出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每年的论文发表也数量惊人，似乎就可以推定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大发展了。 信息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是一个市场机制运作不良的问题。一方面，知识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缺乏直接的供求关系，而另一方面由于中英文这个巨大的壁垒，中国学术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自然垄断的市场，很少出现强有力的国际性的学术竞争。而这两个方面，尽管已经有30年了，使得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无法有效借助学术市场的竞争机制向知识生产者提供比较可靠的需求信息，更无法通过竞争来改善这个运转不良的学术市场。知识与社会的脱离容易造成一种关于学术成就的错觉。 四、学术自由 这篇文章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认为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其他两个通常被认为与学术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否则就可能被视为有意避重就轻。首先是学术自由，因为在不少学人看来，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发展不令人满意，首要原因是缺少学术研究的自由，还没有做到足够的“兼容并包”。 这个基本判断当然有一定的经验根据。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确实不时受到各种形式的政治干预和诱惑，有来自权力中心的，也有来自民间的；有许多问题是有政治禁忌的，基本上不允许以学术形式发表和在出版市场上自由讨论，例如“文革”问题、毛泽东的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某些问题等。而且，我也接受这个一般性命题，社会制度与学术环境对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分享自由主义者的命题，没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的自由竞争和学术人才的辈出。 但一般性命题并不能解说中国30年的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的具体问题。这一命题可以作为一些学人的意识形态追求，但作为当代中国的经验命题一般来说不能成立。我想发问的是，这些有政治禁忌的领域或问题，真有很大的学术意义或普遍性的学术意义吗？是否在这些问题上突破了禁忌，就能全面并大大提高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准，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世界影响力？我觉得不大可能。当然，消除了这些禁忌，会多一些自由，因此在某些学科领域“发表”可能会更繁荣一些，争论更多一些，在某些局部问题的研究上也许有所推进，某些学者的部分成果会受到国际上某些人的关注。但我相信，这些繁荣或关注将大都在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学界一般说的更崇尚的智识层面的贡献，并且我也相信，绝大多数学者也不会去趟这个浑水的。这种突破尽管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有兼容并包、多样化的意义，但总体看来，更多是政治观点表达的争论，或是情绪性的表达，而不会实实在在地推动人文社科学术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只是加入一种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主导的意识形态合唱，而这其实会是对学术自由的侵蚀，而不是补足。 我的这个判断有大量的间接证据。第一，香港的学术应当说是自由的，再考虑到其工资水平，对学术人才也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就其总体人文社科学术水平来看，其最高学术水准未必比大陆同类高校的最高水准更高，尽管其平均水准可能更高一些，但这至少部分得归因于其工资水平对学术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其学者有更长期、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的结果。也许这话还是说得过重了，但如果限于法学而言，我的判断大致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台湾。说实话，如果不怕得罪这些地区的学者的话，我觉得，就其思想性和学术冲击力而言，其最高水平甚至可能低于大陆的最高水准。我甚至预期，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会成为一个长期基本稳定的格局。 第二，就大陆而言，一些有意无意触犯了政治禁忌的学界人士，在社会中获得了较多关注，一般也会被普通民众视为学者甚或著名学者。一些政治观点与之不同的人也会尊敬其中某些人的人格，但这并不等于这些人的学术水准就高了。如果仅就其成果的学术水准而言，广大学界未必认同其学术，甚至未必认同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言辞或文章是学术研究，事实上，其中有些并不被学界视为严格意义的学者。我不想贬低这些人的社会意义，也不认为学界的认同就是准确的学术评判标准，但至少我也不愿把政治和社会意义简单等同于学术意义。这就如同我在政治上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其意义极为重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新的哲学学术成果。 上述分析一定会触犯很多人的情感，但我并不是以此为现有的政治禁忌辩解或将之正当化，即使有人认定我有这种用意，或缓和一点，认为有这种效果。