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诗人W.S.默温云：“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就不可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

考察古典诗词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可以从全新的视角省视其自身特有的美感。

近日有关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颇多。众所周知，古典诗词乃是中华文化最精深粹美的部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考察古典诗词在海外的传播状况，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古典诗词如何进入域外文化视野并与之产生交互影响，同时，也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观照并激活这一传统文学样式自身的美感。

汉学家译介之功

诗人庞德云：“文学的伟大时代也通常是翻译的伟大时代。”中国古典诗词之所以能流传到世界各地，这首先得益于诸多汉学家的翻译及研究之功。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批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员首开此风，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 brigge Fletcher)都是颇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先行者。他们的唐诗英译也许未臻极诣，但都表现出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热爱，为古典诗歌进入西方文化视野奠定了基础。

至20世纪二十年代左右，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此期出现了一些在欧美产生广泛影响的英译汉诗集。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他一生译介了大量东方古典文学作品，其《汉诗170首》《中国诗选》《中文译作续集》《译自中国文》《寺庙集》《诗经》等译本广受欢迎，其印数之多，难以计数，在西方影响至巨。在翻译中，魏理创造性地使用了“跳跃节奏”形式，灵活地把握原诗的节奏，而不强求押韵，形式活泼，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翻译彰显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美深邃之境，深令西方读者心醉神迷。

自20世纪60年代始至现在，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情弥增，无论译介之拓展，还是研究之开掘，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善以诗性的敏感传达古典诗词的幽微要眇之美，为这一古老的文学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他人如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法国汉学家吴德明（Yves Hervouet）、华裔学者程抱一等人不仅倾心于汉诗意境之美，还擅长西学诠释之法，他们的研究对推进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意象派”与“寒山热”

文学史家们在论及中国古典诗词的域外创作影响时，都会论及英美意象派诗歌。事实上，该派领袖人物庞德及其他意象派诗人，皆钟情于中国古典诗歌并深受其影响。美国著名诗人W.S.默温云：“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就不可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

1915年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神州集》甫一问世，即引起轰动。这本仅收录了19首古典诗歌的小册子，被认为是庞德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更称庞德是“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庞德之功在于把中国诗歌传统带进了西方现代派文化中，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也开启了英美现代诗歌的先河，其美学核心即意象。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简练的意象化处理手法与意象派主张暗合，由此而竞相学习。古典诗歌中常用意象并置的方法进行创作，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类似并置不仅意境鲜明，又引人丰富联想。庞德被奉为意象派经典之作的《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朵朵花瓣”，很显然利用了这种意象并置手法，诗人步出地铁车站，诸多面孔猝然闪过，暗示了都市生活的易逝感，极好地表达了瞬间呈现的理性与感性。若非诗人有东方文学之涵养，难以想象地铁车站和湿黑花瓣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外，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寒山热”亦可见到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力。寒山原本是我国唐代中期一位籍籍无名的诗人，其行止怪诞，打扮奇特，诗多隐逸之思与出尘之想，风格平易，富含哲理，后经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等人的翻译而受到极大推崇，有人甚至在寒山诗里读出了宗教情怀和超前的环保意识。由此，寒山被“垮掉的一代”奉为偶像，与当时“嬉皮士”文化风潮相契合，一度形成了历时近20年之久的“寒山热”，影响了诸多读者和文学家。

音乐传播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词原本就有诗乐合一的传统，很多诗词原本就可被之管弦。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不少唐诗被国外音乐家谱成歌曲或交响乐，借助音乐之翼，这些作品受众更多，流传愈广。

1905年，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出版了译诗集《中国之笛》，其中有园林、凉亭、池塘、小桥等意象，阅之使人恍若置身于美妙的东方世界之中，奥地利作曲家韦伯恩（Anton von Webern）后来将其中的唐诗谱成歌曲。法国作曲家鲁塞尔（Albert Roussel）把张籍《节妇吟》的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谱成了一首美妙的歌曲，许多外国人都为其表情达意之含蓄婉转而叹服。

最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知名交响曲《大地之歌》，其歌词即取材于李白《悲歌行》《宴陶家亭子》《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王维《送别》等唐诗名作，作家的音乐才华与唐诗意境完美融合，这在西方音乐史上绝无仅有。1998年，德国某交响乐团来华演出了《大地之歌》，中国观众反响热烈，马勒的音乐名声由此广为传诵。

考察中国古典诗词的域外传播及影响状况，可以加强我们对自身传统的感知与理解。事实上，尽管文化传统存在差异，但真正优秀的文学遗产不会因时光流转而褪色，这也是中国古典诗词能够成为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重要原因。

文化使者：中国学者对古典诗词传播的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在海外得到较广传播，我国学者功不可没。他们采选诗词，编辑选集，致力译介，悉心研究，不仅准确传达了古典诗词的神韵，同时也以深细的研究加强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以法语翻译为例，前辈学者对古典诗词的域外传播有较大贡献。梁宗岱先生诗学功底深厚，其法译本《陶潜诗选》由法国大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亲自作序并予以高度评价。徐仲年、曾仲鸣、罗大冈等学者发表的译著和文章，在法国研究界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再如英语翻译，许渊冲教授学贯中西，其译文在数十年翻译生涯中臻于精深华妙之境，读其《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如览江山胜景，汉诗韵律之美俯拾皆是。

东西碰撞：翻译中的误读

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国外汉学家们不仅要解决复杂精深的古汉语障碍，同时还要跨越文化背景差异的制约，因此诗词翻译中常不可避免会出现误读现象。

如李白的《渌水曲》云：“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苹。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此诗中“白苹”指水生蕨类植物，可食。“采苹”是江南水乡常见场景，月下荡舟采苹的女子，看见月下荷花，不由感慨秀色难及。整首诗清丽柔美，极富江南情韵。这里“荡舟人”原本是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英国汉学家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则将“荡”理解为轻佻之意，于是原本温柔贞静的水乡女子被翻译成嬉闹佻达的“wanton（荡妇）”，与原意相去甚远。

在英译汉诗集《汉诗170 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 年版的前言中，阿瑟•魏理谈到了中国文学的局限，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足够分量的史诗和戏剧文学。小说是存在的，而且有其优点，但却从未成为伟大作家表达思想的工具”。从诗歌表现来说，他认为，欧洲诗人喜爱以“浪漫”姿态出现，甚至以情人自居，中国诗人则通常以朋友的姿态出现。由于朋友不能像夫妻那样长相厮守，免不了要离别，所以中国诗歌中充满了离别之作。如汉乐府名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我们通常认为此诗表现了爱情的忠贞，而魏理则认为此诗是友人别离之作。他将此诗标题译为Oaths of Friendship，并且将头两句译为：“SHANG YA！I want to be your friend。”这无疑是一种有趣的误读。此书在1962 年重版之时，魏理对前言作了全盘改写，还特别指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是片面唐突的。他认为，欧洲诗歌过于强调抽象和说理，重视一般胜过特殊，而中国诗歌恰恰具有一种具体可感性，这是其吸引欧洲读者的重要因素。

当然，除了以上语言及文化之误读，还有一种属于有意的创造性误读。如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加入了他本人在加州山岭中的生活经历与想象，这种误读乃是美国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的结果。斯奈德的翻译中保留了寒山怪异疯狂之举，营造了个人与外界的对峙状态，如此一来，寒山并非历史上遥不可及的有道之士，而变成了美国民众期待视野下“垮掉一代”的“群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