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每年总有那么几天，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达到“一级战备”状态，称之为全民总动员都不为过。 数十日前，举国上下，几乎都笼罩在大战前的紧张状态。无论是倒计时牌，还是媒体上不间断的强刺激，让每一个国民都觉得一场决定生死命运的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周围摊贩早在几天前就遭到驱散，工程施工，不能讲任何条件的停工待命。 …… 终于战斗打响了，那是一场只有两天的战斗。 两天内，部分路段警察密布，私家车绕道，公交车停驶。 警车关闭警笛，只闪烁着警灯，在大街小巷中转悠。志愿者在大街小巷出没，爱心车队满街跑，救护车倾巢而出。 这不是什么演习，也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或是什么集体活动，只是每年一次的中国高考。 高考驾到，全民让道 这几天，全社会高度紧张，连那些没有孩子参加高考的人也跟着莫名其妙地紧张。 高 考前，各级政府领导纷纷讲话，内容大致是：高考是一项关注度高、牵涉面广的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教育、交通、卫生、环保、供电、公安等相关部门要紧密配合，为考生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各考点要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考风考纪不出问题，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使考生考出好成绩。 高考后，各种“喜报”随之而来。 公安“报喜”，警车护送多少考生去考场；电力“请功”，考场用电无中断；城管“邀功”，在每个考点都设置了护考台，维持现场秩序，杜绝广告商、招生和培训机构在考点外发放传单，影响考试环境；环保“请赏”，派出巡逻车在考点周围进行全天候监管，消除影响考场的噪声污染…… 更有甚者，为了所谓的“护考”，执法者堂而皇之地公然违法，并以此为荣。 据《沈阳日报》 不难料想，“原则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不做处罚”蕴含着对高考的特殊豁免权，对考生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高考驾到，全民让道”香港《明报》 多项调查表明，内地城市青少年在自主性、合作精神、创造力和吃苦耐劳等方面评级都差强人意。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已结束，高考固然值得重视，但过犹不及。 该文将独生子女考生喻为“非常6+ 考生家庭不必多说，长辈鞍前马后，惟恐照顾不周；有的家庭不吝金钱，在考前数日让应试子女入住酒店备考。高考当日，除了那些在考场中埋头答卷的考生之外，最紧张的就是在场外苦苦守候的父母了，丝毫动静都牵动他们敏感的神经。 当这些考生被社会和家长捧在手里，倍受呵护之时，俨然“襁褓婴儿”。 该文提及，“回看中国古时，众多学子无不身背行囊，自备干粮，行程千万里赴京赶考，何有的士相送？再看近代，当年投考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哪有警车开道，呼啸而至考场者？但正是这批人才干超卓，人才济济，许多人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 然而，如此“兴师动众”地重视高考，对于提高高考质量并没有过多的作用，却反映出面对高考，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高考综合征”。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剧增的同时，天之骄子不再“稀罕”。 据《新周刊》报道，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这与1977年，恢复高考的录取比例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考不能再称之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高校扩招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大众化”没有让全民冷静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使曾经得之不易的文凭变得越来越容易，价值却越来越令人怀疑。 现实是，中国的大多数孩子的成长与考试相生——从小学考到初中，从初中考到高中，从高中考到大学……最好的结果是收获一纸文凭。 想当官，先考公务员。想当律师，先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只有考上大学才有锦绣前程，只有上大学才是真正的接受了教育。通过多次考试才能接近理想，似乎已然成为定式，无从改变。 同时，接二连三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跳楼、自杀，不得不令人警醒。 “模具工厂”的悲哀 高学历自杀事件频发，究其原因，离不开教育方面的因素。 被誉为“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的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对现在的中国教育给出了他的答案：“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 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原材料，把它放在一个标准的模具当中，放到生产流水线上，而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统一产品，这已然是中国的教育现实。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是讲成长，是以裸塑的质量主义为基础，是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则，按照受教育者的兴趣、志愿、选择，自然的生长，不受外界的干预。” 网上一篇广泛流传、作者不详的《中外教育的根本差别，实例为鉴》调侃之中亦有些许无奈。 1．在家里墙上乱涂乱画。 外国小孩：这是绘画天性的体现，值得鼓励。