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强盗，也不过是掏空你的口袋；可现在倒好，连灵魂都被掏空了。”——《蜗居》旁白

一、资本时代的“新人”

由一处“性交易”的细节说起。在《蜗居》中，海藻无法承担上海的高房价，以身体换来首付，这是小说及同名电视剧的主要情节。不过，一处有意味的细节往往会忽略，海藻曾经尝试抵抗这场“性交易”，但不是维护身体，而是拒绝口交，她觉得“脏”。然而事实是，“海藻并不是真有洁癖，但某些亲昵之举，她只会和小贝才有。她会固执地认为，某些付出，必须是自己的至爱才可以。”

这种所谓的“抵抗”，似乎显得荒唐、古怪，然而细读之后，真切理解了这个时代的“海藻”，有一种莫名的震撼：“人性”、“尊严”、“爱情”等等残余的抵抗，沦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尤有深意的是，控制着资源分配大权的“贪官”宋思明，非常在意海藻是否接受他特殊的性要求，他将其视为“爱”的象征。对于海藻，宋思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性满足，更是心理上的“臣服”。这构成了《蜗居》一条潜在的线索，比如，在和海藻开始交往后，宋思明多次要求海藻承认“爱我”：

宋思明摸着海藻的嘴唇，咬着她的耳朵说：“说你爱我。”

海藻不说话。

宋思明再次乞求：“海藻，说你爱我。”

海藻依旧沉默。

宋思明不再要求。“总有一天，你会说的。”

又如：

宋思明的眼里有一股火，他一面发力一面问：“你爱谁？”边说边做边揪住海藻的头发。海藻被揪得生疼，嘴上还邪笑着答：“我爱小贝。”宋思明真的怒了，一面用力一面大声问：“你到底爱谁？”海藻也瞪起眼睛回嘴：“我爱小贝!”声音铿锵有力。宋思明一只手捏住海藻的下巴，一只手攥住海藻的胸下力揉捏：“说你爱我!”“我爱小贝!”“说你爱我!”海藻的声音都变了，瞳孔开始逐渐放大，她不由自主地双腿环绕宋思明，颤抖尖叫着喊：“我爱小贝!我爱小贝!我爱小贝……我爱……”

这种性行为，更近似于对于海藻的规训与惩罚。《蜗居》真正的悲剧性，不在于所谓的“殉情”式的结局，而在于海藻最后被“规训”出对于宋思明的“爱”。这发生在与小贝彻底分手之后，“我没地方去了”的海藻，最终接受了宋思明特殊的要求，以及“我爱你”：

宋思明感到一阵温润的湿热，带着芬芳和缠绵在自己的敏感地带吸吮。“呵……”宋思明忍不住发出长叹。

宋思明躺在地毯上，搂着怀里安静的海藻。他说：“说你爱我。”

海藻柔情蜜意地说：“我爱你。”

宋思明满足地笑了。

有意味的是，这样明显的“规训”被略过了，宋思明甚至于被部分网友视为模范丈夫，所谓“嫁人就嫁宋思明” ——这真是一个悲剧正在发生但浑然不知的时代。并不夸张的说，海藻比白毛女（共和国“创世纪”性质的“大叙述”之一）还要悲惨，白毛女尽管同样被凌辱，但是内心始终是坚韧的，她并非“奴隶”而是“囚徒”，相信并且期待着“解放”。在葛兰西所分析的“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上，白毛女背后的“革命话语”完全压制了黄世仁的那套讲法，最后“解放军”的出现，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落实了革命话语的胜利。然而，就海藻而言（她还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完全没有了任何“理念”上的确信，她所寄托的不过是和小贝空幻的“至爱”，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神话，结果毫无意外地被“房价”被喻指的官（宋思明）、商（陈寺福）、学（沈律师）盘根错节的精英利益集团完全粉碎。最后，她甚至甘于“二奶”的角色，可以在暴怒的母亲面前，平静地表示宋思明对自己是“负责”的——幸好这个问题没有出现在建国的前夜，如果白毛女“爱”上了黄世仁，“解放军”怎么办？有意味的是，就在《蜗居》播出的同时，网络上兴起一场延安的革命者们绝难预料的讨论，白毛女该不该嫁给黄世仁？有的女孩子认为，“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点也不要紧。”

