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赤脚医生万泉和》 

    一、历史的“变”与“不变”

  《赤脚医生万泉和》[1]一共分为十八章，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前九章写得是“文革史”，后九章写得是“改革史”。尽管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被刻意淡化，但是从“炮打司令部”（第一章，第14页）、“我和我爹分到一亩田”（第十章，第174页）等等历史的关节点，还是能够推测出蛛丝马迹。这是传统章回小说中常见的数字对称结构[2]，作者基本上将《赤脚医生万泉和》一分为二，前九章的“文革史”和后九章的“改革史”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主人公万泉和一生经历，穿插密布在每部分的细部，构成故事的主干。

    这种章节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精心的设计：尽管小说结构不像传统章回小说那样繁复，但是这个对话结构包含的“历史观”却更为复杂，构成了一个颇为繁复的逻辑关系。在“六十年”的大背景下，“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两种历史的“对话”，不消说，一般被认为是高度政治性的。而且，小说写得又是“赤脚医生”这个暗藏漩涡的题材，且回忆一下早已被遗忘的“赤脚医生”的来历：“赤脚医生来自于‘文革’期间在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从集体收入中扣留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到合作医疗站来看病就不用交钱了。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医务人员也从本地产生，他们跟普通社员一样记工分，这样，国家在没有大量经济投入的情况下解决了农村数亿人的看病问题。农民把合作医疗站的医务员称为‘赤脚医生’，据记载，当时全国的赤脚医生有上百万。赤脚医生在当时成为证明‘文革’胜利的重要依据”[3]无须讳言，“改革”三十年来，当下的“左右之争”不仅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凭藉着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愈演愈烈。“赤脚医生”就是部分人士以为的“‘文革’胜利的重要依据”，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同时，某著名极左网站，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一个“赤脚医生”的专题，缅怀某个时期的医疗路线，反省电影《春苗》的启示。

    与之相对，范小青是近乎公认的“小巷文学”、“新市民小说”、“市井小说”等代表，承袭的是如陆文夫般细腻温和的苏州文脉，这种政治气息浓郁的题材，于她并不相宜。既然范小青不是在写一部“历史小说”，但为什么又选择了“赤脚医生”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题材？这个问题在作者那里，逻辑上倒是清楚的，她试图写的是“不变”，而不是——无论“文革”或是“改革”的“变”。历史的“变”与“不变”，意义全然不同。无论是“文革”或是“改革”，确定自我合法性的方式，必然是宣布“时间开始了”，以“旧社会”、“新时期”这类概念指认历史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所牵扯的进步意义。就医疗领域而言，无论是“赤脚医生”或是“医疗产业化”等等，都是与时俱进的“变动”的标志。然而，通读全书会发现，范小青的美学风格一如既往，小说中的“历史”虚无缥缈，时间似乎静止了，变动着的只是万泉和的故事。尽管万泉和特殊的身份（赤脚医生）和“历史”密切相关，但是其间的关联点需要十分专业的读者努力辨认，很不容易建立起政治性的因果关联，有“历史”，但很难读出“历史观”。概括地说，范小青以“赤脚医生”入手，把故事的时间拉长到六十年，强调的却是“不变”：

    在最早的作品构思里，可能是没有“今天”的，但写着写着，就觉得不能没有“今天”。开始只是想写赤脚医生，但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写赤脚医生，也不仅仅是在写农的医疗状况——想起一句话，谁说的忘记了：我们，全人类，你们，永存的势力。几十年来，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体制、制度变来变去，苦的却还是农民。[4]

    黄毓璜注意到了这一点，“‘后窑村’作为一个艺术世界，跟社会大动荡继之以经济大变革带来的‘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无大关涉，它其实就是长期形成的、绝少变化的乡村文化、乡村关系的一个缩影。‘赤脚医生’当然是一个时代的命名，只是已经不再具备被抬爱过的‘宠儿’性质，万泉和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被还原为一个‘在乡村勉为其难地担任医生的人’。”[5]在写作的过程中，范小青对于这一点有自觉地意识，“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文革’，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6]

