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原子化议题在社会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之中始终扮演着反命题的角色。历史地看，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伴随西方现代社会兴起而出现社会解组运动，产生社会原子化危机这一重要事实的理论回应。并且，社会学理论在之后的发展中，始终是在与社会原子化问题的理论对话中前进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因此，重构一个富有活力的中间社会，对于化解社会原子化的危机和潜在风险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  问题表达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础是由各种社会联结机制联合起来的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确定性、安全感以及价值归属的来源，而社会联结匮乏的原子化的个体则是人类共同体的否定性存在，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解构力量。对于任何历史阶段，任何空间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来说，原子化的个体存在形态都是一场灾难。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正是对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而来的社会解组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理论回应。可以说，社会原子化在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以反命题的角色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作出持续的努力。但长期以来，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只是隐含地出现在社会学理论家的著作之中。本文拟就社会原子化理论的起源、展开及其问题表达做一概括性研究考察。

　　这里所言的社会原子化不是指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的疏离，而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总体性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原子化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联结和零社会整合状态，而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其社会联结机制薄弱，社会整合度低下，出现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的险象，而产生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

　　一、起源：社会原子化作为社会学的反命题

　　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在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基本问题。用吉登斯的话来说，社会学，其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旨在为现代社会寻求秩序的智力实践。历史地看，承续启蒙运动之社会理想，以自由市场和民族国家建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兴起过程中，个体主义兴起，而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遂告解组，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整合危机。因此，现代社会在其发轫之初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社会原子化构成了社会何以可能的一个反命题。这个反命题由如下几重意义构成：首先，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解组运动的直接产物，是社会整合状态的否定，并且构成了寻求新的整合形式的理论与经验活动的起点；其次，具体而言，社会解组指的是处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组织所构成的“中间社会”的解组，使得国家直接面对个体；再次，社会原子化危机的超越在于重构一个有活力的中间社会，而任其发展则可能导致专制；最后，如马克斯·韦伯的洞见，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本身包含着使个体进一步原子化的危险。

　　正如社会学思想史家罗伯特·A·尼斯贝特所言，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毋宁说正是社会原子化的社会事实扮演了社会学于19世纪在法国诞生的助产婆。在《法国大革命与社会学在法国的兴起》一文[①]中，尼斯贝特批评了当时社会学思想史界关于社会学兴起的流行观点——即认为社会学是十七八世纪智力图景的逻辑延续之产物。尼氏认为仅仅在思想脉络中追寻社会学兴起的原因并不足以认识问题的全部，而应该把目光投向社会世界中的一些真实变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以国家对社会团体严酷破坏的方式而取得胜利，在我们褒扬法国大革命所昭示的自由与平等理念的同时，应该看到社会本身所经历的重大变化。在尼斯贝特看来法国大革命取消了原有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者”（intermediate），而成为“国家-个人”的两极结构，并且个人由于与作为“调解者”同是也是“联结者”的各种组织联结斩断而成为原子化的个体。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仍然存有诸多中世纪的社会要件。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思想家均视个人和国家这两者为终极实体。与之相应，唯意志论或绝对主义这两项支配启蒙运动社会思想的要素，虽然在诸多方面是相互冲突的，但在取消中间社会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在自然法理论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理想中，只有个体和国家的思考，而并没有为中间社会预留席位。如为我们所熟悉的大思想家卢梭，在基于“自然人”状态的论证而阐发的社会契约论中，走向了“最极端的个人主义”，所谓个体“独自一个人”（seul）过活，因此他没有丝毫关于任何社会联合的概念。[②]

　　在启蒙理想的现代性方案中，一切横亘在国家至上与个体自由之间的中间社会组织都需要灰飞烟灭。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自身秩序瓦解，个体在获得“平等与自由”的同时，献上的祭礼是社会共同体本身。可见，在启蒙理想体系内部就包含着社会原子化的危险，现代性自其发轫之初便陷入了深刻的社会悖论。“祛魅”在高扬人的理性之同时，企图确立全新的人类存在方式。中世纪的一切中间社会力量都加入社会解组的进程。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组织的教会不复存在，牧师也变成了政府的行政官员；修道院与教会大学中断运行，宗教生活在总体上被禁绝；行会秩序被破坏，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教育被改造为国家的专擅，以培育合格的公民；财产权亦由家庭持有转而为个体持有，家庭本身则为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不断修正，父权制失去了价值，自由与平等之观念进入家庭，婚姻被视为民间契约（civil contract）。尼斯贝特提醒我们，需要认识在自由和平等昂首阔步的另一面，传统的道德与社会团结基础已然坍塌。[③]

