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没想到又爆出一条轰动世界的“虎消息”：美籍华人教授蔡美儿的作品《虎妈妈的战歌》，高调赞誉被称为“虎妈”的中国母亲严苛的育子之道，“中国妈妈战胜美国妈妈”的说法一时喧哗。这几乎是自去年年末PISA测试上海学生或全球第一之后，美国遭遇的第二颗教育“原子弹”，然而，“虎妈战歌”不过是一曲中国母亲的悲歌、中国教育的哀歌。

　　“虎妈”在国内是以“疯狂妈妈”闻名的。中国的“疯狂妈妈”们奉行苛教，大多是因为独生子女、“小升初”政策、择校竞争特别激烈等不得已而为之，对孩子往往心怀歉疚。蔡美儿在美国面临的教育环境、教育问题与中国佷不相同，但她理性总结并高调肯定的这一家教的“中国模式”的确具有共性。

　　她管教两个孩子的方式，在国内可谓司空见惯，她为孩子规定的“十不准”，包括不准夜不归宿、不准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不准有科目成绩低于A、除了体育与话剧，其他科目不准拿不到第一、不准不练习钢琴及小提琴；甚至规定不准参加学校的小组娱乐活动、不准参加校园演出、不准抱怨没有参加校园演出、不准擅自选择课外活动、不准练习钢琴及小提琴以外的乐器等。

　　蔡美儿总结，与美国家长认为孩子是脆弱的、需要经常鼓励和赞誉相反；中国妈妈认为孩子天生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可以用训斥甚至威胁的方式对他们施压。中国虎妈得以成功的三大特质是：不理会孩子的自尊心，认定孩子必须孝顺父母，坚信小孩不懂事，需要父母指引。

　　“虎妈”的教育之道，在很多方面颠覆了教育学的基本价值、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严苛管制、强化训练、高压和惩戒通常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与军体、杂技训练并无二致。在国内，这种应试训练已经发展到占用孩子所有可用的时间，包括睡眠和休息时间，不允许玩乐和看“闲书”，而且完全不鼓励批判性思维，刻板地追求标准答案，通过“题海战术”反复训练，对考试要求达到“一看就会，一做就对”的极致状态。

　　这一模式的严重后果，就是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想像力和创造力，导致学生从小就严重厌学。一个生活在压力和威逼之中、没有梦想和内在学习兴趣的孩子，长大后虽然可以谋取学位和职业，却不大可能成为有高度智慧的优秀人才。所谓“高分低能”、“钱学森之问”的症结端在于此。

　　退而求其次，有的“虎妈”会说，孩子将来有高学历和好工作就行了，没指望非要成为爱因斯坦、比尔·盖茨。但是，这种教育还存在另一种风险：单纯追求学业导致的社会化程度不足和个性缺陷。

　　中国家长往往对孩子参加学业之外的活动、游戏、学生之间的交往，视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殊不知，这是比学业更为重要的成长过程。蔡美儿甚至抵制孩子参加校园演出，超越了中国家长的常规。在从小到大单打独斗的考试竞争中，中国孩子更多地把同伴视为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优秀学生之间更是如此。家长对孩子的严格管制、越俎代庖，造成许多学生缺乏生活能力、性格乖张、人格不健全，成人之后问题就暴露无遗。

　　如果说，赴美留学生卢刚枪杀师长同胞的悲剧或属例外，一些高分学生缺乏自立能力，拙于表达、甚至不会交友和恋爱，却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我们似乎培养出一个“人才”时，他却还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这样的“才”难有大用甚至没有幸福，从而丧失了最重要的教育目标。

　　是培养“人”还是“才”，是追求表面的“成功”还是孩子的终身幸福，不完全是方法问题。支撑“虎妈”的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价值观，就是追求出人头地、望子成龙。五四时期“救救孩子”的呐喊，开启了发现儿童、保护儿童、解放儿童的现代教育之路，主张把儿童当做儿童来对待，而不是作为大人或成人社会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陶行知在谈到公民教育的价值时，特别强调要培养“人中人”而非“人上人”，没有这种公民意识就没有对待儿童的“平常心”。

　　当今社会，“打造优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商业蛊惑如雷贯耳，“24小时记下1000个英语单词”、对4岁幼儿的“思维训练”等铺天盖地，“虎妈战歌”歌声嘹亮，全社会教育价值观的扭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