诚如研究者所分析的，“《蜗居》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 套用海明威“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垮”的名言，“高房价”所象征的利益集团与“海藻们”的博弈，不仅仅是打败，更是打垮——通过“房奴”这种制度结构，生成一种依附性的人身关系（不仅仅包括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还包括父母的毕生积蓄），不断内化对于“现实”的“认同”，直到生成新的道德观。

就“高房价”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致命威胁而言，政府高层、海内外经济学家以及广大民众，对此讨论较多。不过，“高房价”所带来的最根本的冲击，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更是尤为深远的对于道德观的冲击。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最终的目的是塑造出“新人”，一种完全依附性的“主体”。这种“主体”不断自我改造——这被叙述为从学校到职场无休无止的“奋斗”——以求得维持基本生活。然而，随着房价不断攀升直至天价，由于可以交换的资本已经耗尽，“主体”势必走向“分裂”，将不可交换的情感、身体“资本化”，在“市场”中谋求交换。就《蜗居》而言，海萍停留在自我改造的阶段，幻想通过家教这类第二职业的“奋斗”以追赶房价；海藻进入了分裂的阶段，将身体资本化，交换了六万元去弥补首付的亏空，买家的反应则是，“宋思明笑了，笑了好久”。

“新人”的终点，就是新的道德关系的出现，以应对“主体”的分裂乃至于崩溃。换句话说，“新人”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最朴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生产出新的“叙述”，在观念层面上重新定义“道德”（而不是实践层面社会结构的重组），象征性地弥合“主体”的破碎。简略地说，即是给出“何谓人生”一个识时务的答案。并不奇怪，试回忆“改革”的肇始阶段，路遥的大作《人生》就是显豁的象征，讲述彼时的“新人”高加林如何重新定义“人生”。每到历史的关节点，新的道德观一定被释放，并且伴随着文本内外激烈的道德冲突。比较起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一类直露的招魂术，当下的“新人”与“新道德”的生产既隐蔽又有效，似乎“本应如此”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已经不能简简单单地在道德领域予以解决。回应当下对于“主体”的询唤，势必需要回到历史之中，回到新世纪的历史场域。

二、断裂的“中国梦”

今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新华网网友的在线交流中，引用了“蜗居”的例子，“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 同样，上海的高层领导也注意到了《蜗居》，“还有记者问俞正声是否看过电视剧《蜗居》，俞正声坦言，不但看过，而且我还推荐给上海市的相关干部，让他们也看一看这部电视剧。俞正声认为，这部电视剧反应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住房的渴求，过高的房价确实让他们倍感压力。” 在笔者写作的同时，无论中央政府亦或地方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出台调控房价的政策，高房价的危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笔者不想再讨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高房价的危险，诸如“第二个日本”之类的警示，而是想指出，“高房价”不仅仅是单宗商品价格过高，由于住房是生活必需品（和教育、医疗相比尤甚），所有社会成员都要或早或晚的进行住房交易，故而“房价”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换句话说，控制房价的一方，可以轻易地攫取购房者的劳动价值，如研究者指出的，房改之后，10万亿财富从居民一方流向政府、企业，“1999年至2009年，住宅销售收入共计14.31万亿元，将此数乘70%得10.02万亿，即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正是这10万亿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果的严重失衡。” 由于“土地财政”这类问题的存在，“高房价”比金融投机品更为恶劣，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税”，和劳动收入相比，抽血力量十分惊人。

而且，不仅仅是“抽血”，“高房价”同样抽空了劳动的意义，房地产投机所得远远超过白领、医生、教师等等工作所得；同时，由于房价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工资上涨速度，导致一种噩梦般的悖论局面出现：越努力工作，越买不起房；越买不起房，越努力工作。故而，由于无法依赖自身劳动来交换住房这一生活必需品，海藻这一代注定丧失主体性，成为依附性的存在，以此尝试绕开扭曲的房地产市场。这表现在事业上就是“公务员热”，表现在婚姻上就是“富二代”受欢迎，“权力”与“财富”的磁性，在“高房价”时代被加倍放大。毫无疑问，如果一代代海藻式的大学毕业生们只能选择依附在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之上，中国社会的活力、梦想、创造性将消失殆尽。“高房价”让中国时间在某一刻停止了，北京、上海吞噬着海藻们的天价小区，维持着楼盘深处一个怪物般的“超稳定结构”，这样的“稳定”让人窒息。

故而，宋思明的“反动”，不仅仅在于他的“腐败”，而在于他是这种“超稳定结构”的象征。对于宋思明而言，这个结构不容质疑，海藻的痛苦，是僭越了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且看宋思明的“位置说”：

宋思明说：“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许你可以换一种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是什么位置?”

