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和统计互见短长。统计数字准确、坚实。而感觉的触角更宽阔，感受的现象更新鲜，很多感受到的东西还未及纳入统计。笔者供职教育领域多年，只是新近才开始研究教育，利用数据的功夫还不够，而多年的感受却是丰富深厚的。生存的感受引领着我的问题。

　　我一直感觉，北大学生的天分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泱泱大国顶级学府中之学子，应该是出类拔萃的，我知道自己在智商上不是尖子，但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并未时时感到智力上的冲击。该怎么解释呢？其一，考试学使然。中国的考试学太发达。那一日听教育家康健的演讲，说得到位：中国人可以颠覆一切考试。中国学生可以大把地拿到托福考试的最好分数，而这些高分者的英语水平绝非最高。在国内考试的博弈中，每每考生是胜家，考方是输家，考试的初衷——筛选最优秀的学生——绝难实现。其二，中学阶段竞争的不平等。权势者靠着钱权的优势，使得其子女享受到优质的中等教育，从而在高考上胜出。因为这些催肥的胜出者天赋不高，日后不会有大出息，他们占据了教育中的稀缺位置，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或许可以说，这种不公正中外皆然。权势者愿意在子女教育上多投资，动机本身无可非议，是非在于钱往哪里使。西方学者对西方教育的批判远比我们猛烈。他们以扎实的数据证明，西方高校中权势阶层的子女占据了更高的比例，但是原因却较难解释，因为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义务教育费用全免；公立中小学教育趋向平等；过去富人区因为税收高所以学校经费足，现在公立学校经费的差距已经弥平；高等教育对贫困生的资助扩大，只要成绩好上学没钱完全不是问题；高校录取中的裙带关系也日益衰退。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社会不在学校，学校基本保持住了自己的清洁和公正，而社会不可能是平等的。私立学校的崛起，声誉好的公立中学附近的房租升高，家教，高考咨询机构，这些合法的手段显然更属于富人。中国的权势者不会忽视这些手段，而中国教育领域发生的不平等却不止于此，权势赤裸裸地打进学校。我的学生对一所示范中学普通班的调查显示，该班41名同学中13名学生的学籍在别的学校，他们享受该校正式生的一切待遇，只是高考到学籍所在校。28名正式生中尚有3名分数不过线，因关系过硬公然成为正式生。也就是说，36.6%的位置被低分违规者占据。这绝不是个别现象。中学阶段的不公正竞争，导致一些潜力并不优秀的学生挤掉了底层潜力优秀的学生。北大现在生源的城乡比例是84：16，中国城乡居民的智力能有如此落差吗？权势阶层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可以合法地占据优势。今天中国的情形是，权势阶层极端不负责任，制度已包含其既得利益，他们仍不惜破坏制度来保驾子女。绝对的平等是找不到的，堵塞不如疏导。笔者开出的药方是，办私立学校，那里花了钱就可以购买优质教育。而公立学校的规则就是法律。

　　到外地一些高校开会，发现一个学校两个校区的情况极为普遍。教师和学生怨声载道。教师们早就将住宅安置在校区附近，不想建了新校区，他们的宝贵时间不得不消耗在路途上。师生接触的机会因此减少，讲座、讨论会、社团活动也均减损半数，校园文化分割破碎。万分庆幸，北大人大都还没有新校区的策划，希望领导不要出此昏招。为什么新校区大肆泛滥，因为扩招。但扩招不可以降低质量为前提。教师全力以赴能否赶超过兄弟院校还难说，遑论国外名校，现在平添了长途跋涉的时间消耗，如何提升质量？师生不满却照样兴建新校区，说明了师生在学校无地位而言。降低质量以求数量的背后原因更为深刻。半个世纪以来，扩大教育可以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级话语。但一切有度，都须具体论证，而非大而化之。在一段时间中，扩招为多方推动或乐见，很像是双赢和多赢。考生家庭高兴，他们无暇顾及日后。政府愿意做，因为赢得了部分公民的欢欣。校方愿意做，当头的谁不愿摊子大、人马多。但随着发展，学生和家长明白了，便宜没好货，学历发多了就找不到工作。原初动力旺盛的几方中，谁的动力持久不衰呢？毫无疑问是校方，当然还有后面的开发商。大学不断扩招是颇可质疑的。即使尚可争议，我们退一步说，扩大招生也不是一定要搞新校区，可以办新校嘛。地理的规定性是坚硬的，它约束着方方面面。相隔几十里的两个教学单位，它们的最佳选择是成为独立的两所学校。硬要照着一个学校来经营，是劳民伤财。我们可以想象出策划者的多种图谋，但很难想象那是为了搞好教育。

　　无意中发觉，高校中来自复读的学生越来越多，不仅普通院校，而且北大清华。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一所名校的社会学系录取了一位1983年出生的考生。这在西方社会不新鲜，还有70岁入学的呢。但在中国学生基本上是从中学到大学，这意味着他考了8、9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前面说了教育增长已成意识形态，其发生无法用人力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其结果也并非注定会增添人才、造福社会。对教育过度扩张更有效的解释是军备竞赛理论。竞争者的目标首先是大本的学历，手段之一是增加弹药。弹药是什么？备考时间，一年不行二年，两年不行三年。其可怕在于，物价被哄抬，不跟进便吃亏，后果必然是复读的比例越来越高，大家一同为高考赔上更多的时间成本。它殃及所有档次的学校，因为图谋各档大学的考生都拿出了复读的手段。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全国或某省全省考生中复读生的比重。希望统计部门拿出各年的数字，让我们知道增长的势头和现状。此种军备竞赛是必须抑制的，它浪费的是全民族青少年的黄金期。制约的办法其实简单：第二年考试分数打九折，第三年8折，如此类推。但是以为博弈如此简单，就是我们的头脑简单了。现在有些考生在高三毕业时干脆不参加高考，重读一年才来。如果以考试次数定折扣，规则制定者岂不失算。并且考生还可以在高一、高二时，用留级的方式增加实力。通盘考虑，我觉得我们应该借鉴美国SAT考试的方式。一年有多次考试的机会，考生们可以不断尝试，当然每次要打一定的折扣。这样可以抑制复读，至少是驱赶考生们在短期内榨干自己的应试潜力，避免耽误太多时间。这个制度的尝试，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高考方式。

