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特别去买了11月29日的南都周刊。这期封面报道叫做《上海觉醒》，标题下面是两行小字“胶州路上10万人用铺天盖地的鲜花点燃的乃是人心，是久违的市民精神，也是上海是市民社会重新复苏的一个信号。”

这一段话，几乎是上海大火发生后，舆论对上海市民行动的一个有趣总结。

在正文的报道中，杂志将大批上海市民自发前往火灾事发地献花致哀的行动，称作“一个先例”：一种“非社会的社会运动”——没有组织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诉求，没有任何暴戾或非理智的情绪渲染，人们克制、庄严而又坚定地走向丑陋的过火楼，端庄地低下头颅，鞠躬，或者点燃蜡烛，然后离去，把大把的百合、菊花和玫瑰铺满街道。

文章还说道，“10多万人，没有组织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诉求，他们平静而温和地用鲜花铺就了一座人们仿佛不认识的新上海。”“这是令所有人不会再对之抱有偏见的新上海，她令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感到同样的痛苦和悲痛，令他们的心为爱和生命震颤。”

平心而论，我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数十万群众集体行动这样的场面和气氛，过去的确很少发生。但是，对于上述这些论断的一个假设前提，我却觉得有待商榷。这个假设其实是一种对于发生事实的新闻判断，那就是，在鲜花行动发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其实是少见这种自发的、集体的“市民精神”的。而正是这场导致58人身亡的大火，才重新点燃了上海和上海市民的精神。

事实果真如此么？

这倒令我首先想起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许多所谓“90后”的年轻人或投身志愿者行列以实际行动为灾区出力，或尽其所能，捐钱捐物支援灾区。于是习惯于把“90后”成为“脑残”的媒体和舆论掉转了方向，对他们称赞有加，称他们为“崛起的一代”、“凤凰涅磐”。那场地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所谓的“90后”一代，并不是因为一场地震而从“脑残”而崛起的，他们同样拥有上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奉献的勇气和能力，只是我们从前不曾真正地认识和理解他们，或者至少只是单一地进行了理解。

 11月21日的那个周末，我也去了胶州路的大火现场。我不是为了献花，也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任务。我就是觉得，大火过后应该去亲眼看一看，仅仅作为一个从小在静安区长大的上海市民。当然，后来我才听闻，我过去就读的高中里，就有好几位老师住在这个楼里。一位曾经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她的家就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现在回想起大火发生后的几周，无论是来自各地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来自微博上全国网民的热议，上海和上海市民似乎突然接受了一种不寻常集体赞美声。

可是，我们真的应该接受这些赞美么？和所有其他前往鲜花的市民一样，我觉得当时的那些行动完全是应该而理所当然的。也许，对于并非身在上海的人来说，有的不太寻常。但是这些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而完全是一种人皆应有的“常识”。更何况人群中的，还有不少所谓“新上海人”、居住在上海的外籍人士和这个城市的过客。

 从汶川地震的例子回到上海，我觉得两种的道理是一致的。上海大火后，民众表现出来的同理心、对生命的自重和市民精神其实从来就埋在每个人的心里，过去它们只是以另一种默默的形式存在，直到今天被人们所重新认识，才看起来完成一场“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当然，这种可能存在误解的判断，来源于人们长久以来对于上海的某种印象。南都周刊的相关报道中，有这样几句细节很好的反映了这种现实：

 “作为素来以优雅和腔调自豪的上海市民，如此发生于眼前的惨剧把一个最震撼的问题强行推到他们眼前，使他们再怎样犬儒也无法回避”———难道“以优雅和腔调自豪”的上海老百姓看到这样死伤惨重的人间悲剧，就应该无动于衷么？姑且不说犬儒从何而来，如若这种情形下人无动于衷，那么就不是犬儒，而是冷血了。

 “如果说这座城市曾以她物质的成就被人们赞叹和鄙夷，今天，她是以另一张更深沉、动人的面孔对着世界。”——所谓“物质的成就”对上海普通的民众来说，又何自己有多大干系呢？或者和能一个安乐窝相比，孰轻孰重。

 “都说上海人市民，他们有胶州路献花。最市民、最不关心政治的地方，却有着很多关心政治的城市所没有的行动与精神，大概真正的市民才是未来真正的公民吧。”——我们今天反过来再看昨天，究竟凭什么说上海是“最市民、最不关心政治”的呢，即便是，这和公民精神真的矛盾么？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不经过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给许多事物“贴标签”，因为有几个极端的例子，就给“90后”贴上“脑残”的标签是一例。根据陈旧的信息和模糊的印象，认为上海的“市民精神”消散已久，也可以说是一例。

我不认为一场地震可以使“脑残”一夜之间崛起，我同样不认为，一场大火可以使上海在半天之内恢复集体的精神价值。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代价也未免太沉重。不过，这似乎确实驱散了人们心头的种种认识的迷雾和长久来的误解——这也许并非是媒体所说的，一个“令所有人不会再对之抱有偏见的新上海”的转变，而是让抱有偏见的人重新认识一个和存于他们心中印象不一样的“新上海”。

傅国涌发表在这期南都周刊上的文章，引用友人的话说，“上海市民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这种意识此前被抑制了。”我大约同意一半。我当然不认为上海这座城市是十全十美的，正如许多人所言，上海的媒体不如广州那样敢说话，但是这显然也非上海市民可以决定。上海也有市侩的小市民，但哪个城市又没有呢？还有人称，赞美上海市民的表现，把上海同许多地方发生矿难时，敢怒不敢言的死亡矿工家属做比较——后者的例子反倒是更值得人们悲哀的，但两者没有什么比较的意义。相对于公民意识“被抑制”的说法，我觉得似乎“被掩盖所以被忽视”更加合适。

大火后的一段日子，我注意到许多生活在他乡的上海人在微博上讨论上海的鲜花行动，他们除了表示欣赏，希望上海的朋友能够代替自己献花之外，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事实——当他们身在他乡，常有人以“你一点不像上海人”来赞美自己。

把“你不像上海人”作为对上海人最大夸奖，也许在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当“你不像上海人”大行其道之时，当全上海的市民都变得“不像上海人”之时，这句话本身所隐含的某种逻辑本身是否也面临重建呢？至少我看到许多人在微博上已经表示，他们希望大火后上海人的行动，能够让全国人民打消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