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文化“自觉”与国家能力的增强，若资源配置不合理，则更会加剧文化上的被动。只有适时地将经济能力提升为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自觉意识”，调整和改变中国总体处于主动但部分处于被动的局面，这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也是我国当前转型发展最远大的前途。

　美国的强大，首先在于强大的文化攻势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教授在《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号发表了《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一文，该文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在快速增长，然而，中国也几乎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没有继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没有高度重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尤其是没有适时地将其经济能力转化为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性，而是在某些自诩的“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下，过于一味地追求GDP增长，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幸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

　　2008年是美国金融危机大爆发的时刻，也是世界历史空前大变革的序幕，同时也是中国发展转型的最佳战略期。然而，在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的时代，仍有些人依然深深地迷恋于美国道路、迷恋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实际上，在今天的美国，恐怕连奥巴马总统本人也不知道究竟该往哪里去，有人竟然以为只要跟上美国就万事大吉了，这可谓是巨变当前、大梦未醒。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捷尔吉·卢卡奇所说：“即使在最糟糕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时，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在政治上依然落后，他们依然会站在剥削自己和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边，帮助自己的敌人在思想上控制和剥削自己”。

　　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原因一，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通过强大的媒体舆论来宣传以及教育机制来灌输和潜移默化;原因二，是我们没有建立“自觉”的文化意识，相反，对于中华文明不自信，对于美国太迷信，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真信等错误意识大肆流行。

　　中国历代都把文化思想看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共产党更有着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光荣传统，但是，不理解、不真信、不当真、不落实，这种情况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作品被视为陈腐教条而束之高阁，有的甚至成为批判、嘲笑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同志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背景下，提出了文化战争和“文化游击战”的光辉论断，这一论断中包含着变经济和军事上的被动，为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主动的高超战略。他说：我们有两个战线，一个是朱总司令领导的军事战线，一个是鲁(迅)总司令领导的文化战线。五四运动后一个时期，这两条战线分开了，现在终于又合在了一起，从而大大加强了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我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能力。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战争的胜负。为什么如此?因为文化决定了社会交往和社会行动的规则和准则，制定社会规则、文化规则，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全社会自觉遵守，这比武力强制和利益诱惑要有效得多。

　　而今天的现实呢?即使在经济衰退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美国仍然有着强大的文化攻势，我们在此方面，则被动得多。对于这一点，美国人自己往往看得更清楚。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研究告诉我们，美国的强大，首先在于美国强大的宣传力量和舆论攻势。譬如，美国政府国内文化宣传的要害，就是大力宣传商品，而并不是提高全民的素质。仅1992年，美国企业在市场营销上就花了1万亿美元，而当年美国花在各级公私教育上的经费还不到6000万美元，这就是美国当局通过制定、操纵社会规则实行愚民政策的关键。福斯特这样分析说：“可以想象，伴随着人的成长，人们的头脑里只有可供消费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文化、科技、道德和环境的知识，却一无所知。这种文化宣传崇尚的是最新的时尚、最贵的服装和最好的汽车，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一个城市人对于一辆好车的兴趣，远远胜过对于农村缺水问题的关注，对于名牌商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于日益严重的环境生态灾难的警醒，一个消费着沃尔玛大量商品的美国人，更不会关心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工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的”。

　　美国为什么要大肆鼓励和宣传这样一种借债消费的文化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首先就是指美国以债务驱动的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合理、不可持续。1970年以来，占美国人口1/5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了60%，而占4/5的人口收入却下降了10%，其中，靠中国发了大财的沃尔玛一家的收入，竟比1/3美国家庭(一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要高。为了提防这么多的穷人造反，美国政府想出来的“歪点子”，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借债消费，通过这种寅吃卯粮的愚民政策来打肿脸充胖子。但是，这里的钱从哪里来呢?一方面是把美国自己的资产泡沫吹大(直到今天终于开始吹爆)，而更主要的就是向穷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借债。美国利用我们出口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利用我们借给他们的钱来安抚国内的形势、安抚国内广大的穷人，用我们的钱继续维持着他们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同时却反过来打压我们。对我们来说，这种发展模式所造成的，一方面是流失了宝贵的资源和产品，另一方面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不得不交给美国去花，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在市场和资金上双重依赖美国的旧的发展模式，与美国靠债务经济推动发展的模式之间，其实是表里的关系。