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2．放学家长来接的晚了，自己先直接回家了。 外国小孩：这是探索精神的体现，值得鼓励。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3．玩得一身全是泥土很脏的回到家。 外国小孩：这是孩子的天性，值得鼓励。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4．带异性小朋友回家玩被家长发现。 外国小孩：这么早就学会和异性沟通，值得鼓励。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5．考试成绩不理想。 外国小孩：人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值得鼓励。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6．在外面和别的小朋友打架了。 外国小孩：孩子嘛，不懂事很正常。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7．吃饭时掉的哪哪儿都是。 外国小孩：告诉他不能浪费，都捡起来吃了就好。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8．痴迷于某些兴趣爱好，废寝忘食。 外国小孩：多些爱好是好事情，值得鼓励。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9．看课外书影响休息。 外国小孩：没事的，不要打扰孩子的专注，值得鼓励。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10. 和父母意见不统一，发生争执时。 外国小孩：大家公平讨论，各抒己见。 咱小时候：一顿毒打。 最后：强调声明咱绝对不是崇洋媚外，但咱的教育方式确实需要改进。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虽然从小就遭到不断地毒打，我们还是依然茁壮成长！ “一顿毒打”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的标准模具。 刘道玉认为：小孩接受父母的塑造，各类学校接受国家教育部统一标准的塑造，其结果就导致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这就是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高等教育近年来也广为诟病。而在刘道玉的眼中，大学如女人般，有“美丑”之分。这“美丽”，不是校园美，而是能培养人才。 回想战乱年代组成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在刘道玉眼中却是最“美丽”的大学。 刘道玉称：“大学之魂是创造。” “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 在8年的办学中，从西南联大的教师和毕业生中涌现了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3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1个“两院”院士。 1990年代初是大学“美丑”分界线。刘道玉认为，从那以后，大学都是“丑”的。 现在公务员热，70%的博士都在官场，是学而优则仕的反映。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学习目的极度功利化，广义上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 欧美国家的教育，教学生会提问题，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学会质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要求学生考高分，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这与中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应当深刻的反思，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 事实上，应试教育的弊端早已显现。从2003年的北大卖猪肉男陆步轩到2010年的滕振国，无不是“模具工厂”的无奈与悲哀。 据《东方今报》报道，42岁的滕振国，曾以农民工的身份、以高中毕业的第一学历、以自学数载的坚忍、以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的荣光，轰动河南乃至全国。 鲜为人知的是，硕士毕业之后，他的生活、工作又回到了原点。 对于他来说，知识没有改变生活艰难的命运：重新回到了曾经打工的高校做起管理员；微薄的工资承受不起他大胆地买一件新衣服；在那里扫地数年的妻子依旧数落他的无用…… 让“模具工厂”更悲哀的是，一些没有大学文凭，诸如高中一年级七门功课亮红灯，留级后，再次七门功课亮红灯，并最终在高二退学的韩寒等人，如今却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地位。 超越体系的人才 “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 韩寒以初中文凭成为作家，每年靠卖字赚取200万元。 他发表的首部小说是一部反映上海初三学生生活的小说《三重门》。该书至今累计发行200万册，成为中国近20年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 “我看书有我的原则，我不喜欢语文书、作文课，因为我仇恨这些东西赚人的钱又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已是作家的韩寒说，“我更喜欢王朔，这小子很聪明，而且很真诚。我的写作特点更像钱钟书的《围城》，因为我很欣赏他骂人骂得深刻又不露骨。” 同时，韩寒还是一名成功的车手，是中国唯一一位场地和拉力赛车的双料年度总冠军。 无独有偶，人称“混世魔娃”北京育英中学高一学生茅侃侃，地理会考不及格，补考，再不及格。按国家有关政策，已经丧失了考大学资格，他索性退学回家。 随后，他花两个月把当年流行的微软和思科认证考了下来。一不小心就创造了一项“亚洲记录”，成了当时全亚洲18岁以下拿到了这两项认证的两人之一。 接下来三年里，茅侃侃足足换了有一打工作。 