我的目的在于人文社科学界必须打破对影响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症结的僵化理解，更注意经验考察。现代中国曾经有过政治权力严重干预和压制学术研究和发展的惨痛经历，目前也仍然有这样的政治因素，但如果把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发展不足主要归结为政治禁忌或学术不自由，已经不能成立。即使在政治学和法学这样一些具有很高政治敏感的领域，我也不相信只要允许讨论三权分立，允许讨论民主直选国家主席，中国的法学或政治学就会有很大的学术提高。也许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分析论证会更细致一些，更务实一些，但就学术而言，这仅仅是多了一个学者可以公开发表“论文”的地界或题目。多占一块地并不会使你成为比尔•盖茨，多一个话题也不会使我变成波斯纳。领域扩展并不提升人的创造力和智力，那种无事不知但就是不知思想为何物的人，我们见过很多。说句更得罪人的话，我觉得，如今有些学者只是用“学术自由”说事，以此来推卸自己履行学术责任不力，掩饰自己学术能力不足或干脆是将之作为自己学术懒惰的一个最便利的借口。 事实上，不管还有多少不足，有多少争议，过去30年来中国的学术自由在总体上是增长的。虽然确实还有一些题目不允许公开讨论，但几乎所有题目都可以在私下或在小型学术会议上讨论。在目前中国，可能除了法西斯主义没有信徒外，什么主义的信徒都有，大家也都有自己的某种交流渠道，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相互之间的联系还基本是国际性的。尽管这种状态在许多激进者看来还不完美，应当进一步完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同意。但我追求的不是符合自由之定义上的完美，我更看重的是后果上的完美。即使承认目前不完美，但它是否会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钱钟书的《管锥编》主要部分是在“文革”时期撰写的，而今天有几位学者能静下心来写作并最终写出这样的著作？学术需要勇气，但勇气并不等于学术。学术需要环境，但环境也不等于学术本身。 而且，对于这代学人应当不难理解的是，学术最终是为了回应社会需要，为了人类的生存。如果承认这个前提，那么我们可能还必须承认，某些令学者不快甚至反感的政治禁忌，从总体上可能有助于保证目前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相对良好的学术环境，维系目前尽管不高但正在提升的学术质量。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以及重视后果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我认为，这种不完全的学术自由反倒可能是目前更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制度，并在这个意义上，是现实制约条件下的最可行的学术自由。{16}因为，至少不能排除，有关这方面解禁的要求都是出于学术考量，事实上有些是出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甚至不是政治学或法学——的考量。如果这些问题开禁了，讨论诸如中国政体、政党问题，讨论包括台湾和西藏这类有关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的高度敏感问题，也有可能不出大问题，但不能排除引发社会对抗，甚至社会分裂。而一旦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学术发展的自由空间实际上会压缩，而不是扩张。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政治社会变革和学术自由获得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相反在一段时间内是全面衰落。就算不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至少在一些问题上，肯定带着强烈情感色彩的激烈争议也会挤压社会的学术思考空间，很可能形成人人表态的两极化格局，引发更多基于直觉和情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的智力、资金和时间都投入到这些不会有或很难有智识推进的争论中，最后必定会减少在对社会发展真正可能有所裨益的领域的相应投资，同样会造成学术的衰落——我就没看出台湾地区民主化后人文社科研究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如果不是一味歌功颂德的话，其实，30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时期，学术的作用基本上是完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变革，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拨乱反正”。例如，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当时的中国当然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但从学术上看，很难说那些标志性文章有什么久远的智识或学术的价值。而1992年的“不争论”（抽象来看，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干预，一种“学术的不自由”）却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中国民众实际享有的各种自由、包括学术自由的增加。在这两个例子中，学术的“自由”或“不自由”事实上都服从了更为重大的社会利益。 这就意味着，首先仍然必须解放思想，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1. 中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至少目前并不存在某个不打破就不能发展的意识形态瓶颈。2. 作为学术人，也许我们更看重学术发展的智识收益，但作为社会人，我们又必须平衡学术自由的收益与学术欠自由可能带来的其他综合的社会收益。3. 