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与福山“历史的终结”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原始积累”的残忍行为，如今已经升级成为“掠夺性积累”。

　　人，依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总是“存在于一个世界中”（being-in-a-world）。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存在性理解，便紧密镶嵌在我们对自己被“抛入”其内的这个“世界”的理解中。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告诉我们，这个后柏林墙时代，是一个“历史终结”了的世界。他从黑格尔与科耶夫那里接过“普遍历史”的哲学叙述，并把它改造成一个现实主义的话语。历史，在什么时刻“终结”呢？黑格尔告诉我们，历史终结于真理王国，“真理是整体（the Whole），但整体除了以下状况外什么也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本质（essence）将自身完善化”。在辩证法的“最后的统合”（the final Synthesis）中，人们抵达绝对知识。只有当历史完结之时，绝对知识才是可能的，“密纳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而历史的目的（the end of history），就是实现完美的国家，在其中人类自由被彻底实现。一旦这个完美国家被实现后，辩证的进程便停止了，历史就终结了。

　　科耶夫进一步告诉我们，在这个普遍的、同质性的国家中，不再有主人与奴隶、肯定与否定的斗争，不再有任何社会性的对抗，每个个体都得到普遍的承认——被国家承认为享受所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民法下的法律人）。“普遍”意味着这个完美国家涵盖全球的范围、囊括全人类在内，于是，不再有战争（内战抑或外战），因为不再有民族或宗教的对立。而“同质”则意味着彻底平等、无阶级结构，不再有主奴之分，不再有地位、性别、阶层等等差别，所有人都享有互相承认的平等尊严，每个人都认识到所有人均是自由的。到那一刻，历史运动的“马达”被关闭了：所有的欲望（厄洛斯）都被满足、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穷尽，再没有重要之事值得实现，因而不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不再有任何理由来改变人对“世界”和对其自身的根本性理解；人不再需要行动，不再需要哲学性的反思，不再会有流血的革命，而是尽情拥抱“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科耶夫列举了艺术、游戏、性爱等等）……

　　这样一个普遍而同质的真理国家，福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宣布，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达致了。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业已取得了最终的全球性胜利，“我们正在见证的，可能不只是冷战的终结，或战后历史的一个特殊过渡时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的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政府之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自由民主将成为所有国家的惟一政府形式，或者说，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治理形式。在福山的这本《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以自由民主为制度性安排的国家，便对应了黑格尔与科耶夫所说的终极国家（End-State）。人类不再有理由，来进一步改变“世界”，或对“世界”的理解。

　　仅仅十三年后，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在我们处身其内的这个“世界”中，人非但没有获得绝对知识、达致完美国家，相反，在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欺骗与惟利是图的“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体（世界）被一步步拖向危机深渊（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哈维给予福山眼中的终极国家的名字是——“新自由主义国家”（neoliberal state）。

　　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带着福柯所说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眼光去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身边那个熟悉的“世界”，处处透着卑污。譬如说，如果我们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关于基因、物种、血浆的那些基本材料，皆已归属私有财产；换言之，我们身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明文规定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又如，万年伫立的河流山川、千年遗留的历史古迹，现在都作为“奇观异景”、“旅游胜地”而被明码标价；换言之，自然乃至历史-文化形态，全部被作为可贩卖的商品来牟取暴利。与之伴随着的，则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历史遗迹不断被破坏……这样的考察还可以不断继续下去。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向我们点出了当下这轮“商品化”操作的真正变态之处——这些明码标价的东西（基因材料或河流山川），“事实上从未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原始积累”的残忍行为，如今已经升级成为“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在当下“世界”的“卑污清单”上，哈氏进一步向我们列举道：“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强行驱逐农村人口（比较墨西哥和中国的事例，近些年来约有七千万农民离乡）；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有、集体、国家，等等）转化为排他性的私人产权（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镇压公共权利；劳动力商品化、压制替代性的（地方的）生产形式和消费形式；资产掠夺（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的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中延续）；高利贷、国债，以及最致命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掠夺性积累的激进手段……我们现在还可以在上述机制列表中加上大量技术，如从版权和知识产权中掠取‘租金’、减少或消除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权（例如国家养老金、带薪休假、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这些财产权是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