宋思明意味深长地浅浅一笑：“你自己会找到的”。

宋思明这类“位置说”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中国梦”的问题，粉碎了90年代以来通过“个人奋斗”（名校名企）达致“幸福生活”（有房有车）的幻想。如果留给海藻的“位置”就是“情妇”，海萍、海藻这样普通家庭的后代，哪怕是考上了名牌大学，又有什么未来可言？在“文革”三、四十年后的今天，遇罗克的《出身论》重读起来依然令人刺痛：“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改革”的伟大，正在于赋予80年代的孙少平和今天的海藻，一个公平、正义、依靠努力而不是依靠特权的美好未来。

然而，以“高房价”为征兆，原本十分脆弱的“中国梦”，正濒临崩溃，诚如海萍所谓，“我哪有什么未来”：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我哪有什么未来，我的未来就在当下、在眼前……我的理想就被这匆匆的人流推得无影无踪。我曾经的坚持、内心的原则、少年的立志，就被这孩子、被家庭、工作、被房子、被现实生活磨砺的不剩些许……

不无讽刺的是，“中国梦”的流行想象，原本是高度中产阶级化的，一个“有房有车”的“中国故事”。这套叙述潜在地排斥了工农阶层，在名车、豪宅、法国化妆品、高档厨具这类广告中，主角都是体面、优雅、温情脉脉的中产阶层；荧幕上偶尔出现的工农形象，对应的往往是化肥、农药、农用机械这类“致富”的叙述。近乎历史的报复，在“下岗”、“三农”之后，“中国梦”的崩溃，已经上卷到中产阶层。如研究者指出的，“新世纪初10年，由于城乡广大人口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逐步形成的‘白领中产’阶层，便成为资本积累的新财源。” 在这个意义上，“高房价”开始加剧“断裂”，催生“中产”的底层化，“长期以来，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一直被认为是底层的主体，他们也是当下底层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而在《蜗居》中，底层的覆盖面显然有所扩大。蜗居的主人公是一对毕业于中心城市江洲（上海）的名牌大学生。在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似乎远离底层而更接近未来的中产阶级。”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中产阶层开始瓦解，“商品房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必需品，日益沦为富裕阶层投资增值的金融交易工具，而远离普通百姓。这一事实，在民生、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白领中产’阶层的瓦解。” “《蜗居》的价值，在于作品通过几个城市‘小资’企图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不断破灭……全剧基本反映这样一个生活真实：现在蜗居或蚁居在中国各大中城市中的这几千万小资们最终是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他们的前途就是成为新的城市贫民——一群希望不断破灭，为生存苦苦挣扎的蜗居或蚁居者。” 　在这个意义上，原来中产阶级意义上的“中国梦”濒临破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恢复高考制度几乎同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和收入颇丰的工作，从而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员，曾是几代年轻人共同的奋斗之路，它为城市不断吸纳和积聚新鲜的血液，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塑造了新的“中国梦”。这条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随着像滚雪球般日益高企的房价，如今却出现了堵塞，而美好的“中国梦”，却更近乎昙花一现。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梦”崩溃的同时，必然是“改革”的危机时刻。这类苗头已经出现，其标志就是“富二代”、“穷二代”的流行，在“水木社区”（清华大学BBS）等大学生论坛上，大量应届毕业生将“就业”直接称呼为“拼爹游戏”。有意味的是，在他们父辈的“80年代”，“改革”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宋思明就曾经是80年代一个穷学生，一度在教授女儿面前自惭形秽。然而，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这是一种隐匿在深处的——和“文革”时期相比——更为危险的“血统论”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同时，此起彼伏的幼儿园杀童惨案爆发，随即是接连不断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改革”如何“深化”以应对当下的症结，实在值得忧思。

三、“现实”与“文学”

