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间，北京已经成为不一样的城市。2008年奥运留下来的超现代建筑成为广告牌景点，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让市民快速移动，华丽气派的大楼四处耸立。这座古老都城，已经被改造为现代化的巨型都会。几年前造访过的民工村，由于城市不断扩张而消失无踪，只剩一片片被整平、等待开发商进驻的圈围之地，而生活其中的外来人口则往更外围的城郊移动，能见度也就更低了。建筑地景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支配者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个意识形态的嬗变过程。尼克松夫人曾经被刻意安排造访过的样板公社四季青乡，就是城乡阶级关系最好的教材：改革开放后，这个样板村功能退化，成为民工聚居的场所，小贩云集热闹非凡，但最近几年随着地产业的蓬勃，这个民工村如今已被铲平而永远消失了。

　　文明匮乏的焦虑

　　在北京，人们可以轻易感受到上升阶层跻身摩天大楼，翘首云端，顾盼自若的神采。在富强、新颖、时髦的表象下，“建设文明城市”的标语随地可见。“文明”在这个古老国家仍然是个关键词，一种由于匮乏的而急于建构的社会状态。因为不够“文明”，所以需要倾国之力去锻造。真是令人困惑，“文明”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究竟指涉着什么—搭车排队、井然有序、温文儒雅的生活态度？把简陋污浊的城市景观排除在外人的眼光之外？一个个活泼有力敢于在公共领域现身争取权利的公民团体？

　　“渴求文明”的焦虑状态，精确地陪衬了中国作为上升中大国的现状。一百多年来追求富国强兵的苦愿，仿佛到了一飞冲天的时刻，却又踌躇不前。国家撒下大钱，打造了当代最壮观的文化宣传“波坦金奇观”(Potemkin Spectacle)。赖以夸耀的奢华财力似乎源源不绝；但是，这样仍然不够，仍然空虚。

　　德国学者埃利亚斯 (Nobert Elias) 在《文明的进程》这部历史社会学巨著中，所做的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区分，非常契合今天中国的需求。根据埃利亚斯的说法，“文明”这个概念，在十八世纪德意志即将兴起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期，指的是生活举止中的礼仪 (civilité)，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模式。这种外在的行为模式承载着漫长的人类生活形态的演化过程，从中世纪末期，经过文艺复兴，一路来到启蒙时代。这漫长的过程，西方社会的文明生活，从宫廷行为模式的文雅化，慢慢渗透到贵族阶级，新兴的布尔乔亚阶级，而到普罗大众。当时，文明的中心是法国的巴黎，全欧洲王公贵族竞相学习法文，模仿优雅的文明生活。巴黎于是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文明不同于“文化”(Kultur)，在埃利亚斯的定义中，文化指的是内在精神气质的陶冶，是一种心性与品味的教养 (Buildung)。文化教养，需要长时间精神生活的锻炼与熏陶，而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谈吐体态（例如餐桌礼仪、待人接物的客套等等）的学习而速成。

　　今天，中国新富阶层一面过着豪奢生活，一面担忧自己不够优雅文明，于是，各式各样生活美学补习班应运而生。权贵新富阶层舍得砸钱敦请名师调教如何品味红酒，如何讲上几句餐桌上的得体英语，这对照于历史上欧洲贵族模仿巴黎宫廷生活，实在万分神似。文明礼仪虽然可以通过模仿与练习而上口附身，但是埃利亚斯也提出警告，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微妙而经常令人难堪的规训历史。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有一位理查德公爵到（意大利东北部）维罗纳主教的宫廷做客。这位公爵风度翩翩行止得宜，但主教发现他有个缺陷，却不明说。待公爵告退，主教派遣一个仪态优雅的手下送客。告别时，这位使者告诉理查德公爵，我们家主教想要送给公爵一份临别赠礼：主教一生中从来没遇过比公爵更加优雅的贵族，但他在公爵您身上发现一个小毛病，就是您用餐时嘴巴发出太大的声响，噪音使餐桌上其他人不悦。这便是公爵给您的赠别，他请您千万莫见怪。

　　这个故事把文明化的规训讲得鞭辟入里。客人吃饭劈里啪啦，主人看在眼里，却不好当面提醒，以免尴尬。事后由其使者先把客人恭维一顿，再委婉提醒其注意餐桌礼仪，而对客人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因为不当面说破，保住了客人的面子，才使得这个劝诫的举动特别有力量。客人于夜深人静，独自回忆自己的言行举止时，“羞耻感”这个心理机制便在意识层面上更加清晰地发生作用。这故事的精髓处在于，点出当代欧洲文明生活的运作模式：“文明优势者”总是先以间接甚至迂回的方式，对“文明匮乏者”提出温婉的规训，使羞耻感占据其思维空间，对自身失礼举止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所谓的软实力，没有更贴切的例子了。

