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罗马帝国的衰败,更要紧的就是理念,我用了不亚于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你们大概也听过了——当年对基督教的真神信仰。对基督教神的负责任的人生态度,三十年代还有,四十年代打仗时还有,二战以后,逐渐向钱看来代替向上帝看。 罗马帝国的衰败,更要紧的就是理念,我用了不亚于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你们大概也听过了——当年对基督教的真神信仰。对基督教神的负责任的人生态度,三十年代还有,四十年代打仗时还有,二战以后,逐渐向钱看来代替向上帝看。基督教衰败有许多原因,贪欲是最大的缘故,而贪欲没有约束它的精神力量,这个没有了。现在是多元化时代,信仰很多,为什么单独信仰基督教?这就是在宣教和信教的过程里面,一些教条太僵硬,不是精神本身的宣扬,而是仪式和教条做主,认为我这个宗教不能跟别的宗教同存,要么就是我接受几个宗教中的一个,我不必信得那么诚,要么就是说别的宗教在胡说八道,我非灭了它不可。 第一个,多元之下怀疑自己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因素。第二是心理学发展,科学本身里边太空的探索等等,生物学的发展等等,使得灵魂缩小到没地方走,天庭看不见,我们人只不过是化学物质而已,宇宙我们到今天不能懂得它。今天早上我看一条消息,我们这个宇宙是许多宇宙的一个,我们的黑物质在宇宙里面看不见的,黑能活着暗能,这个暗能可以探测出来,黑物质却无法见,无法触摸,这个黑物质在扩大,当黑物质扩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就毁了。我们在宇宙里面非常小的一块东西,它不在萎缩,而是在扩大,扩大是一种稀释,一大片黑里边一小块光明,稀释到黑里面慢慢就不见了。因为基督信仰失去了,不仅是人自己没有内心声音告诉你错了,你不应该这么做,周围群体、同仁、社群、社区对你的约束力也没有了。因为社群、社区、城市在扩张,个人在稀释,社区散掉了,社群散掉了,你不知道也不在乎隔壁邻居他做什么,他想什么。 资本主义最大的要点就是信用。日常生活中,这张支票我签出去,你能相信,就是因为我相信你嘛。不然我看得起你吗?信用如果被贪欲改变了,问题就很严重。这次(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风暴就是贪欲造成信用破产。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这个文明的许多支柱里面很重要的一支在垮台,民主政治在垮台。媒体掌握了宣传,钱财掌握了媒体,穷人别想影响媒体,穷人买不到国会议员的支持。跟台湾一样,台湾每一个“立法委员”是被某个财团包掉的,美国国会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尤其南方的都是被富豪“包”的。而愚昧的老百姓会跟着茶叶党,会跟着一些晚上出来、极会煽动的电台,听他们的想法,不从道义上讲,不从公平上想。所以公开公平竞争,它只讲的是公开,没有公平,所以这个第二根支柱也撑不住了。 这两根支柱烂了,剩下的支柱是科学技术。科技的“技”已被富豪“包”了,科技的“科”依附在大学上,大学慢慢被钱控制住了,所以好像我们研究人员还有自己的研究自由,但是要申请研究经费的时候,整天都按照评审委员会的想法做,把灵魂也卖掉了。所以最后剩下的科学和学术本身的良心能维持多久?但是这个良心很可能是突破之后的主要的力量,这个是我所劝大家把《强权的崩溃》拿来和吉本的书对着一起来看的原因。 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蹦出一个力量,是城市里边的工艺、工程师、工匠、技术人员、教书的老师、艺术家,再加上一些靠着城市里边不受封建制度管束,有一点生活余地的自由市场,在城市维持一个小大学。那个时代小大学三个教书匠,每个背着像个木头箱子,十本书,一个小箱子,三个教书匠背在一起,租一间这个房间就是一个学校,三五个学院合在一起就是大学。这就是当年的自由精神出现,所需不多,五块钱就可以让你上学听两个礼拜。靠这些教书匠、艺术家、工程师,撑出一个新的学术基础,等到文艺复兴,大量的文籍反过来,从神回到人。文艺复兴画的图画都是最真实的人。人的重新发现,是后来启蒙运动的主要力量。 启蒙运动就是靠城市里面的这个自由精神,它的基础就在追求真正的知识,追求真正的现实的世界。但是基督精神把神抽象化,我对着抽象化的神,我要对他负责,这个是新教精神,所以新教教会里面没有神像,只有十字架。我们下一步的大突破,我认为是科技文明,而科技文明衍生一套将来的理念,善恶,真伪,又由此规律,化出来美丑,要真、善、美三个条件约束我们良心。这个条件要在科技文明中衍生出来,但是配合什么呢?要配合人的理性。我讲过,无数宇宙里面的小宇宙,小宇宙里面更小的太阳系里头,更小的一个行星,一个行星里面更小的、多少亿年里面的一小段里面出现的小动物,小动物的一种叫人,人里面有我们一个,一堆灰尘都不够。 用佛家的话,恒河沙数里面一粒小沙,微不足道,可这一粒小沙有个了不起之处,他有理性,获得知识,可是知识扩张的智慧,从智慧里面可以造出一个东西,所以人性的小天地间有一个永恒,这永恒是上帝,这永恒是道。这个是了不起的,靠这个,人类在整个宇宙里面非常短的一段过程,居然可以过得有声有色。这个是科技文明在重新定义的时候,最主要的基础。所以这个题目,我非常愿意讲,因为这个确实是我最近25年、30年来,一直在追问的这个问题。这二十几年来,我没有按照学术界的习惯,将中国的东西,用西方的理论解释。我在找的是另一类知识,很累,但我不懊悔,我觉得一辈子活着,能够下半辈子专门想这个问题,就值了。 我最近在找一些科学家帮忙,盼望科技人文互相了解,也许就从科学的思考,衍生出可以讨论真善美的问题。生物医学 谨启: 贵报所载我的师承,传闻有误:我的业师是李宗侗、沈刚伯、李济、劳幹、芮逸夫、董作宾诸位,教诲之恩,终身感激。傅斯年是台大校长,我入校一年,他就去世。在这一年,他没有开课,也因此无缘受他的教诲。他是中国上古史大家,我受他著作的影响甚多,高山仰止,感佩拜赐。王世杰是“中研院”的上司,我奉命协办学术国际事务,因此学到一些难得经验,但不在我专业的范围。以上情形,请惠于更正。又启:在贵报刊登的系列,是我在匹(兹堡)城华人朋友聚会时的谈话记录,都是口语,不是正式文章。啰嗦之处,在所不免。请读者原谅。 (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