    这种看法大体上是人文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变动中“永恒”的人性，以及对于苦难深远的悲悯与同情，契合范小青写作中绵延至今的细密的人文气质。不过，这不是对于“历史”的超越，如同“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变”是“变”的一种特殊表现，其本身同样是一种历史观。作者既然以“赤脚医生”为题材，以前九章与后九章两个“三十年”作为叙述框架，势必要卷进历史写作之中。这并非玷污了“文学性”，相反，正是在历史写作的意义上，《赤脚医生万泉和》展开了作为优秀作品的丰富性，值得细致分析。

    二、“苦恼的叙述者”

    阅读《赤脚医生万泉和》，首先接触到的是作为“叙述者”的“万泉和”，在小说第一页，万泉和用童稚的笔法画了一张院子的示意图，从院子开始，絮絮介绍“后窑大队第二生产队”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童稚”，这部小说应该被看作是万泉和多年之后的回忆，就阅读的成规而言，这是作者“无意中”发现的一卷“回忆录”。在宽泛的意义上所有叙事性文类都是“回忆”，叙述人无法叙述未发生之事，《赤脚医生万泉和》尤为明显，叙述人在第一页就介绍说，“我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十九岁”[7]（由于小说基本上从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展开，可以推断出万泉和约出生在一九四六、四七年）；在小说中间的162页，“分田到户”的时候，万丽梅劝万泉和早点结婚，“你已经三十多了呀”；在结尾最后几页，尽管不好确定具体哪一年，但不仅出现新型“合作医疗”，更明显的有“向阳花今天去美国了，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8]，上海浦东机场通航于一九九九年，毫无疑问，小说时间延伸到新世纪，至少延伸到新型合作医疗出台之后的200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2年颁布）。这么算来，最后的万泉和，至少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

    笔者近乎迂腐地细读下来，是想强调一点，和逻辑推论完全不同，小说中的万泉和，完全不像是一个享受着“后见之明”的特权的叙述人。相反，对于习惯于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的读者而言，万泉和是一个相当乏味的说书人，他的叙述含糊、枝蔓，纠缠在过于平淡甚或贫乏的个人生活里，流水账一样懵懂地往前走，不会用什么戏剧性的手法来强化“矛盾冲突”。尤有意味的是，和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普通读者相比，叙述人似乎未见高明，回忆起来始终一片茫然。读完小说，不细加推敲的话，不会感觉到万泉和长大了，甚至于变老了，他始终像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叙述人，无法看清一些十分简单的“真相”，比如马莉对自己的暗恋。

    对于万泉和而言，他不理解这个世界，他只是在描述这个世界。因此，万泉和对于这个世界才显得如此“单纯”，最表现的表现是他的几次恋爱：“我的新对象叫裘小芬，我也像喜欢刘玉一样喜欢她”[9]，“我全心全意第进行着我的第三次恋爱”[10]。不无辛酸的是，万泉和最爱的第一个对象刘玉，几乎光明正大地当着他的面偷情，他却无法看破这一点：

    吴宝凑到刘玉耳朵边上说了两个字。刘玉笑了说：“豆腐？你喜欢吃豆腐？”她举手做了一个要打吴宝的姿势，说：“馋猫”。话都说完了，他该走开了，我看他还有什么借口继续站在刘玉身后。可吴宝依然站在刘玉身后，几乎就贴着刘玉的身体。[11]

    因此，这个单纯的万泉和，被认为是个“傻子”，作者多次埋下伏笔：

    涂医生看了我一眼，说：“我怎么老觉得你是个傻子。”[12]

    我这个人，你们也许已经看出点眉目来了，我不聪明。[13]

    我这个人，反应天生要比别人慢一点，这是没办法的事。[14]

