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年前，我有幸认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鲁迅先生手稿，他就说，馆内存有不少，请随时过来看。几年后我终于恍然亲睹了：复制品到底不及原件的清雅，端在手里，我暗暗惊异唯真迹才能显示的笔腕与脉息：浅淡，细弱，呼吸均匀，如行书一路草草，又如文稿的通篇工整。那天，周作人写给大哥的绝交信也从安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取出来，仅一字条，周家二弟的字迹，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孙郁先生高大敦厚，来自东北，像是温柔版的萧军。他常请人来馆内讲演，事先登报公告，听者据说就是京城的百姓。2005年初夏他要我也去讲一回，果然，座中有退休老汉与家庭妇女，小孩儿玩耍着，径直走来台前。孙馆长自己安静地躲在人群后，全程站着。那天的讲题，就是“笑谈大先生”。

　　翌年春，得到海婴先生长子周令飞的电话，说是祖父逝世七十年，务必请我与他去上海联袂讲演。这是意外的邀请，我想，既是大先生的祭日，就题曰“鲁迅与死亡”，于是和上回一样认真备讲稿，抽了好多烟。

　　就在那一回，我见到了海婴先生与周令飞。父子俩身量都很高，比之鲁迅，大大进化了——鲁迅怀疑进化论，看在后代的身高体壮，他该部分地收回怀疑吧，而他没有儿孙同堂的命——我所记得的海婴先生是照片中七岁丧父的小男孩，今已七十多岁，花白头发，随时笑着，随口讲笑话。他说他读了我上回的讲稿，这又使我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令飞的消息倒是得知甚早：八十年代去纽约，港台报纸即披露他在东京与台湾女士相恋了，当这对鸳鸯申请前往宝岛去结婚，两岸驻日机构谁都不敢理……现在的令飞蓄一笔八字胡，只见他上得台上，朝向满座听众很深地鞠一躬，抑制笑意，显然在回应台下的惊异与好奇。令飞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共和国普通话，相对他祖父的“南腔北调”，更是“进化”了：当年鲁迅说他不会“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并非全是自嘲的。

　　也在那一回，我才明白了周家后人的处境。海婴笑道：绍兴城封我荣誉市民，赏一把钥匙，可是开得了哪扇门呢。我听了，当下开悟：对啊！南北五座鲁迅纪念馆全是国有产业，今时鲁迅走进绍兴故家百草园，可不许掀动泥砖捉蚯蚓，更别提将那长长的何首乌连根拔起了；海婴回到上海山阴路，又岂能开门进家上三楼，在他童年的房间睡午觉。前年，我拜访了海婴夫妇位于北京木樨地水泥外墙的干部公寓，陈设怡然，并不窄小，较之沪上三十年代老房子，却是不好比了。我自知不该这么比，但去过鲁迅先生好几处家，两相对照，不免想到倘若主人活得久，即便捕去坐监狱，只要房产不没收，儿孙的情形，总归两样吧。

　　鲁迅的一切都给没收了：包括五六十年代政府赏给许先生的四合院。我记得一张老照片，是1936年鲁迅逝世后，记者在弄堂对着二楼窗户拍摄的，照片中，七岁的海婴正在往下看——噫！瞧着这对父子，岂不想到鲁迅，而想想鲁迅，眼前是笑吟吟的海婴与令飞。

　　转眼五年过去了。我竟应了令飞的坚请，和他一起作了六场关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分别是上海三次，北京两次，长沙一次，加上孙郁邀约的头一回，总共七份讲稿。其中三篇收在我的《退步集续编》，三篇收在《荒废集》，最后一篇尚未发表过，是关于鲁迅和美术，现在全部聚拢来，就是这本册子了。

　　这七场讲稿的头两篇，大约根据自己的感触，单讲鲁迅这个“人”；后五次都是由令飞或主办方出题目，临阵苦想，由鲁迅先生而说到了其他人与其他事——“鲁迅是谁”，直接挪用令飞自拟的讲题，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则念及上海文脉的失落，或追踪文学的歧路了；今年才刚讲过的“鲁迅与美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话题，“民国的文人”却是讲得很杂乱，因是全部应答湖南记者事先的问，讲完后，那记者说自己问得好无知，本来是给些提示的意思，怎么全用了呢——我要的就是这无知：几度上台，台下的同代与晚生，包括我自己，大致是茫然面对历史的人，且对这份泱泱无际的集体大无知，其实也无知——所以每次讲演，我还是默然服膺鲁迅先生为什么很早很早就怀疑进化论。

　　然而鲁迅身后多少事，毕竟难预测。他曾忿然推开“导师”的尊号，语带警觉；他暗示死后便有“是非蜂起”、“谬托知己”的种种戏，却不料围拢而来的“谬托”与“是非”那般庞大而离谱。七十多年过去了，在神话鲁迅架空鲁迅的阳谋之外，平实看待鲁迅的人却是他二弟：大哥去世那年周作人说过一回，五十年代鲁迅雕像竖起来，他又写过专文。可是喧嚣的时代有谁听他么？而“寿则多辱”的周作人有他无可替代的硬资格：他是周家兄弟，他是五四一代的活人证。

　　这一层，当着海婴父子的面，我不能说，也不敢说。

　　如今时代也喧嚣，只是改词换曲了：政权似乎关闭了鲁迅的频道，“不幸”而“不争”的亿万顺民们则从来不要，也不在乎鲁迅：这是好事情。鲁迅先生总算得以渐次摆脱面目全非的变形记，全身而退，退回自己的文章与文学。“鲁迅研究”，眼下在研究什么呢？近年的“民国研究”倒是逐渐展开了：民国教育、民国文化、民国史……借胡兰成的词语，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这风景，就在鲁迅的字里与行间。

　　我是鲁迅的读者。鲁迅的读者，代代不同，代代变：从清华学生李长之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从第一代鲁迅博物馆馆长到眼前的孙郁先生，从“文革”年代书包里塞一本鲁迅著作的老知青，到我讲演时台底下喃喃背诵过鲁迅的八零后……那天讲完《鲁迅与死亡》，令飞走来说，他不清楚祖父生前这么多朋友惨死了，以至听了要落泪；而在六七十年代，不少台湾书生冒险阅读鲁迅的书，其中著名者，就有陈映真与龙应台。海峡此岸怎样呢？直到最近三五年，我始得阅读胡适之，自然，读得浅，读得少，假如见鲁迅，我能说出他所有的书，但还没自信对他说：先生，我也是胡适的读者。

　　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这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说来奇怪：自从公开讲过鲁迅后，近年，我竟不很经常念及老先生了。什么缘故呢？而近日校稿，逐篇一过，又发现我关于大先生想要说的话，其实并没说出来。集子里末一篇《鲁迅的墓园》，写在2000年，当时就算借此还了爱敬鲁迅的愿。现在选作附录，顺便再补几句闲话吧：那一次，我在虹口公园注意到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墓碑给两侧的美树遮没了，及后见到海婴先生，他就说，他曾几度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作修剪，迄今没下落。我暗想：花木无心，遮没了，岂不也好。记得鲁迅初葬的那块碑，字体拙朴，笔锋转折竟有鲁迅手书的圆润而内敛，谁写的呢，动问海婴，原来竟是他七岁丧父时，由母亲扶持着，一字一字亲手写成的。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

　　2010年12月31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