　　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金融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实体经济更可以说是处于非常糟糕的阶段，但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美国经济遭受打击与美国的舆论宣传机器遭到打击不是一回事，美国经济的破产与美国符号、或者作为文化符号的美国的破产更完全不是一回事。正由于美国有强大的、运作有效的舆论宣传动员能力，美国的人心不但没有散，而且更出现了2008年11月间奥巴马选举时那种万众迷狂、山呼海啸的“造神”场面。实际上，美国强大的文化、思想宣传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强大的美国迷信和美国崇拜，而只要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国迷信不改变，美国就仍然可以被“打工国家”们养起来，美国经济就永远不会破产。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绝不仅仅是政府拿钱刺激实体经济，而更主要、更根本的目标在于转变这种不合理、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只有认识到当前国际关系的实质，从美国迷信、美国依赖中彻底解放出来，从美国宣传的愚民政策中警醒过来，我们才能真正具备发展模式转变的思想和舆论基础。——美国国债不能再买，而已经买了的也不能抛，因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关系起到控制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

　　经济能力应转化为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性

　　中国购买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占美国政府所发行的3万亿国库券的27%，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中美之间虽然说是互相需要，但究竟是美国需要中国多一些，还是中国需要美国多一些呢?实际上是美国需要我们多一些，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看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实质，总以为今天的中国离开了美国就不能活了。从财政上看，2007年美国的GDP只有14万亿，它的总债务(显性债务加隐性债务)却是52.7万亿，到2015年，美国的债务与GDP的比例将达到100%，究竟是我们的前途大一些呢，还是美国的前途大一些呢?很显然，与美国这样一个财政上破产的国家比较起来，当然是我们的前途更大一些。可以说，我们经常把中国总体上的主动当作了总体上的被动，如此也就不能真正把握住最佳的战略机遇期。

　　由此可见，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国家能力的增强，经济上的成就，必须能够转化为文化、外交和政治上的主动，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则反过来会导致文化和政治上的被动。仅从经济上说，我们也是总体上处于主动，局部上处于被动。而能不能调整和改变这种被动，能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变革，能不能充分地利用大变革的机遇充分发挥经济主动性，则是我们当前转型发展的要害。

　　举个例子说，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初样板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对象是“亚洲四小龙”，但是，自1991年之后，我国的发展战略就已经出现了资源配置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方面用出口换来的大量美元购买收益很低的美国国库券，另一方面却又从国外大量引进外资，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了我们的发展重外贸、轻内需，重沿海、轻内地，重资本而轻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收入的改善，这不但造成了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造成了社会问题和区域不协调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我们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也可以通过面向国内市场和需求来改善，而不必非要把中国产品放到国际市场上去不值一文地降价处理掉，我们有2.5万亿的美元储备，怎么还需要大量引进港台、日本乃至印尼的资金呢?即使我们在经济上让利，为的也是换取政治上的主动，这就是历代怀柔政策和仁政的宗旨。

　　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开放商品市场，同时更开放投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的需要，是我们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仁政”。而既然是“施仁政”，那就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清我们的仁政，真正弄清谁需要谁、谁依赖谁、谁对谁施仁政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仿佛是台湾当局代表仁政，是台湾向大陆施舍、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代表仁政，搞得他们牛气冲天，那么就不但是经济上失分，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失分，这就不是把经济上的主动转化为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主动，而是把经济上的主动变成了文化思想和政治上的被动，这从根本上不利于两岸和谈。尽管当前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形势非常好，但是两岸之间却不能说存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共识，而思想文化上的共识，才是实现两岸和平谈判的重要基础。两岸之间最基本的文化共识，在我看来，就是认同以中华民族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个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的原则，是孙中山的原则，倘若孔夫子再世恐怕也会认同这个基本原则。

　　形成思想和文化上的共识，不能靠不争论来解决，而要靠文化思想的交流、对话、碰撞乃至激辩来解决。如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一书的核心观点竟然是国民党输掉的是政权，但获得的是文化领导权，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却输掉了文化领导权，因此国民党1949年并没有输，因为他们代表西方的自由民主，而共产党也根本没有赢，因为共产党是靠侥幸、靠阴谋诡计、靠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钩心斗角、阴谋诡计的历史。面对如此错误观念，实在不应妥协!历史也证明：文化共识的取得，绝不能靠妥协来解决。