    万小三子不告诉我他向裘二海敲诈什么东西，却对我说“除非你的脑子发过炎，你才猜不出来。”我摸着我的脑袋，伤心地想，难道我的脑子真的发过炎？[15]

    小说结尾处，谜底揭开，一路给我们絮絮讲故事的叙述人，原来真的“脑子发过炎”，“这就是说，我三岁的时候得了脑膜炎，差一点死了，后来抢救过来，但是我的智力受到了影响，我几乎就是一个傻子。”[16]为什么安排一个“傻子”来讲这个故事，作为作者，范小青自己认为：

    这是我的有意为之。没有人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没有人关心贫穷的农民的看病问题，只有一个“脑膜炎”在做着这件事，他一边知道自己不行，不想做，一边还是在做着，为什么?因为没有别的人来做。来过的人又都走了。我这么写是走了一个极端的，可能会引起疑问，难道真的只有一个“脑膜炎”能当医生吗?我的回答是：是的，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的。……其实万泉和得没得过脑膜炎、有没有后遗症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是万泉和这个人是不适合、不能当医生的，但是他当了，虽然断断续续，但一直当了许多年，从青年当到快老年了。农村贫困落后，少有人来关心农民的生老病死，他不当谁来当?[17]

    范小青是从“内容”上来解释把叙述人设计成一个“傻子”的，“脑膜炎”是戏剧化的要求，以凸显医疗问题的尖锐。不过，这种说法无形中把小说限定为以“医疗问题”为中心的“问题小说”，这显然不是范小青的本意，“很难讲清楚是当下的什么东西激活了过去的体验，或者是许多东西，或者是某一件东西，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当下的医疗或医疗改革之类，我不否认，但我想这不是唯一的。”[18]在作者这一看法之外，有研究者认为安排“脑膜炎后遗症患者万泉和作为医生”，是解构“赤脚医生”的政治性，“‘赤脚医生’这个凝聚着强烈政治动员意识，试图改变中国乡村医疗版图的当代中国医疗制度正剧，在‘我乡’后窑，因为乡村各种力量的角力不断以怪异的方式被改写成戏谑的闹剧。”[19]这也是比较普遍的看法，一种从“后三十年”读“前三十年”的读法，用“疯子白痴神经病”这类“畸人”来反写“新人”。[20]

    笔者的看法与范小青的自述以及流行的论断不同，从“内容”上理解作为“叙述人”的傻子，或许把问题简单化了，即仅把这种设计理解为文学技巧。且容下个断言，除非不写“赤脚医生”，如果要写的话，范小青一定也只能安排这样的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形式，在范小青动笔之前，已经在那里了，是“形式”限定了“内容”，而不是相反——“形式”是真正历史性的，“内容”却可以虚构、捏合甚或伪造。

    这个论断来自赵毅衡先生的大作《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在这部卓越的著作里，赵毅衡指出，“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在形式到文学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中，有一条直通的路。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更具有历史性。”[21]就“叙述人”而言，在当下的语境中，怎么讲述“历史故事”，如何理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以怎样的价值观弥合“六十年”的大叙述？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对于“中国道路”的深切理解与阐释。这是真正有难度的叙述，向所有有抱负的作家发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好的作家确实应该是一个思想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历史”的作品中，多位优秀作家选择了一个“傻子”作为叙述人，比如《尘埃落定》的傻子“土司二少爷”与《秦腔》中的疯子“引生”。这种“傻子”的安排，恐怕并非来自“作家”们不谋而合的灵感，而是历史的限定——在“六十年”的节点上，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洞悉历史的叙述人，讲清楚这“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一个傻子叙述人，反而见出写作的真诚，而不是写作的油滑、敷衍与炫耀。