如果我的这些分析还能成立，那么这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问题就主要不能用学术自由来解说，这就要求我们转向对学术体制和学术人的探讨，转向对各个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 五、学术科研管理体制 与学术自由有关，但又是相对独立的，是目前受许多学人诟病的高校现行学术科研体制和管理体制。这可以说是非意识形态的或技术层面的学术自由问题，必须予以讨论和分析。一般说来，我分享学人的许多批评，无论是对职称晋升制度、量化考核体制、核心期刊体制、项目化的体制、文科科研项目资助体制，等等，我认为制度必须也可以完善。但我在思考，这个体制是否总体上阻碍了人文社科繁荣和发展，因此必须废弃？这个问题取决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1. 是否可能有一个不需要任何制度的学界？2. 如果还需要一些制度，是否可能有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科研管理体制？3. 如果废除了这些显然有缺点的制度，是否就会大大促进甚或是提升中国学术发展？4. 重新设计甚或自发的制度是否一定会比现有的制度的后果更好？从理论上看，除了第四个问题的答案不确定外，我对前三个问题的思考结论都是否定的。 我不想展示我的思考过程，而是以包括引证率在内的量化考核制度为例做一个个案分析。现有的量化考核制度第一不能准确反映学者的学术水平；第二，它还激励了一些人为了竞争各种学术利益而粗制滥造、抄袭、剽窃或自我重复、自我引证等不良学风，并败坏了学界；第三，由于劣质产品的增加，误导性信息的增加，也就增加了真正的研究者的搜寻成本。 但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即使可能消除量化考核的不良后果，我们也会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否要建立某种程度的学术资助制度？如果还需要，那么就有如何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市场中有效发现有研究水平和能力的学者和项目并予以资助的问题。如果要鼓励学术竞争，也同样面临如何以某种更为大家认可的方式判断不同学术作品，判断学者研究能力的问题。不少人文学界人士可能回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追忆西南联大的似水年华，但回忆总是具有某种美化作用的。{17}最重要的是，今天许多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作者和出版物的急剧增加，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学界很难以50—80年前的方式相对迅速和准确地了解诸多学者和学术作品了，社会对这类信息的甄别需求明显增加了。今天中国要比当年中国的人文社科市场大得多，复杂得多，陌生化程度也更高了。由于学术发展很快，也没有或很难产生长期公认的学术权威，因此无法依赖一定会遭人质疑的同行或权威评价，而必须“百花齐放”，防止重复历史的错误，更多借助于市场的评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产生的追求客观的量化测度机制，看似愚昧和不合理，却恰恰是对这种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特别要注意这个机制其实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形成的，而这恰恰是人文社科发展比较迅速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 由于自身利益的影响，我们往往更多注意量化考核的缺点，很容易忽视量化考核的积极后果。例如，如果没有量化考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学术压力，我相信会有不少学界人缺乏起码的竞争压力——想想我前面分析过的学术职业的自我选择问题，滥竽充数的现象就会急剧衍生。尽管一再号召，我们也不能指望学人都会为真理或知识献身，自觉追求学术和学术表达。真正有学术追求又有较强学术研究和表达欲的学人其实很少。想想，连孔子都更喜欢——从其行为推出的其偏好——“述而不作”，如果没有孔氏弟子，今天我们就没有《论语》这本书了，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学人。如果没有量化考核的压力，没有竞争的压力，至少有些可能有社会价值的思想无法形成文字。说实话，人们写作往往不是因为其有社会价值，而是因为其对写者的主观价值，当然社会价值也可能成为其主观价值的一部分。如果看到了这一点，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量化考核对于学术发展的利弊，相权，哪个更大一些，以及长远看来哪个更大？当然，这些弊端还应包括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赝品、次品带来的学术信息混乱等问题。 事实上，尽管许多学者包括一些优秀的学者抱怨和批评这一体制，却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一体制的运作。如果这一体制真的是非常不好，或对个体或对整体的学术弊大于利，那么从理论上看，我们作为个体就会自觉抵制，或者出于学术追求和责任予以抵制；而之所以没有强烈的抵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激励机制的影响。而既然学人的人性也如此，因此问题就不在于消除激励机制，而在于消除不适当的激励机制。 但何谓不适当的激励机制？一个鼓励追求名利，而不是追求真理的学术机制是否不适当呢？追求名利的产出是否只会产出的是或更多是学术赝品、次品、假冒品甚至垃圾？从逻辑上看，不会。事实上，甚至许多——尽管不是全部——自然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也都不是出于追求真理，而是因学界人士相互之间较劲和互不服气。{18}各种知识产权、优质商品和服务也并非因为其提供商牢记了“为人民服务”，而是追逐名利的产物。我们都知道卢梭的《论艺术和科学》就是为奖金而作；同样是在宗教中追求人类终极真理的人，比如奥古斯丁或阿奎那成为了伟大的思想家，但更多的则成为了主教或神父，没有学术贡献，而只是各种宗教信条的卫道士，其中还有可能是为了自己获得上帝的拯救。