回到文学上来，《蜗居》时代的文学，最伟大的使命是重新激活对于“改革”的“想象”，重新讲述“中国梦”。笔者深知，这个看法恐怕被很多作家视为笑谈，他们更多执迷于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值得重申的是，绝不是说，从“文学性”的角度理解文学是可笑的，就不容遗忘的历史教训而言，可笑的往往是完全无视文学的“文学性”。然而，这里谈论的“90年代”意义上的“文学性”，有其深刻的历史成因。这个“文学性”不是荷马、歌德、莎士比亚的“文学性”，它一点也不“永恒”；相反，它的“历史”很短，基本上对应着90年代以来社会原子化的运动：阶层与阶层被分割，个体与个体被分割，最后人性共通的体验被抽空，“叙述”丧失了及物的可能与普遍性，残余一地无意义的作为蝉蜕的能指，这堆历史的残渣则被认为是“美文”或“先锋文学”。与之相对应，精英阶层的“自我”，在阶层断裂的大趋势下高度膨胀，被抽空了的“纯文学”，满足了被抽空了的对于生活的想象。这种想象不可能是真实的（据说没有“真实”，一切都是“叙述”），但这并不重要，只要它是安全的，在当下的语境中，“稳定”即意味着“美”，文学在能指的无法及物的繁殖中耗散自身的生命，同时悖论般地在毁灭的同时成为了“90年代”意义上的“艺术”。这种艺术注定染上精英阶层的伪饰：精致而冷漠。如锡德尼•芬克斯坦对于二战后美国“先锋艺术”所分析的，“当这种艺术被人说成是非人性的艺术的时候，他们生气了，可是他们自己关于这种艺术的说法却表现出一种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旁人的存在。”

与之对应的，锡德尼•芬克斯坦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并不仅仅是如实描写可识的人物和事物的艺术。它既揭示人的个性，也揭示人和人的类似之处，因为人们虽然外表和环境都相差很远，但都有类似的生活，面对着相同的问题。……现实主义艺术所反映的是时代的历史。它使得人们能够意识到社会的更加广阔的结构，而他们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 伴随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研究者注意到，“近些年的文学和艺术中，‘现实主义’（或许称之为‘写实主义’更为妥当）的‘回归’已成一个总体的趋势”。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蜗居》导演滕华弢对于《蜗居》的“现实主义”性质有明确的自觉，“我们愿意拍摄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因为这些故事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我跟六六的这三部合作，我们是希望能够给当下留下一些纪念，给21世纪初的中国留下一些东西，不简单的是一个家长里短的东西，也不简单的是一个爱情的东西，而是说它是一个当今现在的人的状态，这是我们希望的。” 

然而，基于“现实主义”的教条来肯定《蜗居》是容易的。笔者想强调的是，如同不能轻易地肯定“纯文学”，同样不能简单化地把一切推给“文学性”。如洪子诚指出的，“如果说当前的文学存在某些问题的话，根本不是什么注重形式，文学脱离政治和现实问题，而是文学和‘政治’的混淆，是那种触目惊心的对各种各样的‘权力’的追捧、依附。” 就此来说，近年来对于“文学性”的质疑，很多时候成为了另一种陈词滥调。对于形式的追求是没有问题的，“现实主义”也讲形式，“纯文学”的问题不在于形式，而是这种“形式”与“历史”隐秘的共谋关系。这归根结底还是政治问题，“纯文学”恰恰是高度政治化了，只不过是——有学者认为是“去政治”的政治——另一种政治。

故而，“现实主义”的回归值得肯定，但是“现实”的同时一定得是“文学”的，否则只是从一端滑向另一端，文学研究被立场、派别、信仰、主义所淹没，这一切我们并不陌生。如果一定追问立场的话，笔者的立场是“双重否定”的立场，无论“纯文学”或是“底层文学”，都有优秀的作品（“纯文学”的好作品更多），但是像《悲惨世界》之于法兰西，《战争与和平》之于俄罗斯，深刻概括了“改革”三十年的伟大作品，始终复之阙如。程光炜在总结六十年的文学史之后，以下面这个看法收束，笔者很认同这个判断，“当代文学其实还没有产生一部真正能够深刻概括这三十年中国社会最深刻变迁的大气的小说”。

