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

　　关注度 ★★★

　　关注理由：“新左派”人士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出发，反对新自由主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占主体地位，关注工人农民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命运。2004年以来，“新左派”思潮借助于网络实现了力量聚集和思想传播而成为时代的热点之一，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主要观点：目前，被归为这一阵营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人以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原则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提出公平、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诉求，也有一部分人把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当作资本主义问题来给予评说，并对“文革”的理念抱有某种肯定。主要观点有：第一，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第二，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新左派认为人欲横流、贪污腐败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此主张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并在公有制前提下发展参与式民主管理。第三，“重新发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

　　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是从“右”的权威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那么，新“左”派则是从左的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它把改革开放中的贫富分化等不公平现象，看作是与“私有制”相伴而来的必然恶果;它从“左”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新左翼理论中(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寻找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的解释框架，并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潮。

　　新左派关于“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的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其价值取向。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论或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新左派的思维误区

　　实际上，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加以解释。新左派对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认识，缘于特殊的路径与心态相结合的认识机制。

　　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那么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思维，在这一解释过程中就会被重新激活。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因“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极左概念的特定关联，而连成一片。新左派之所以对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就是因为青年人富于浪漫热情，而且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正如一位研究生对笔者所说，他们从小学的政教课中接受的就是“兴无灭资”的正统教育，到了大学时代就用在小学教科书中所接受的那一套东西，来评价当今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新左派思维就是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用以认识改革转型过程的学术理论资源不足，不能用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左”的政治文化，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宣传教育的潜移默化，在人们思维中根深蒂固，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例如，发展中产生的由于新旧游戏规则均失效而出现的脱序现象(即没有足够的制度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胆敢与商业贿赂者相互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意志薄弱者就变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这种转型时代出现的腐败综合症做出解释，难免要进行“文革”了。

　　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可以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派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对“文革”进行诗化、美化，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不同民族、国家、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生发文化浪漫主义情怀。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做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所做出的想当然的赞美，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抒发内心积聚的深层愿望的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精神平衡。

　　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上“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对现实的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公平与平等的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自有其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要经历一个也许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才能摆脱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