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汉民的“党是保姆”到 “党是母亲”，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论已臻成熟……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视角独特，思路开阔，征引文献，十分丰富。作者跳出窠臼，独辟蹊径，以“革命”与“反革命”为切入点，探究民国初期政党运动兴起的社会根源，重点解析国、共两党的成长史和斗争史，立论新颖，颇有见地。

　　“立宪”与“革命”，是清末政治斗争的主题。民国建立，立宪派并未偃旗息鼓，他们另起炉灶，组建新党，同盟会也与其他政党合作，成立国民党，在宪政体制下，与其他政党以议会为舞台展开新一轮政治斗争，此乃宋教仁被刺之前的一般情形。作者显然注意到了清末民初由传统的“帝治”向现代的“党治”转型时期的一些政治现象：“法无定规，权随人转，一切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一切又以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变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变的，则可能延续在中国数千年的深层政治文化之中。”(王著，p226，下引王著，只注页码)鉴于此，作者提出一个问题：“那些早已熔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p101)

　　从“正统”之争到袁氏称帝：民初三大势力的争斗

　　民初政党，能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杯葛行政，形成一派势力者，其根基多在清末即已形成。考察清末政治改革的进程不难看出：立宪派远比同盟会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其在政府、官员、士绅和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革命派”，立宪派和袁世凯在迫使清帝退位一事上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同盟会一直认为推翻帝制是它的独家功劳，因此，民国成立后，同盟会与立宪派、与袁世凯争“正统”，是必然的。

　　民初政党林立，品类杂芜，自武昌起义迄于1913年底，新兴的党会，据张玉法先生统计达682个，经过一轮接一轮的分化组合，到了民国2年夏，具有影响议会左右政局实力的只剩下国民党和进步党，加上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被时论称为“三大势力”。袁氏以推翻清帝功臣自居，掌握行政资源，控制政府;进步党暗中袒袁，挟袁自重;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骄态毕露，急于夺权。三大势力争“正统”，较之宋代、明代的党争，更为激烈，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一国既有两派绝对不相容之势力，则国家实已失其主体，主体失，则全国人民无所依附，惟是各因其缘便宜，奔走于一方势力之下，其间之入主出奴盖超然于是非得失之外……以此两派势力之角逐，而祸害人群，烈于洪水猛兽者也。”(黄远庸：《远生遗著》，p87)

　　“宋案”给了袁世凯消弭党祸的机会，平定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之后，又想循此路径平定南方那些抗命不遵的都督，但武力讨伐师出无名，成败亦无把握。共和政体使新生的民国四分五裂，财政问题、蒙藏问题内外相逼，外国政府也不予承认，拖延下去，实难维持，而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的帝制对统一中国，历史证明是很有效的，于是，这位前清总理大臣的惯性思维又把他导入了用帝制的老路，他坚信帝制能使中国统一、富强，在热心帝制的幕僚和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的怂恿下，上演了一出“称帝”闹剧。

   “法冶”与“党治”：从“护法战争”到“北伐战争”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集团分裂，没有一位权威人物能统驭全局，任何一个有实力的军阀，都敢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武力胁迫下，总统、总理和省督，更换频繁，如走马灯，中华民国实际上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在此形势下，北方各派系中有实力的军阀，都在尝试用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亦不例外，他在广州另立政府，自任“大元帅”，高举“护法”大旗，依靠军阀，纵横捭阖，企图东山再起。蹉跎十载，屡战屡败，几至走投无路之际，孙中山痛定思痛，深感没有一支强大的党军，党的生存都是问题，遑论护法?

　　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使他看到了希望，于是孙改弦更张，施行“联俄”、“联共”策略，改组旧党，成立中国国民党，依靠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建立黄埔军校，组建党军。从此，孙中山告别了他所热衷的宪政体制，重新走上了革命之路。1926年7月，由苏俄训练的“国民革命军”已成势力，蒋介石誓师北伐，进展神速，10月10日，即克武昌，将国民党势力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北伐胜利，中国国民党成了全国性的执政党，开始确立“以党治国”的政策。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就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到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革命党负完全责任。“以党治国”的思想虽源自孙中山，但那时手无军队，无法实行。真正促成国民党确立“以党治国”的政策并得以贯彻执行，胡汉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928年6月3日，胡汉民从法国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国民党内首倡“以党治国”和“训政”的建国方针。6月18日，胡汉民又从德国柏林寄回“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其要点有：“党为民众夺得政权，应以政权保姆自任，以政权付诸国民会议为归宿，故应训练国民有管理政事的能力;欲尽保姆的职责，必求保姆本身的健全，故党须有完固的重心，政府须有适宜的组织。”胡汉民的“以党治国”理论，强调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符合孙中山的党国理念，在国民党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汉民的提案;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追认了《训政纲领》，并在决议案中强调了下列原则：“其一，总理遗教认定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p653)

　　从胡汉民的“党是保姆”到“党是母亲”，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论已臻成熟。按此政治逻辑，人民是婴儿，国民党是惟一的母亲，秉持其他“主义”的政党要争母亲的地位是非法的，便是反革命，必在消灭之列。这种政治逻辑不仅把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政党统统划为敌人，也剥夺了不“服从拥护”国民党的公民的生存权利。

　　“革命”与“反革命”：内战的起源与结局

　　然而今非昔比，1920年代的政治形势已不同于民初，那时，同盟会一党独革，现在，主张革命的还有其他政党。“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主导发展为多党并举的局面。”(p67)

　　当时，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反对改良，都认为革命是解决国家统一与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或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国、共、青三党分别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使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王著，p100)

　　在此情势下，三党激烈争夺革命的领导地位。1927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演讲时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介石的话，既是讲给在武汉另立政府与他对抗的国民党左派听的，也是讲给中共听的，而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此前也宣布蒋为“反革命”，使他“充分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谁就可以封任何人为‘反革命’，就可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p117)就这样，不同政党(乃至同一政党的不同派别)出于“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理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王著，p101)

　　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蒋介石开始清共，同年夏，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趋缓，宁汉合流，汪精卫亦在武汉清共，致使国、共两党彻底决裂。1927年8月1日，中共控制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在南昌起义，建立红军，走上了武装革命之路。在其后的22年里，国、共两党互将对方视为“反革命”，各驱党军推行本党主义，背后又有美、苏支持，“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原本统一的国家，最终分裂成了隔海相望的两个政治实体。

　　而今，辛亥革命已近百年，时至今日，学者完全可以理性审视历史，把“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放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去思考，既可引以为戒，警示后人，又能启迪智慧，寻求化解两岸政治协商难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