　　在被称为社会学鼻祖的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家那里，其理论旨趣主要是直面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空前的道德和社会团结危机，希望以为现代社会重构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社会力量的努力，实现对社会原子化危机的超越。孔德的最初理论关怀同时也是统摄其之后所有智力活动的起点是：“社会解组运动”（movement of disorganization）所引发的社会原子化问题以及混乱对社会的侵蚀，他以“暴风般的情境”来描述这种状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唯有通过引导国民放弃自启蒙运动以来极端个体主义的消极态度而采信社会有机整合的观点，才能使现代社会获得秩序。在孔德看来，秩序本身就能带来进步，而社会原子化与社会解组则意味着失序和灾难。在孔德所言的最高的社会阶段，即实证社会（工业社会），学者与牧师将发挥特殊的作用，协调人的感情，帮助人们承认国家治理者的权威，节制权贵的专横和利己行为，教育人们热爱他人，对社会、对集体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克服原子化个体的利己思想，保证维持社会的共存与有序发展。[④]这里，孔德实际上是期望以学者和牧师所构成的现代“知识人社会”补充启蒙理想，重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层，而实现社会进步。孔德的这种思考代表着一种颇为重要的理论趋向，即关注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及其命运。

　　社会原子化与社会解组问题同样是涂尔干终其一生的学术关怀。如马斯克所言，为个体主义的社会重建道德和社会团结的基础，这一议题贯穿了涂尔干学术生涯的始终[⑤]。只是，涂尔干关于中间社会重构的希望寄托在“职业团体”的身上。涂尔干对斯宾塞的进化论式社会变迁观点，和生物体有机社会观点，以及英国功利主义所持的病态的自私自利的个体主义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崇拜”（cult of the individual）“不会成就真实可靠的社会联结”而会引致社会的消解。社会消解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原子化的社会失范危机，涂尔干对此痛心不已：

　　“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既然我们无法约束当前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无法提供能够使人们俯首贴耳的限制，它们就会突破所有界限，继续相互对抗，相互防范，相互削弱。当然，那些最强的势力就会在与弱者的对抗中独占上风，使后者屈从于它的意志。但是，这种被征服者虽然暂时屈从了强力统治，却没有认同统治，因此这种状态肯定不会带来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由暴力达成的休战协议总归是暂时性的，它不能安抚任何一方。人的热情只能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止。如果所有的权威都丧失殆尽，那么剩下的只会是强者统治的法律，而战争，不管它是潜在的还是凸现的，都将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病症。”[⑥]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原子化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个体主义兴起而产生的危机，并且已经导致了社会整合危机和道德困境，使得强势对于弱势的专制无处不在。但涂氏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集体意识消亡了，而只是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即建立在个体差异性基础之上的有机团结，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联结形式，每个人都因为与他人之不同与依赖而获得了一种团结感。涂氏发现了当时社会道德危机的社会根源，即在社会物质密度和精神密度同时增加基础上诞生的社会分工，并没有伴随着新的社会联结形式，原有的社会联结机制被持续改造，而新的基于个体主义趋势的社会联结并没有确立起来。在《社会分工论》的二版序言中，涂尔干提出以职业团体来确立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结，建立“国家-职业团体-个人”这样的三层次社会宏观结构体系，为道德的重建提供基础，涂氏对于现代社会道德重建的这一构想，也体现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中。可见，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社会原子化现象的理论回应，社会学的创始人的思考开始于为原子化的混乱世界重建秩序和道德。

　　总体而言，孔德和涂尔干的社会学思考都是基于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过程中，个体主义兴起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虽然孔德和涂尔干的理论构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就重建中间社会的理论诉求这一点而言，却是共同的。