《蜗居》的支持者可能会对笔者的这个看法失望，但不容回避的是，尽管《蜗居》触及到了时代的重大议题，但是难以掩饰其形式上的拙劣。小说语言拖沓、贫乏，流水账一样地“讲故事”，大量对白都是叙述人的腔调，最终《蜗居》只能在“现实”的意义上而不是“文学”的意义上让我们觉得是真实的，仅仅是一面镜子，如此而已。苛刻一点讲，这是写得长一些的《故事会》作品，叙述节奏太快了，过于迁就电视剧的俗套（六六并不掩饰她为剧本而写小说），人物内心偶尔的撕裂，随即被大量拥挤而来的故事所淹没。比如，在最应该有爆破力的海藻彻底投向宋思明的一幕，无论小说或是电视剧，这个“突转”都太快了，难以想象海藻可以如此平滑地认同“二奶”的角色。唯一一处的内心冲突，即结尾处海藻偶遇小贝和他的新女友，也写得过于简单，那种微妙的情绪作者写不透，对于“真爱”的理解又仅限于“《读者》腔”的“鱼眼”这类烂俗的段子，只能发一些如下这类泛泛的议论来滑过去，“无论是姐姐，还是海藻，当初都不能理解鱼眼的珍贵。”

《蜗居》在形式上的拙劣，不仅仅和作者的艺术水准相关，更关键的是，作者——和几乎所有的作家一样——没有准备好真正面对复杂的“改革”时代。可以断言，《蜗居》是作者的本意上，仅仅是个婚姻题材，属于《双面胶》、《王贵与安娜》系列的“婚姻三部曲”。试比较《双面胶》与《王贵与安娜》，六六的写作非常狭窄，而且在关节点拿捏不准，往往将阶级、历史、社会结构的问题，统统转化成文化问题：女方无一例外都是“上海人”，男方不是河南就是东北，整个作品高度概念化，迎合着社会上对于“地域”、“农村”固执的偏见，时或参杂着作者一些空洞的议论，故作沧桑地感叹婚姻的困境。比如，《双面胶》中男男女女的歇斯底里，与其说是地域文化，毋宁说是阶级归属，无论“东北”还是“上海”的底层，都难免像小说中写到的一样彼此盘算，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很难“优雅”。但是阶级的问题被六六抹去了，小说被讲成东北恶婆婆和上海苦媳妇的苦情戏，最后以骇人地东北丈夫、婆婆联手将上海女子活活打死而告终。本来，婚姻问题也完全可以是娜拉、安娜•卡列尼娜甚或简•奥斯丁式的，在客厅、厨房与卧室中容纳历史的波澜，但在六六那里，却不过是一堆关于如何维持婚姻的陈词滥调，且看《蜗居》中的这些小标题：20、末为蝇头小利错失整片森林；25、老婆就是那个在你耳朵边叨叨一辈子的人；58、人永远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这和《家庭》、《女友》、妇联杂志上的专栏有什么区别？六六曾经半开玩笑地讲，“我决心要树立自己在中等城市及农村有收入阶层里写实主义的地位” ；也曾经很认真地讲，“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能够反映生活，能够将现实描写得淋漓尽致，能够将看电影的人看出一身冷汗，能够在电影过后保持警醒的，就是好片子，值得回味的片子。” 但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远远不够，文学不是基于道德说教的警世通言，“一篇作品探索问题和关心公正愈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是依照简单化的宣教精神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作品就愈是伟大”。试比较张爱玲的作品，尤其是《金锁记》，高下立判。

在笔者看来，《蜗居》、《问苍茫》这类近年来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之类黑幕小说更是糟糕），都是粗糙的半成品，“故事”毁坏了“文学”，到头来只会迎来原本不在乎文学的读者的喝彩。但是，在学界比较流行的长篇小说，同样有致命的问题，技巧始终是为文学服务的，不能本末倒置，作家诚然有手艺人的一面，但不能满足于此，一个把自己看成是木匠的作家，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多年以后的文学史，会记录下新世纪文学场域这一历史性的分裂：一方面是深刻触及现实问题的拙劣的形式，一方面是回避了现实冲突的“美文”。如果足够幸运，这种历史性的张力，将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推动当代文学涅磐重生，从浩然到马尔克斯，最终都要被历史的熔炉所锤炼，由此或有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毕竟，“改革”同样是一个“大时代”，“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