这个只有24岁、初中毕业的茅侃侃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在两小时内争取到三亿元的投资，出任北京时代美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架构师兼首席运营官，成为国内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千万别上什么培训班，那是在浪费时间，学习和娱乐是分不开的。”这句话被收录进侃侃语录之中。 计算机和互联网以不容置疑的时代力量铺设了他年轻的人生轨迹，也使他成为众多年轻创业者追随的偶像。 对于泡泡网、汽车之家网站创建人李想来说，他的成功也源于对计算机的热爱。那个时候，家住石家庄的李想刚上了初中，由于疯狂地喜爱上了计算机，开办了个人网站，专门介绍计算机硬件。 李想父母是当地艺术学校的老师，家教宽松。李想儿时在乡间长大；中学时跟奶奶住在一起，很少被父母留在身边。这使他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自由成长。 只有几个月时间，每天10000多人的访问量的网站吸引了广告商，在三年中每个月投入6000多元钱。 高考前，李想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高考，专心做网站。 李想不喜欢课堂，想“需要什么才学什么，学了什么就马上用起来。” “学习不好不要紧，但一定要做个优秀的人”。这句话被李想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一句话。 “因材施教”与“天性为师” 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这在今天教育界“标准答案”盛行的氛围下，是很难理解的。 其实这对孔子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 孔子被誉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皆因他打破教育垄断，开创私学先驱，弟子多达3000之众，其中贤人达72人，多为各诸侯国政要。 能取得如此成就，其最大的教育理念被宋代朱熹总结为“因材施教”四个字。 《论语·颜渊》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到孔子针对同一个问题、对不同学生是如何进行教育的： 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四个学生， 孔子按学生的才智高低进行不同的传授，“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老师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解答也深浅不同，更有针对性和实效。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在孔门弟子中以突出的德行修养而著称，自汉代起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 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 樊迟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含义，平时生活严肃庄重，处理事情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心诚意。 孔子根据学生的基础和个性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施教不同的教育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 “教育规律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有一些共通的原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简单说，规律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储朝晖比较推崇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卢梭提出的“天性为师”。 仔细观察，1300年前的卢梭和孔子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他看来，谁是孩子的老师？是他自己的天性。父母 中国的父母很辛苦，一天到晚在商量给孩子报什么特长班，但从来不尊重孩子的意见。这在卢梭看来是无法理解的现象。 卢梭认为，要以本能作为教育的指引，本能就是他的天性，不要和天性过多地冲突。 边做边学，边玩边学，这就是卢梭所主张的。这样的教育，孩子也许考不上大学，但他的生活依然充满阳光，充满快乐。 这同样也是西方教育一直遵循的价值观，不可否认这种“放羊似的教育”接受了时间的考验，培养出大量人才。 放眼中国教育，对于古时“因材施教”践行者寥寥，“天性为师”也难觅踪迹。 一枚生锈的古钱币，正面刻着“大学孔方”四个字，这是2010年6月《新周刊》的一幅封面图片，揭示大学从崇高的象牙塔，变成了一间心浮气躁的公司。 不仅如此，《新周刊》编务副总监黄俊杰在《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一文中，一口气就列举了30个大学诟病： 校 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 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很多诟病孕育、传染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中。 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势或许能在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进行了深刻阐述和全面部署，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国家领导人一共四次提及“教育规律”，但“教育规律”的不明确、不清晰，难以摸索，让前方的道路充满了猜想。 中国教育：向右看，向左走。 (责编：YeLin) |
鲁晟：中国教育——向右看，向左走
时间:2011-02-23 来源:长城月报2010年8月刊 作者:鲁晟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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