　　相对于法国贵族体制瓦解和个人主义兴起，德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却呈现为另外一种局面，即传统的贵族仍然保持着其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作为普鲁士传统贵族的容克地主阶级，在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之时，走向了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逐步向工业和银行业发展。随着关税体制的改革和李斯特意义上统一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贵族阶级始终主导着现代社会的进程，形成了所谓的 “普鲁士式道路”。 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及其在随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跑地位，现代性在德国社会的每一寸肌体中扩展。基于德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学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把握，明显区别于法国社会学传统。韦伯在其卓越的奠基性著作中，主要以德国经验为基础，对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现代性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解析。韦伯敏锐地洞察到社会行动类型中工具理性行动迅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立在强有力的科层组织基础之上，成为吞噬人、异化人的可怕“牢笼”。韦伯同样看重中间组织对于克服社会原子化危机的价值，虽然中间组织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作为一个清晰界定的概念提出来。但韦伯认为家庭、共同体等传统社会中间组织正在日益理性化，浸润在现代性的逻辑之中。韦伯意识到官僚体系的专制趋向，个体在抽空了社会的丰富性以后，变得孤独、无所归依，并被专制的权力宰制。这里，韦伯实际上思考了个体化了的个人重新被组织进现代社会体系之后的命运，他认为，以官僚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单一化，而且官僚制本身可能会陷入被专制的力量主导的危险。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中，除了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选择亲和性关系之外——当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本身就包含着为现代社会的男女寻求价值归属的理论抱负——韦伯对于教派组织的社会学意义也作出了独特的诠释。韦伯认为教派“对于近代初期社会群体形成的【一般】原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原型给今天的‘公众舆论’、‘文化价值’和‘个性’打上了烙印”。[⑦]只是在韦伯的理论构想中，期待教会共同体“以普遍的宗教形态出现，要求凌驾于其他一切共同体之上”[⑧]，在今天看来，这未免走向了偏执，但这种偏执在韦伯的理论内在逻辑上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为现代人寻求价值的归属，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此外，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韦伯甚至主张“群体（广义上的）作为持续不断的社会关系（不具有或具有团体）的性质，是一切社会学分析和理论的基点和首要的对象”[⑨]。可以说，韦伯对于现代性的解析，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原子化的认识，他指出了现代性的组织体系所包含的对个体进一步原子化的力量和走向专制的危险。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的过程中从未安享片刻的一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⑩]马克思的这段概括可谓对社会原子化危机的最经典表述。

　　但是，马克思理论体系[11]中社会原子化危机的超越却在于无产阶级在不断地扩大规模过程中，阶级意识逐渐明晰，进而形成运用“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指生产力的发展）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工业中的“强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不断地造就和扩大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然而，资本主义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似乎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于是，马克思关于原子化的命题，就留给了其后继者来解答。

　　如布诺威所言，葛兰西的“强迫”和“同意”的概念以及他关于阶级利益的实质性妥协的看法，普兰扎斯的公民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观念，还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生活体验的观点，这些对于生产的管理者都有意义的。而生产管理者运作资本主义的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得以暂时延续的关键。布诺威指出“马克思主义将同意的组织放在了国家、市民社会、家庭和学校——就是没想到生产领域，后者总是被预设为阶级斗争的熔炉。我的经历则正好相反，它告诉我，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在生产领域中，“在将工人分离成原子——锻造工业公民——以及把劳工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联系起来上，霸权政体削弱了劳工对资方的对抗以及他们地址雇主侵犯的能力。”[12]工业组织内部制造出的同意构成了资本主义得以持存的要领。

　　当然，在布诺威的论著中，更多的是关注工业组织内部工人原子化的社会事实，而对消费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则着墨不多。应该说，如果参考鲍德利亚关于消费社会的相关理论和葛兰西等关于意识形态霸权的相关研究，则更能完整理解马克思脉系的社会原子化理论结构。

　　二、展开：个体主义原子化与极权主义原子化

　　社会原子化的理论谱系虽然非常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其理论的演进基本上是循着个体主义原子化和极权主义原子化这一双向路径展开的。