　　以上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造的孽。而最使得新自由主义区别于马克思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的地方，则是1980年代以后开始的金融化强劲浪潮。今天，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经远离生产性活动，而纯粹是被用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各种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的货币资金。这就是斯特兰奇所说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同推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无关（生产投资和物质基础设施投资已大幅减少），而只是进行单纯的投机行为。华尔街所专注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而是如何为它所掌握的所有盈余资本找到赢利性归宿。换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格局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就当下金融体系里的主要活动，哈维掰着手指向我们具体列数——“存货促销、旁氏骗局、借助通胀进行的结构性资产破坏、通过合并于收购进行的资产倒卖、债务责任等级提升（甚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致使全体人民变成债务奴隶），更别提通过信贷和证券操纵所进行的企业欺骗和资产掠夺了（借助证券和企业破产来掠夺和撤销养老基金）。”哈维在这本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中，已经预计到五年内非常可能发生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本身，总是意味着一轮总体性的掠夺：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的深度毁坏，财富被转移到那些避过危机的金融投机者手里——资产所有者或业主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财产，而只得被迫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那些拥有流动资金的资本家……哈维在《简史》中甚至宣称，“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因为“在金融崩溃之后，统治精英有望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鉴于这些观察，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成就”，并非生产和提高世界的总财富，而是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而“对于那些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来说（相当数量任由处置的人们，被剥夺了社会保障和支援性社会组织），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只能盼来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这个重新分配的操作（通过“掠夺性积累”进行），并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即使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救富不救贫。小布什政府的“再分配”举措，根据哈维的观察，从来“是向上分配给大型企业、它们富裕的行政总裁们，以及它们的金融或法律顾问们，代价却是牺牲穷人、中产阶级，甚至普通的持股人（包括养老基金），更别提将来的后代了”。哈维提醒我们，“传统凯恩斯主义可以被任意删改并彻底颠倒，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无需惊讶”。

　　2008年以降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完全证实了哈维的观点：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大批大型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崩盘；当一批又一批银行家、金融巨头跑到行政官员那里求助后，美国政府决定豪掷七千亿美元来救市；这是自八十年前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然而一出台就遭到大量民众乃至政客的反对（值得注明的是，左翼的民主党赞成而右翼的共和党反对）。被集中质疑的是：为什么进一步要普通市民们（即纳税人）掏腰包，来拯救真正需要负责任的人（即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那些大银行家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来救自己，而民众却在经济危机中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那样的话，金融机构可以更不负责任：有了政府国库这个大保险，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高风险的投机利润，出了事则可以把灾难性的损失转嫁给现在和未来的纳税人。

　　然而，对“新自由主义国家”而言，这种变态的救市方案确是必需：如果那些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全都完了，整个金融系统也就彻底崩溃了，随即是大面积的企业破产，更多的民众失业、消费收缩，附带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纳税能力大幅降低，从而使国库空虚，引致国债增加、“印钞机”大开或国家破产……因此，大金融资本家们必须不倒。即便国家的救市只会使得金融家们以后可以更胆大妄为，但却是必须把钱砸给这批富人，确保他们不能都玩完了。于是，就如齐泽克所评论的，“如果救市方案真的算是一项‘社会主义’措施，那也只是一种很怪异的‘社会主义’：这项‘社会主义’措施的目标不是扶贫却是助富，帮债主不帮债仔。”于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变态逻辑是：为了实质性地帮穷人，就不能直接救助穷人，而是把钱拿去给富人，只有他们继续大发其财、金山不倒，穷人才能获得相对而言较为长期性的生活保障（华尔街一倒，一般工人更没好日子过）。因此，尽管晚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正逐渐复苏起来，然而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这个变态“怪圈”，迟早会在一次不可收拾的全面危机中，把整个“世界”吞没。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标识了资本主义系统的末日——它走到了自身的尽头，或者说，走到了自身的反面（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已经完全无视生产）。哈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称，“一场强而有力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反倒比资本主义阶级力量更有可能拯救资本主义。”

　　今天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富人们真正担心的，诚如哈维所分析的，并不是金融危机：尽管一部分人可能要破窗而逃，但挺住的那些人却可以通过经济崩溃而继续获利，更何况还有国家在后面进行着“义务输血”……就算真的有一场不可逆转的全面危机爆发，也是首先“吞没无权之人与毫无疑心的人，而精英则早就准备了逃命方舟，起码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活得很好”。他们真正担心的，乃是政治运动——没收财产和革命暴动；换言之，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借用姜文晚近电影的标题——“让子弹飞”。现在，这些人已可以指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精密军事装备（以私人公司运作的军事承包商“部队”），来确保自己的“自由王国”免受“侵入”。

　　这，就是福山所谓“终极治理形式”的真正面目。这个治理形式继续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然而，哈维毫不客气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撒谎。“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治理形式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小布什在2004年的总统致辞中曾说，“自由是上帝给世上每个男人女人带来的礼物，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然而，在这类冠冕堂皇的话语中，“自由”的实际意思往往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换言之，“自由”仅仅意味着，取消对“掠夺性积累”的一切制度性阻碍。是以，“自由只是个代名词”，“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至于民主，“新自由主义国家”更是内在地同其格格不入。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判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机构与民主压力隔离开来。”换言之，民主本身就是“掠夺性积累”的一个制度性阻碍，“如今，名义上‘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在民主方面的缺陷非常严重”。哈氏的结论是，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美好大词，尽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材质的一部分”。而各种各样深重危机（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的轮番侵袭，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倚赖的普遍性修辞（该制度安排有利于所有人）底下的欺骗性，已无法再用“美好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为名来继续掩盖。

