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观察家都承认家庭对于中国人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在有些人看来，对家庭价值重要性的强调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从“五四”以来，传统中国的大家庭从价值到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意志在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中脱颖而出，为了维护家庭或者家族的利益与荣誉要求个人作出牺牲，不再是高尚的、理所应当的，礼教被冠以“吃人”的恶名。在尊卑与平等、孝悌与独立、贞洁与欲望的较量中，后者大获全胜。维系家族内部秩序的族权、夫权，也被作为封建宗法四大绳索之二，遭到唾弃。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有着怎样的道德理由，私刑都成为犯罪。大家族连同附着在其上的价值观在这场历时百年的激进运动中土崩瓦解。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弭家庭对于中国人的特殊重要性。在中国人看来，即便是核心家庭，也并不是两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婚姻双方的幸福并不是家庭唯一正当性来源。家庭有着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它通常都要求婚姻的两造为之付出牺牲，包括个体的财富、独立和自由。人们依然尊崇那些为了家庭的安宁和长远利益自我牺牲的人，甚至那种每个单独的个人并不幸福，但整个家庭和谐的情况，也会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忍受生活的艰辛，放弃所有的快乐，仅仅只为了家庭的幸福。这个家庭有时是父母、有时是孩子、有时是配偶，有时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我们必须牢记，这样的故事绝不是特殊的个例；这种情感和价值观念，也不是个别现象。它们是普遍地存在。而家庭本身所具有的养老、教育的社会功能依然是不可替代，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因地位和财富的重新等级化，我们这个社会也开始重演豪门恩怨，财富和权力的继承也重新凸显出来。这些需求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家庭对于个人的优先地位、家长的权威、家庭内部的尊卑亲疏秩序乃至家庭的整体性。

与此同时，家庭也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以爱情为基础的平等的男女关系、对家庭重要性的体认都不能自然地生成幸福的家庭。告别了族权和家长专制的家庭演变至今日，已经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战场。种种婚姻攻略在坊间流传，其中爱情和亲情都成为制胜的工具。战争的硝烟不仅在城市弥漫，在乡村也正以更加惨烈的形式展开。为了减少战争的损害，或者为了短暂的和平，人们费尽心机。他们签订契约，种种事先或者事后订立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契约，或许的确可以缓解战争的危机，但它显然并不能带来稳定的秩序。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像经营公司一样地经营家庭，谁也不能忍受将婚床变成战场，何况是那么热爱家庭的中国人？

如何拯救我们的家庭，而不单单是打捞沦陷在家庭中的个人幸福和浪漫爱情，成为每个家庭——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健康或者疾病，都必须要面临的日常难题。司法部门也深感这一难题带来的痛苦，于是有了《婚姻法》的不断司法解释。也正因此，司法解释牵动了每个人的心灵。但是，面对如此复杂敏感的婚姻难题，武断地强力介入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吗？不管答案如何，有一点我们确认无疑，司法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应付危机的手段，真正的家庭秩序的重建绝不可能离开文化的重建，因为正是文化涵养了我们的家庭价值，只有文化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好家庭，也只有文化才能培育这样的家庭。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1年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