　　十几年前主管教育的领导提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概念，企图靠端正认识来解决中国教育的难题。但校方和家长对此置之不理。原因很简单，领导只说出了表象，不涉病因。病因是什么？语文、数学其实是最重要的素质，为什么变质了？军备竞赛使然。不缓解军备竞赛，如果音美体高考时不加分就没人搭理，如果加分立刻就会变质，考单杠决不练双杠，考跑步决不练游泳。抑制军备竞赛才能注重真正的发育，而不是考试的能力。十年前的扩招势所难免，因为如前所述，政府、校方、考生家庭，皆大欢喜。扩招会达到缓解竞争的初衷吗？会的，只是不在扩招伊始之时，而在学生失业之际。过多的毕业生择业难，会反馈新一茬学生及其家长，消减他们的大学热。逻辑上理应如此，事实上不无效果。但是，其一，抑制的效果似乎还不够。其二，抑制的对象是高度选择性的，多是贫困家庭，择业无门的家庭。于是大批贫困生退出高考，导致国家选拔人才的不公正和候选群体的单向萎缩，最终是选拔基础狭窄。这种负效应迫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抑制竞争的手段。那就是宽进严出。我们当年的高考是严进，因为质量在初始就有保证，多数人顺利达标不成问题。加上“严进”太残酷，教育管理者在学生毕业时比较宽容，遂造就了“严进宽出”。问题是十余年来“严进”已蜕变成“宽进”。可是我们的“宽出”方式延续至今。西方的大学从来是“严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重高中轻职业学校的两个典型国家。美国60%的高校入学生在十年内拿不到学历，恐怕最终能拿到学历的也就是一半以上。德国人重视早期分流和职业教育，10岁时分流的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进入日后可望进入高校的文法中学。即便如此，德国的高校大约只有80的学生能够拿到学历。应该是中国高校实行“严出”的时候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宽进，为保证质量就必须实行严出。也是因为，“严出”会早早地给面临选择的学生一个反馈——拿到大学文凭是艰难的，上高中、赴高考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从而抑制过多的竞争者。以中国高校当下的腐败、无规矩、作弊盛行、关系泛滥，几乎百分之百发放学位，要搞好“严出”难乎其难。但其势在必行。此点的突破，对教育的全面改善至关重要。

　　军备竞赛意味着武器升级，在教育上面就是学位竞争的升级，攻读硕士博士的人过多。军备与学位竞赛的升级同样是浪费。很多才干不是从教室中、书本上可以学到的，必须在社会上、在实践里、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我以为，对很多种工作，读博士学位不仅在相应能力上没有帮助，还有折损。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段最佳学习年龄，如果两个本领差异太大，这期间要么学这个，要么学那个，学了这个会耽误那个，学了那个会耽误这个，没有两全。要做好公务员，就要较早地开始社会基层的历练，最好从大本毕业开始，最迟也不能晚于硕士毕业（24—25岁）。如果22岁—28岁期间没有在社会中摸爬滚打，而是泡在书斋里，人事的直觉，合作的精神，谈判的技巧，解决问题的急智，都再难发育出来。这些素养是远离书呆子的气质的。官员真的不需要高学历，但是今天的中国官员对高学历趋之若鹜。我的两个获硕士学位后做了公务员的学生都想考在职博士生，不但被我拒绝，还遭到教育。我说到这里来要学很多对你无用的东西，而工作之余的自学会点点滴滴到心头。并且官员读在职博士，是对博士学位的一种侮辱。全天候的学生尚难修成正果，公务员做个票友就岂能得道？官员读博的破坏性不止一端。其一，他消耗自己的时间，影响工作，甚至降低了自己的能力。其二，他矮化了学位的质量，破坏了学位的神圣。其三，他们带动起各色人等对博士学位的盲目追逐，乃至弄虚造假。汪晖涉嫌剽窃事件中，我最不解的不是汪氏，而是清华大学：他们为什么不审理。无论对大学的清誉还是自己教师的名声，都是必须去做的。同仁的一句点拨——在清华读在职学位的公务员可不在少数，开了先例如何持续——令我如梦方醒。也就是说，官员掺合学位是学术规范难以整肃的原因之一。那么如何将学术还给学术呢？靠学术界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对学界早已极度失望，耻于说起自己早年涉足过这个阶层的研究，对这个无信念的群体不抱任何期待，要他们抵御社会腐败向学术界的渗透是不可能的。可以寄托希望的倒是官场。因为道理明摆着：高学历对作公务员没有助益，公务员鲜有真心愿意读博的。订立以下规则应该皆大欢喜：基层的履历可以在仕途晋升中增分，硕博的学历则丝毫无助。把属于官员的给官员，把属于教员的给教员。我们因为混淆了彼此，陷于双输。划清界限，才有双赢。

　　载于《财经》年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