因此，不完善的学术激励机制，至少从理论上看，也仍然可能激发优秀的产品。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都是在学术完全自由的环境中产生的。 事实上，除了极端状态外，我们即使可能就“何为最坏的学术激励机制”达成共识，却永远不可能就“理想的学术激励机制”达成共识，特别是无法在经验层面而不是在文字层面达成共识。即使受批评的这些学术激励机制不存在，社会中仍然一定会有其他的选择性的激励机制，而且可以肯定，即使是自发的激励机制，也不一定会是众多，更不会是每个学人都能接受认可的理想激励机制。我们知道，商业一定会介入的。大学里的文史哲学者中有不少为商业出了一些“学术著作”，比如关于儒商、孙子兵法与商业竞争。媒体也会介入并已经介入其中，于丹、易中天的走红当然都是典型；但那些批评于丹、易中天的学人真的全都是出于学术，就没有嫉妒与眼红的成分？我们会指责别人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不值得标榜，但难道我们的进入了排行榜，感到的就只是一种耻辱？私下里，我们不会沾沾自喜？我们又不是不知道或没见过学人为著作印数或稿费而斤斤计较的。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个体制有天大的问题，但它并没有剥夺我们拒绝、退出甚或改造它的可能。这个制度并没有使我们无能为力，除非我们自己本身软弱无力；最起码我们可以通过不参与（不合作）来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至少许多80学人如今基本有了这种能力和学术资本了。我自己，以及我也知道有不少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都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个机制并没强迫你参加，你可以不选择，选择之后也可以退出；当然这会影响个人的某些收益，但怎么可能指望一个对自己只有收益而没有费用的机制？ 注意，不合作或退出并不只是消极抵抗，它也可以是创造的和积极的。在这个体制之外，只要努力并有能力拿出成果证明更好机制的存在，至少还是可能说服某些相关主管机构，从而迫使这个机制得以改变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当年，教育部设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不在其列，但几年之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公认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学术基地，获得了教育部承认，而原来某校的一个基地则被撤销了。这是个别的也是典型的例子，不指望人人可以走这条路。这个例子也并不是说你应当走而且可以走通这条路，而只想表明，研究的成果才有说服力，而说服本身往往是最没说服力的。 六、结语 挑剔是容易的，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我不认为有什么变革的捷径或高速路。 首先，如果我分析的80学人的弱点是固有的，且深深嵌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发展水平和体制之中，那么就不可能通过一个反思、一个批判就能解决，分析批评本身不是改变人们行为的激励。即使一些80学人看了我的这番分析而受到刺激，鉴于年龄、学术的沉淀费用和路径依赖，恐怕绝大多数也会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个意义上，80学人目前的总体状况还会继续下去，需要更年轻一辈学者的冲击。 制度改革和完善同样面临着诸多相互勾连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即使所有人都赞同改革，对任何具体的改良措施也会争论不休，很难想象短期内付诸实践，{19}至于结果更难预料。 此外，现在的讨论往往把目光聚焦于高校、科研机构或科研体制，而前面的分析已表明，问题不全在内部，这还是一个学术体制与社会其他制度的协调配套的问题，一个包括学术市场在内的全社会各个职业市场发展的问题，一个学术传统的问题。试想，如果“唯有读书高”，那么就一定会有很多本不想从事学术的人，因很高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被吸引到学术研究领域中来，客观上会增加了学术准入制度的人才筛选的压力和要求，而正在形成的这个制度很难承受这种压力。如果某一学科突然急剧扩张，人才需求加大，而潜在人才的供应相对稳定，那么就一定会迫使学术准入标准放宽，例证之一就是法学院的急剧增加，{20}和高校评估的师资学历要求曾迫使不少法学院只能引进一些从未接受过法律教育的广义法学博士，总体看来至少是没有提升这些法律院系的教学科研平均水平，相反增加了费用。而如果学科的学术传统不强，学术标准不严格或与学术关系不大，就会有一些愿意从事学术工作也能刻苦工作但并不合适“做学问”的人进入学术研究领地，学术就可能变成了一个躲避其他类型社会竞争的避风港。所有这些以及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分析的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学术体制的完善，更需要与社会其他制度的不断微调和磨合。从体制上看，学术发展不可能以大跃进的方式一蹴而就，它同样需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尽管如此，我认为改善还是可能的，而且正在缓慢进行。因为不断有新的学人加入科研队伍，他们的学术训练相对完整；逐渐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已使学人的自我选择和社会选择都相对专业化；客观上的学术准入制度已经出现，无论“海龟”还是“土鳖”，博士头衔都不再是学术职业的上岗证。所有这些变化都正在打破现有的学术格局，促使更大的学术市场（特别是社科已逐步进入国际性的学术市场）和更严格的学术竞争的形成，学术实践将促使学术传统逐渐甚至是缓慢的形成和完善。而这就是希望，也只能寄希望于此。 注释：（略） |
朱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
时间:2011-05-23 来源:中国思想论坛 作者:朱苏力 被查看: 次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