    且举一例，比如贾平凹的《秦腔》，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形式”层面上的史诗式的“宏大叙述”与引生的“疯癫叙述”的分裂，抑或“内容”层面上的“故事”（夏天义的“守土”与夏天智的“守道”）与“反故事”（细密流年的叙述）的分裂，都喻指着“历史”的“分裂”以及对应的“历史叙事”的分裂。直面惨痛的乡土世界，贾平凹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或者说，找不到一种可靠的“理念”来指认“现实”。故而《秦腔》以一块“无字碑”结尾，阉割之后的引生，在象征层面丧失了叙述的可能性，他写不出“碑文”，只有等待着夏风的归来，而知识分子夏风所象征的“理念世界”，又怯弱疲沓，不堪重负。[22]

    然而，尽管很难找到合适的叙述人来整合“大历史”，作家毕竟要以自己的叙述来尝试着弥合分裂，试图从某个角度给出“完整的作品”。和《秦腔》式的挣扎于历史分裂中的滞重与苦涩，以及《尘埃落定》式的凭借语言的轻灵与诗意从历史中逃逸相比，《赤脚医生万泉和》找到的叙述基点，是非常富于症候意味的“日常生活”。

    三、“日常生活”与当下历史叙述

    作为范小青唯一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长篇小说，既然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以基于“共识”的观念与立场来整体性弥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赤脚医生万泉和》选择了将历史性的困境，转换成病理性的困境。叙述者的困难，是病理性的，他是脑膜炎患者，故而自然没有什么高远的眼界，他唯一看得见也讲得清楚的，就是眼前的“院子”。所以，小说第一句话，不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之类的宏大论述，而是下面这张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图画：

    这个“院子”框定了万泉和叙述的边界，小说第一页，万泉和就“大智若愚”地讲清楚这个关系：

    这个位置不只是我在我们院子里的位置，这还是一个人在一个村子里、在一个世界上的位置。如果要想知道我在村子里的位置，还得画一张全村的图，这个村子叫后窑大队第二生产队。如果要想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事情就更复杂了，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世界叫什么。但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世界叫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更何况，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想知道我的位置。[23]

    一般来说，这张图确实是“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的一部分，在实情中也是如此，没有彼时的政治规划，难以想象万泉和一生与“赤脚医生”纠葛不清，他可能真的成为他想成为的一个木匠，真正带有“日常生活”味道的职业——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作家卸下“政治性”的常见譬喻，往往是说写作不过是木匠式的手工活。然而，无论叙述人万泉和，还是控制着文本内在价值指向的隐含作者，都认为“世界叫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概而言之，对于“世界”整体性的叙述与我何干，我能把握的就是这个“院子”，这看得见听得到的“日常生活”。范小青在访谈中，清楚表明了这层意思：

    汪政：日常生活在小说中的意义因为这部小说的漫长的故事时间而显示了出来，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改革开放，对万泉和来说都是懵懂的，他只认在他眼前发生的。

    范小青：这也是我的用心之处。我在写作笔记上就写过这样的话：“隐去政治的背景，不写‘文革’，不写粉碎‘四人帮’等，不写知青，不写下放干部。”所以，除此之外，就只写在万泉和眼睛里看到的事情和少许他听到的事情。[24]

    正如“万泉和”这个名字本身，来自于对于“万泉河”政治性的架空，“红歌”转化为“情歌”，同样的歌词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裘奋英说：“马莉姐，马莉姐，万泉河水就是万泉和医生，一样的万泉和（河）哎。”马莉开心地说：“你听出来了？”裘奋英知道马屁拍准了，一激动，一兴奋，也跟着马莉一起唱起了：“万泉河水，清又清——”哪知马莉立刻拉下脸来，厉声说：“裘奋英，不许你唱，这是我唱的。”[25]