　　中国共产党偏偏要将底层劳动人民视为先进文化的主体和创造者，而不是将其视为被可怜、被同情的对象，因为这就是中国革命文化的基本主题，也是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是最大的仁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放弃这个文化创举、放弃这个真理、放弃了这种大仁政，我们的奋斗就丧失了合法性。我们有13亿勤劳勇敢的人民，依靠内需谋发展，其实质也就是依靠13亿人民谋发展，我们发展的目的是满足13亿人民的需求，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依靠美国，我们更不能走台湾和东亚几国那种殖民地经济的道路。

　　今天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更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已很好地将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转化成为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了?是否增强了国家能力?是否将其转化为了强大的执政能力?是否能在世界“软实力”的较量中争得上风?

　　与美国比较，我们不仅仅是军事落后、科技落后，而且是文化宣传方面落后，全社会的“精神气”落后，更进一步说：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本身落后，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创新能力落后;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教条机械，而是我们从事思想、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人——包括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宣传文化工作领域的从业者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文化加速器的作用。事实表明，经济能力的增强、GDP的增加，并不能自动防止社会危机和风险上升，GDP的增长，也不会自动导致政治能力的增强和应对危机能力的增强。关键是，在思想的多元化中，我们是否成功地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我们必须有主心骨，必须有一条清楚的思想路线图把多元化思想串起来、串成一个整体，否则，思想多元化就会变成思想混乱化。

　　和平发展：世界“最有前途”的理念模式

　　布拉莫尔在《转型之路》里认为，中国果断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中国的转型之路，将标志着中国领导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如何理解“中国领导世界”呢?这里的“领导世界”主要是想说明中国的发展理念有着远大的前途，而非仅仅经济实力的强大。

　　马克思说，只有从全人类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哲学，才能称为真正的哲学，只有将人类关怀与现实中最广大的劳动者命运、与广大劳动者的解放联系起来的哲学，才有真正远大的前途。而占人类总人口1/5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最广大劳动者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如果不能将《礼记》中的“大同理想”变成现实，如果不能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如果不能通过新的发展观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真正解放中国广大劳动者自己。

　　即使在近代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没有选择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霸权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相比而言，战争和霸权主义威胁，从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摆脱自身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手段。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天下视野与人类关怀，这就是我们的文明，同时也是我们最有前途的文化优势。

　　当今的和平发展，是与“大同世界”一脉相通的延续。只有全力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才能为进一步发展、为我们的转型发展赢得宝贵的时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的世界形势总体上于我有利，我们依然处在战略机遇期中，关键在于打破“小富则安”、“无所作为”的小农、小资自发意识，确立起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自觉意识。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带动了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引起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新态势，中国求和平、求合作、谋发展的新路，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

　　譬如，欧洲已经开始响应中国以和平、合作谋发展的号召，逐步抛弃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战略均势和对抗为保证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强权政治，日益强调谈判、重视外交和商业关系的根本作用，日益强调国际法，强调说服的作用，摒弃武力，不主张进行武力威逼。近代以来，一直都是中国跟着西方的世界观走，现在欧洲开始跟着中国倡导的模式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与中国走得越来越近的不仅是欧洲，也包括美国国内那些真正有头脑的思想家。日前，诺曼·乔姆斯基来华演讲，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分析今天的世界局势：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恰恰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中国与萨拉森帝国的奥马亚王朝的交往开始于公元661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中美的显著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美国的保守派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由于我们长期坚持和平发展，当今世界的力量态势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正是我们求和平、合作谋发展的发展观。

　　结 语

　　谈转型发展，谈顶层规划，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事实：在军事、能源、金融、社会组织能力、文化宣传动员能力方面，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劣势，尽管整体的经济能力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而转型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家能力，就国际领域而言，是为了“软实力”与文化模式感召力的提高，是为了尽快结束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能源、技术和话语权的不合理秩序。转型发展、科学发展的任务空前艰巨，在原有的道路上修修补补，这其实等于没有真正觉悟，只有致力于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分工体系、突破封锁、突出重围，实现转型发展——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觉悟，也是巨变当前人们的真正觉醒。

　　* 本文系作者在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山西团省委、发改委、中共长治市、晋中市委领导干部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