　　1、个体主义原子化

　　如前所述，社会学思考的起点，在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原子化的危机。个体主义兴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个体主义原子化也构成了社会学思考的一个基本向度。孔德所说的社会解组运动、涂尔干所关注的社会团结类型转换、以及韦伯所思考的现代组织对个体的影响，均是对个体主义原子化危机的理论解释。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著作，表达了同样的理论关切，并且对个体主义原子化作出了全面而清晰的解析。

　　托克维尔认为，随着身份平等而扩大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以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13]这将无可避免的带来混乱与暴政，“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14]在对美国历时9个多月的考察中，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行政分权和地方性结社可以克服个体主义原子化危机。结社作为一种艺术，具有深远的价值。“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15]“地方性自由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它会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助。”[16]在此基础上，美国人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以“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在一切可能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合作，成功克服了身份平等带来的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

　　拉斯基在为《托克维尔全集》中之《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做了精炼而准确的总结：分权是使国家的公共目的变成公民个人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途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分权是公民行动的保证，并为防止那种践踏人类尊严的独裁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手段。[17]

　　托克维尔关于社会原子化的论述甚至早于社会学的兴起，现代社会在其构成方式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托克维尔期望自己对美国民主的考察能够为自己的祖国法国提供参照。在这部著作中包含了对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潜在危险的焦虑，即导致混乱并走向暴政，也热情饱满地论述了可能的化解方式，即以富有活力的结社生活和充分的自由与之抗衡。可以看出这与孔德和涂尔干的思考包含了共同的元素，就是在国家和个体之间需要存在一个联结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中间社会，这个中间社会使公民有归属感，安全感和关于生活的确定性和价值。

　　2、极权主义原子化

　　如果说托克维尔预言了社会原子化有走向混乱和暴政的潜在危险。那么汉娜·阿伦特则以德国纳粹和斯大林体制为模板深刻检醒了由社会原子化产生的极权主义灾难。“极权主义运功较少地依靠无结构的群众社会，较多地依靠原子化的（atomized）、个人化的群众的具体条件”[18]，“极权主义运动是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这类忠诚只能产生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19]极权主义制造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蔡英文在《<极权主义起源>导读》一文中对此有清晰的概括：

　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他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与“孤单”，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20]

　　我们在托克维尔的著作和社会学的奠基者孔德与涂尔干的思考中已经读解出社会原子化可能带来的暴政统治与极权，汉娜·阿伦特则以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出在社会原子化的土壤中如何生长出法西斯暴政的恶瘤。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体迫切需要组织为其提供价值和归属，良性的社会联结方式没有出现，那么恶性的社会组织和联结就会占用这一“真空”，把社会和个体引向深沉的灾难。阿伦特开启的极权主义原子化研究，有着众多的追随者，如卡尔·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征》一文中概括了极权主义的六种特征，并对极权主义原子化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冷战对峙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义。阿伦特关于斯大林体制极权主义特征的论述很快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产生一大批追随者。如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智囊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受此影响，极权主义原子化也自然成为共产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先入为主的研究判断显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沃尔德以其出色的研究对极权主义理论范式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理论解释。但是其新传统主义理论对于极权主义的范式超越确是极其有限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扭曲的中国社会意象。