    据范小青回忆，小说原名是《赤脚医生向阳花》，“如果最后的书名仍然叫《赤脚医生万泉和》我也会接受，但我心底里还是喜欢‘向阳花’，这无法改变，也说不清是为什么。”[26]笔者尝试着说清楚为什么，和“万泉和”相比，“向阳花”这个意指更为显豁，和历史之间的落差与张力更富戏剧性。花开花落，带着无法挥去的历史性的惆怅，范小青勉力以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凸显万泉和个人的高贵，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我们向万泉和学习，学习他的笨和简单。闭上眼睛，就听到万泉和的声音，也看到他惴惴的样子，总是惴惴的。他对生活的敬畏，他对人间的温情，他对世界的宽容，他对人类的博爱，他和他爹的几十年生活，这一切都使我感动——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很少有这样的感动。[27]

    笔者有类似的阅读感受，这个“笨和简单”的万泉和确实让人感动：“我总是看别人的优点多于看别人的缺点”[28]，“我要是不给他们看病，就没有人给他们看病了”[29]。某种程度上，万泉和是中国的“傻瓜吉姆佩尔”[30]，洪治纲谈到了这一点，“读《赤脚医生万泉和》，在很多时候，我还会情不自禁地将它与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相比较，尽管万泉和要比吉姆佩尔聪明得多，但他们内心深处的软弱、善良、无边的信任，以及乐观的受难姿态，都给人以巨大的温暖。”[31]正如周景雷指出的，这是“温暖的现实主义”[32]，“用本分和善良来校正我们的世界”[33]。

    万泉和式的，不声张的、默默的、真切地牺牲与承受的，这就是“温暖”的秘密。如王尧所分析的，“絮语，细腻，温情。这些构成了范小青小说的美学，这个美学是与吴文化的温文尔雅一致的。”[34]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范小青着力的重点，就是书写“温情、敬畏、宽容、博爱”的人性，小说的文体显得恍惚而平静，笼罩着江南淡淡的雾气，这种氛围或情绪，贯穿小说始终。不过，这种写法难度不小，小说前半部分，作者有更充分地体验与把握，作品还可以从容展开，但是小说后半部分相对较弱，尤其是写到90年代，马莉的女儿小向、律师裘奋斗这些“新人”轮番出场，略显概念化的生硬。换句话说，后半部分范小青对于历史氛围的捕捉，显得有些茫然无力。与之相对，故事性最强的一章，是处于“文革”、“改革”两个历史时段过渡期的第九章，由于有了可以指认的矛盾冲突（第六人民医院/大队合作医疗站）以及生死攸关（病危的万丽梅）的气氛，非常好读。然而，这种“故事性”不是文本自身的，而是历史所预设的，这样的故事不是作家写出来的，而是历史借着作家写出来的。显然，范小青对于这种‘故事性”不以为然。

    然而，这份基于“日常生活”的温柔而善良的谎言、以及背后温暖的人文气息，是否能够真正回应尖锐、残酷、现实的大历史？作家对此抱有希望或幻想，小说结尾，欺骗万泉和多年的两个“小哑巴”（刘玉的孩子），良心发现，返回了后窑村，“我和我爹继续坐着。慢慢的，慢慢的，就看到远远的有两个人影，渐渐地近了，更近了”。[35]人性在这一刻以惨胜告终，晚年的万泉和，度过了傻瓜吉姆佩尔式的一生，终于获得安慰。但坦率地说，笔者对这一点有所怀疑，作为狄更斯的忠实读者，笔者从这个结局中体会到了老狄更斯式的温情，那是针对一百五十年前西方资本主义血腥原始积累时期，所开出的伟大而无力的药方。以我们自己的“傻瓜吉姆佩尔”的故事，来实现中国语境中“历史”的“大和解”，是否可能？