　　要建构自己的文化教养之路

　　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理查德公爵的故事尤其值得吾人反复思量。

　　埃利亚斯对于欧洲文明的诊断尚不止于此。他认为，以法国模式为主流的近现代文明生活，其实只是欧洲文明演进的几条可能路径之一。文明可以藉由模仿而逐渐在社会空间上扩散。然而，文化教养才是更重要的人类发展之路，这包括心性气质的陶冶，文学艺术的普及化和民主化，教育的现代化等等。对当时欧洲有识之士而言，巴黎固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其影响力辐射范围涵盖了全欧；但是，一个上升中的民族，诸如德意志，绝不可能以模仿巴黎为满足。这个民族的精英思索的是，如何从法文世界中突围而出，建构自己的文化教养之路。这理念说来轻松，实践起来一点也不容易。德意志民族经过数百年的生聚奋进，最后却在外部国际局势险恶、对内迫害的躁进扩张路途上遭遇两次大战的蹂躏，而埃利亚斯所标榜的文化教养之路也遭遇了大挫败。顿挫中，德国社会的集体心灵，徘徊于妒恨、悲愤、自卑、骄傲的矛盾情绪，难以平心面对自己的挫败，而将矛头指向外在的敌意、内部的敌人。

　　德国文豪歌德在1820年代与爱克曼的对话中，毫不保留地批判自己民族的急切、市侩俗气。“自由”，是歌德一生的追寻，晚年的歌德如此说：

　　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的质量，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

　　当时，德意志与法兰西处于强烈的竞争气氛之中。德国刚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余绪中苏醒过来。歌德自己反对大革命的“过激手段”，然而，他却毫不避讳自己从法国得来的文化养分，并且极力驳斥仇外主义：

　　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 本来没有仇恨，怎么能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 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尽管在德国人摆脱了法国人统治时，我向上帝表示过衷心的感谢。对我而言，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

　　德意志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路途上，终究没有逃离仇恨政治。她让仇恨撕裂她自己，又以仇恨侵略吞并周边的民族。

　　开放多元才能美丽

　　“中国崛起”的话语在本世纪初兴起。“中国模式”的宣扬在2009-2010年达到顶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若以购买力平价指数（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校正，中国早在2002年就已经超过日本了。然而，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中国人口基数大，打成平均，中国人民的生活还只是中低收入水平。晚近，愈来愈多的人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可取，不能推广。其原因在于，这个模式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简化得太过美好；但其实它在伦理上不可取，因为在某一个角度讲，它是依靠着剥削劳工（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生态环境等不良成分的。深入观察，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内在缺陷，就是它含有太强势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色彩。

　　中国在三十几年前，从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策略中破茧而出，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民间社会的生机已逐渐恢复。按理说，随着市场经济之“下层结构”的发展，一元化国家中心主义的“上层结构”应该会有松动的迹象。但是，现实是，今天却不见早在1980年代即相当开放的气氛，颇有时代倒错之感。

　　我再度想起歌德对德意志的看法：

　　我倒不担心德国的统一问题。我们良好的公路，以及未来的铁路系统都会对此发生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在互相友爱中成为一体。…… 希望她成为一体，而让（我的）一张魏玛公民通行证，不会像是外国人的护照一样，无法在帝国境内的邻邦通行。……

　　（让我们停顿一下，思考进入当代的语境：把“公路”套用为“高速公路”，把“路”套用为“高速铁路”，把“通行证”套用为“户籍和身份证”。）

　　不过，我们如果设想，德国的统一，乃在于这样一个大帝国只有一个唯一的大都城，就能够有利于发展伟大的个人才能，又能够有利于无数人民大众的福祉—那么，我们就想错了。法兰克福、不来梅、汉堡、吕贝克都是伟大而璀璨的城市，它们对德国繁荣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但是，它们要是丧失了各自的自主权，作为地方省城而并入一个大德国，它们还能像现在一样吗？我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对比于法兰西以巴黎为单一的文化核心，歌德看到德意志民族政治上虽是分散格局，却有着傲人的文化资产积累，因为各邦的独立自主与相互竞争，使德国各邦文艺昌盛、缤纷多姿。“美丽的法兰西如果不只有一个大中心点，而有十个中心点在输送光与生命，它的情况会怎么样？”

　　想着歌德的提问，我的思绪又飘回北京，出租车即将经过库哈斯 (Rem Koolhaas) 设计的“扣人心弦”的央视大楼，我请司机把车速放慢。司机老兄笑嘻嘻地说：“我把车开近一些，让你看个够，连那幢被大火给烧了的北配楼那块空地，也给你看个清楚。”

　　我把车窗摇下，让冷空气进来。庶民的黑色幽默，让我对这个古老民族产生一种奇特的敬意与亲切感，是他们在承载着文明的底蕴，在粗砺的璞石上，慢慢磨出文化的光泽。

　　文章发表时有删改

　　作者系社会学学者，台湾清华大学社研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