　　3、原子化议题的延续

　　如果从历史的脉络中思考，极权主义原子化在时间上晚于个体主义原子化。后者是与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紧密联系的，可以说自其起点开始，就是一个原子化的过程。而极权主义原子化，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就社会学的视角而言，这次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整个西方世界社会生产力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但社会矛盾积聚，社会分化十分严重，并且，在广大的劳动群体中间，社会联结薄弱，无力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积极行动。换言之，即从现代社会起点即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危机在这一时刻总体性爆发。此时，在美国以罗斯福新政的政府干预市场，出台诸多保护性政策，这些政府干预具有波兰尼所说“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意义，并且收到了一定成效，暂时克服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在德国，民众情绪则被导向了狂暴的纳粹政体，将整个人类世界引向深重的灾难。就此而言，极权主义原子化是以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原子化”结束个体主义原子化的深刻危机。然而无论是罗斯福新政的政府干预策略还是纳粹的极权主义政体，都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社会原子化的深层危机。并且在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危机又衍生出另外的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探讨了在“流动现代性”（fluid modernity）时代出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原子化境况。即随着新技术的导入和社会的变化，“沉重的资本主义”向“轻灵的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与劳动力牢不可破的联姻破碎了，短期雇佣取代了长期合同，出现了一种强大的“个体分化”力量，它分割而不联合。原有劳动共同体本来脆弱的链接，被高流动性进一步瓦解，个体之间“由于说不准谁会一觉醒来便被分割开来不知身在何处，所以‘有共同兴趣’的观念越发模糊不清最后变得不可理解。恐惧、忧虑和悲痛的形成方式是的它们的袭击都是独来独往，不相为伴。”[21]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空间的概念，在社会流动而不是凝固，“全球”而不是“在地”的时代，个体化力量是社会成员无可避免的原子化。公共问题越来越不能吸引人们的目光，“普遍的漠不关心”作为一种可怕的社会生活解构情绪四处蔓延。

　　可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原子化危机始终未曾根本性的化解。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情境之下，往往呈现为新的形态。社会原子化问题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内在推动力，正是在于社会原子化的社会现实的理论对话中，社会学理论才得到不断的创新。这一点，对于理解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变革乃至当下社会学理论的一些最新进展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三、解析：社会原子化理论的“问题表达”

　　通过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的初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结合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剧烈变迁，对社会原子化理论的“问题表达”做一简单的结论式概括。

　　首先，社会原子化的实质在于由中间组织的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失灵。

　　在理论界，人们长时间关注的是所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学界几乎动用全部的力量对此展开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研讨，但“社会失灵”现象实际上却被人们忽视。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社会失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衰落”，而是指在现代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人类的社会联结状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其问题主要表现为：（1）个人间、群体间社会联系的薄弱，社会纽带松弛。关于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纽带的消解和破坏作用，很多思想家留下了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农业时代那种充满温情和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而代之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更为可怕的是，“作为社会凝聚力源泉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的衰落，以及信任的不断下降，构成了大分裂的特点。”[22]对社会作纯工具化理解的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社会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思潮。除个人间联系空前削弱外，群体间的联系也被愈演愈烈的社区隔离所切断。如福山发现，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装有大门的社区在郊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许多人眼里，这些社区是生动的象征，它们象征着分化的、孤立的、缺乏信任的美国。”[23]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到城市之中，但集中于城市中的人们却没有也不可能凝聚成一体，而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隔离。而且这种分化和隔离并不仅仅表现为富人与穷人、白人和其他人种之间的差异，而是一个整体的对接的过程。“这些城市将它们的活动、社会群体和文化进行内部分离，同时又根据其结构的相互依赖进行重新连接。”[24]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城市“精神分裂”和“空间错位”的进程。

　　（2）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个人与公共世界的“联结”是社会总体联结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联结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联结应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初级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团体。而走向原子化的社会则恰恰是破坏了上述基本联结，使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传的管道。

　　（3）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集体意识乃是社会控制的基础，其迅速走向消解，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失范。“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25]当社会走向原子化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均宣告消解。“一个分裂的社会是一个其成员越来越难以将自己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关联起来的社会。这种认同之缺乏可能反映了一种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观念，而依此观念，人们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26]一个碎片化的社会的成员越来越难以把他们的政治社会视作一个社群，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是纯粹工具性的。

　　其次，作为社会学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社会学学科领域内对社会原子化议题的直接和间接回应又可以大致分为三类：（1）从结构层面而言，社会原子化是中间组织（在日本社会学界更多称中间团体）解组，导致单个的社会个体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结构层面出发的思考旨在通过重建中间组织，以构筑现代社会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共同行动渠道，上世纪90年代以降，更升华为一种对新公共性的理论诉求。（2）从个体层面，社会原子化实际上剥夺了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以常态的社会行动达成利益诉求的能力，往往导致个体行动无稳定预期而多以越轨、失范的方式展现。（3）从行动层面出发，理论家呼唤行动者的归来，以体认社会宏观结构变革的方式，发现作为积极行动的可能，而获致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4）在实践层面，社会学关注现代社会社会原子化的缘起，以及以之为现实背景社会运动何以发生，试图理解原子化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表现形态、以及社会后果。