　　然而，福山论题里的如下这点，却正在不断变成现实：这种“新自由主义国家”，正在向“所有国家的惟一政府形式”方向快速拓展，从英国到瑞典，从美国到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到“‘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则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标准和全球经济互动的规则。在哈维向我们提供的这幅新自由主义地理景观中，我们找不到替代性方案的地理出口。历史，似乎真的终结了。后柏林墙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格局，不仅“终结”了作为替代性方案的社会主义，也“终结”了古典的资本主义——诚如哈维所论，“依照马克思的自由标准，并且几乎肯定也依照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自由标准，新自由主义化无疑要被认为是巨大的失败。”

　　为了突破这幅历史终结的“世界”画面，哈维走回传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就前者而言，哈维强调，尽管“阶级”一词已经被极大地贬值化，但“我们必须汲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事情看上去像是阶级斗争，其行为方式像阶级战争，那么我们就该大方地称之为‘阶级斗争’”；在后者上，哈氏则宣称，“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迅速增加，背后都藏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爪。”基于这一“老左派”立场，哈维指责“后现代知识潮流”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轨道，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向度的取消，使得新自由主义更加得以猖狂，“这些潮流不自知地与白宫走到一起”。哈维当然也注意到了在今天“种族、性别、族裔等区分，与阶级身份密切交织在一起”，但他对这些“后结构主义政治学”并未认真处理（可资比较的是，拉克劳与齐泽克为此问题展开了十多年的论战），而是倾向于视之为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合谋。

　　于是，哈维所面临的问题，正是福山所庆祝的局面：在二十世纪漫长较量中败下阵来的“替代性方案”（从1970年代末“毛泽东-邓小平转向”到十年后的“苏东转向”），如何同哈氏自己所描述的当下弥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力量”相抗衡？“世界”是否真的如哈维所说，“已经准备好拒绝这种帝国主义姿态”？值得再进一步追问的是，拒绝了以后，我们又往哪里去？重新回到1917年、1966年？又凭什么来保证不会随即又走到1978年、1989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用句俗话来说，哈维有什么“真能耐”，来破解福山笔下的历史终结画面？就哈维现下所勾勒出的“自由的前景”而言，福山，很可能是笑到最后的一个。

　　我们看到，哈维此书，确实对福山论题构成了一系列的反题：彻底平等、无阶级结构的“完美国家”或者说“终极国家”，恰恰是纵容一小撮人肆意掠夺社会大众、重新制造“阶级分化”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在这种“终极治理形式”下，代之以“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人们遭遇到的是“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斗争（乃至战争）非但没有终结，相反在各种危机侵袭下此起彼伏；而“真理王国”（“自由王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然而，哈维的问题就在于——只满足于做一个“史学家”（堆砌史料与数据），而不进一步追究这些“新自由主义”现象背后的“历史哲学”问题（继承黑格尔-科耶夫路向的福山，则直接在这个层面上立论）：如果“新自由主义”是现代性自己种下的一个激进苦果（资本主义走到了自身的反面），那么反对“新自由主义”，则必须处理在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政治哲学史”向度中何去何从的问题；仅仅去简单地重新启用已经哲学性地贬值了的“阶级”或“真理”这些本质主义概念，并不能真正动摇当下“新自由主义格局”之根基。

　　真正的“政治哲学史”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资本主义一样，是以“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作为根本性的哲学预设，当这一“现代性”路向在社会-政治的制度性层面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后，人类“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

是重新返回“古典性”的主张（如施特劳斯所建议的那样），以自然（古典形而上学）或上帝（神学）作为人类“世界”制度安排的终极根据？还是追随尼采，将“现代性”推向不同于“合理-经济人”（尼采眼中的“末人”）的另一头——以权力意志开创全新视域的存在主义“超人”？

抑或，在历史哲学层面上接受“现代性”走向其末日的命运（不管是否备有“方舟”，这个“世界”都将被新自由主义巨浪吞没）；换言之，走向彻底虚无主义，“神马都是浮云”？还是改投世俗时代的“信仰之门”，“信春哥，得永生”？

哈维自己在书中曾言：“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只需要罗列经验世界里的诸种卑污现象即可。正是这一姿态，注定了哈氏只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在后设层面上真正有所建设。如果人类仍尝试改变对“世界”和对自身的根本性理解（即，拒绝历史已经“终结”），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堆砌经验现象（史学家的工作）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