    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对于“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欲望的万泉和，作者将其归因于“脑膜炎”，而且是三岁时就遇到的脑膜炎，悄然抹去了对于万泉河的其它阐释（万泉和三岁时正好是1949左右，刚刚进入“历史”的万泉和，就已经和“历史”无关）。直接地说，万泉河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所有问题，被悬搁在作品之外。然而，如果万泉和——很不幸——是一个正常人，有基本的婚姻、住房乃至于医疗需要，单纯以人文精神，怎么安妥这个正常的“赤脚医生”的欲望？是否只能期待作恶的一方“良心发现”？现在的写法，选择了阉割欲望以安妥灵魂，这其实不是“日常生活”的写法，反而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抽空，在这个意义上，《赤脚医生万泉和》吊诡地凸显出“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逻辑，将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视为心灵世界的问题。

    合乎逻辑地，范小青在访谈中似乎令人惊异地频频谈及现实问题，对于医疗问题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或许，只有把这类作品之外的自述，和作品视作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理解范小青。对于《赤脚医生万泉和》而言，作者一方面知道“现实”是绕不开的，一方面又感觉到“批判性”是放不进去的，可谓“左右为难”。

    必须说，“大和解”不仅仅是优秀作家们所面对的写作的困境，更是当下国家叙述的总体性的困境。没有一个完美的形式，来消化“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如此异质性的“内容”。就“想象”层面而言，这是一个匮乏“共识”的时代，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36]作为优秀作品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深刻提示了当代文学的困境，同时也意味着当代文学的可能性：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在和“现实”有血有肉的摩擦、纠葛与挣扎中，诞生出伟大的“艺术”，那将是疼痛的文学，活的文学，历史的文学，伟大的文学。

    作者简介：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学术兼职有《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近年来发表各类论文多篇，曾获得《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

    注释：

    [1]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下文所引用的小说段落，皆出自这一版本。

    [2]相关的精彩分析可参见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3]贺绍俊：《现实主义的意义重建———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读解范小青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4]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5期。

    [5]黄毓璜：《小说的世界建构及其叙事伦理——就〈赤脚医生万泉和〉而说》，《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1期。

    [6]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

    [7]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第1页。

    [8]同上，第373页。

    [9]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第90页。

    [10]同上，第96页。

    [11]同上，第65页。

    [12]同上，第85页。

    [13]同上，第122页。

    [14]同上，第302页。

    [15]同上，第134页。

    [16]同上，第375页。

    [17]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5期。

    [18]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5期。

    [19]何平：《范小青的“我城”和“我乡”》，《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20]参见王德威：《畸人行——当代大陆小说的众生“怪”相》。选自《众声喧哗——30到80年代的中国小说》，209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拙文《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就此有粗浅分析。

    [21]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282-28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22]以上看法引自笔者博士论文《“诗人”与“现实主义”——贾平凹小说论》，未刊。

    [23]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第1-2页。

    [24]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5期。

    [25]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第88页。

    [26]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5期。

    [27]同上

    [28]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第99页。

    [29]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第143页。

    [30]当然二者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在辛格笔下，吉姆佩尔的“傻”，有伟大的基督教传统予以支持；在范小青笔下，万泉和的“傻”，由于没有宗教理念的支持，也不可能复现雷锋式的共和国意义上的“傻”，只能归因于“脑膜炎”。

    [31]洪治纲：《承纳与救赎———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32]周景雷：《温暖的现实主义——关于范小青近期的短篇小说》，《南方文坛》2008年第2期。

    [33]周景雷：《用本分和善良来校正我们的世界——关于〈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意义与万泉和这个人》，《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34]王尧：《转型前后——阅读范小青》，《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35]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第378页。

    [36]笔者联想到一点，和各种尝试相比较，无法归类的王小波的小说中，无论主人公王二是什么身份，都带有逻辑学家的气质——这和“傻子”式的主人公构成了有意味的对比。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中，逻辑的错乱，以及在错乱中释放出无限想象的空间，既是在和历史对话，又有高度的纯文学意味，这是否是当代文学一种可能性？尽管王小波研究方面已有戴锦华、赵毅衡等学者卓越论述，但总体而言仍稍显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