　　再次，作为对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经验的理论反省，社会原子化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但我们应注意，出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限制，社会原子化在不同国家、地区，其表现形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克服社会原子化方式也存在不同：

　　在欧美社会，社会原子化动向主要表现在宗教世俗化、个人主义膨胀、家庭结构变动、社会独居人口数量快速增加等背景下的社会孤独化趋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分裂》等著作中即曾对西方核心家庭衰败的影响展开分析，认为“西方核心家庭的衰败对于社会资本已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此种衰败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贫困增多、犯罪水平的上升和信任的下降有关。”[27]而在社群主义者看来，社会原子化的罪魁源自极端的个人主义，因为依照这种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观念，“人们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28]而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在东亚社会，所谓社会原子化问题一般表现为严重的公共性问题，如在日本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风行、价值体系崩坏、老龄社会到来、地域发展不平衡等社会剧烈变动影响下的公共性危机。而在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所谓社会原子化主要表现在单位社会“终结”背景下社会联结模式的剧变，出现了村落原子化现象和大量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城市人群。

　　在社会原子化应对之策选择的问题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社会创新和社会建设作为核心对策。但因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发展落差”决定了二者之间社会建设的任务具有较大的差别。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保卫社会”和“生产社会”之间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在业已建成市场经济的国度，与正在实现市场转型的国度，人们在面对社会时，实践与认知的目标和任务颇为不同。前者是在原本已经有一个‘社会’的基础上（其自组织的社会生活不仅传统悠远，而且在某些时段内甚至还很强盛）设法复苏和强化社会的各种机制，以抵御市场和权力双重入侵造就的‘殖民化’；而后者则是经历了再分配经济和与之匹配的集权体制的长期支配，自组织的社会生活机制不说被彻底消灭，至少也是在受到极大压抑之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重建或生产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和规范——我们必须先有一个社会，然后才能够保卫它。简言之，前者的任务是‘保卫社会’，后者的任务是‘生产社会’，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逻辑和实作逻辑。”[29]

　　东亚社会建设和社会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所谓“新公共性构建”问题。所谓“新公共性”，实际上是相对于“旧公共性”而言的。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公共性构造仍具有极大的相同性。表现为东亚威权社会以“官”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目标的公共体系。如果我们把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老龄社会的到来等因素为背景，日本、中国先后出现的在“官”以外的公共性诉求则可视为是一种“新公共性”。新公共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既包括“市民的公共性”，即基层社区自治、NPO?NGO建设以及网络社会背景下“公共议论”的最新发展，也包括“跨越国境的公共性”，即在全球化背景下超出民族国家空间范围外的“空间公共性”的构建和认同。其核心是解决现代化、城市化高密度居住、人际关系疏离状态下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四、结 语

　　社会原子化表现为社会联结机制的缺失，结构层面的断裂，出现了无社会联结的群众，社会成员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公共生活匮乏，公共性孱弱；社会陷入无序和混乱，道德共识瓦解，底线失守。在个体层面，则是“普遍的漠不关心”，即对公共问题缺乏热情，寄希望于个人的努力而对与他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缺乏信心和兴趣，陷入狭隘的个体主义情绪；在消极中生存，而不思考或者看不到解决共同问题的可能途径；道德感模糊，公益行为艰难；在社会阶层序列之外出现了组织程度极弱的松散个体，陷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贫困”状态；中产阶层虽然出现了一定得公益热情，但由于缺乏以结社形式发挥积极作用的训练和支持而表现出混乱无序。

　　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即个人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表现出精神上的孤独无助和思想行为上的混乱，以及个体之间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对于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化解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中间社会的培育需要把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发育结合起来，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的局面。为此，需要对弱势群体赋权，强化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并以恰当的方式将这些组织的运转纳入良性的、建设性的运转轨迹。

　　（作者简介：田毅鹏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方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