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问答 主持人： 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我是人大公管院的学生。我想问一下 答（康晓光）：我理解传统文化跟大家理解的没什么区别，比如说儒家、法家等等，它不仅仅是一种学问，也包括风俗习惯，过去的一些制度资源、科学技术都属于这样的东西。今天讲复兴主要是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等学理层面的东西。第二个问题，你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都有。至于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只能是时间来回答了。我们这个研究主要是记录和跟踪这个过程，至于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这个是现在无法回答的，我只能说我希望的将来是什么，我的希望和客观会是什么样是两回事。 问（《香港大公报》）：我是来自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现在社会上普遍有一种观点，像香港、港澳台地区，这样的境外华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等方面比中国内地要做得好，您觉得在这些地方，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哪些是值得中国内地的传统文化复兴可以借鉴的？ 答（康晓光）：我想从两个层面，在看得见的层面上，可以说香港和澳门，在某些方面比大陆要好一点；但是在看不见的文化层面，潜伏、隐藏的文化、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上，实际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深厚的，这两点应该分开看。我感觉澳门和香港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是比较深的，在潜伏的文化上实际上不如中国大陆。但是有一点比中国大陆要好，尽管殖民主义最恶毒的手段就是灭你的文化，殖民主义者在灭中国文化方面做得比较隐蔽，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大陆政府还是大张旗鼓的，政府领导、全民动员，持续几十年，这种掘祖坟的运动，这在全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殖民政府没敢做，我们自己做得却非常的“出色”。 最好的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在保护和传承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方面还是做的相当不错。民进党为了推动“台独”，去中国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切断和中华文化的联系。因此我们看到，凡是进行殖民统治的和分裂中国的人都在反对传统文化。要说国民党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比共产党做得要好得多的多，不可同日而语，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戴季陶。1925年，在国民革命非常关键的时期，孙中山刚刚去世的时候，当时国民党面临着精神上和行动上的分裂。戴季陶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他在该文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不是并列的，捍卫民族的权利，捍卫每个老百姓民主的权利，都是为了最终让每个人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三民主义”归根到底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背后的哲学理念是什么，他认为就是“仁”。因此戴季陶首先把“三民主义”这样一种受到外来思想影响非常大的学术重新建立在中国儒家最深刻的、最深厚的理念之上。同时他借用孙中山和苏俄代表的谈话，提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当性来自哪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而是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自于对中华民族五千年“道统”的继承，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直到今天中华的“道统”，是五千年文明的继承者，在这个角度上解释国民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戴季陶的贡献非常大，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道统”的传承上，他是第一个把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想奠基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用中国的传统给现代政权赋予合法性，用中国核心的理念来解释现代的主张，这非常重要。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模糊的变化。毛泽东是讲世界革命，讲共产主义，邓小平讲现代化。毛泽东是用西方左派的传统讲中国人的理想，邓小平是用西方右派的理念来给中国人画饼，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江泽民下台后，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更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也在一步一步回归本土，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用我们传统的最深厚的哲学概念给中国人描绘未来的理想蓝图。任何一个政党只要是理智的，只要是正常的，只要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只要是对中华民族利益负责的，最终都会走回归本土文化这样一条路。 问（《中国图书商报》）：我是中国图书商报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您的书很多都没有在大陆出版，我刚刚看到PPT有些内容书上没有，虽然是实证研究，这个书的出版是不是有过删减，或者是观点上有什么变动？ 答（康晓光）：这本书没有，这本书写的时候我就比较自律， 问（《中国图书商报》）：您是双重身份，作为您观点的推动者，做完这个实证研究之后，您的观点跟几年之前相比是否有所变化？当前最受欢迎的是改良派。 答（康晓光）：我觉得我就是改良派。保守主义者不是说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是这个意思。保守主义主要是强调在你适应一个现代世界、全球化时代的时候，不适应不变化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切断与历史的联系，然后获得新生，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在继承历史传统的时候，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扬弃旧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生长。这是一个有机地连续生长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否定历史，跟祖宗彻底切断关系。不是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而是比较平和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树长得越高，根基要扎得越深。特别是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首先历史就切不断。我们和历史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生活在水中，它可能不了解水，但是离开了水活不了。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塑造我们。所以古人讲文化的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是教化的一种最高境界。就拿毛泽东来说，他自己拼命地批林批孔，反对儒家。但实际上林彪对他的评价是最中肯的——“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毛泽东一辈子反传统文化，但他是最传统文化的。文化这个东西是跳不出去的。鱼儿离了水就得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想丢掉你丢不掉。 你问我这个调查结果跟我当初的希望有什么关系。第一，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一点，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当你通过一些巧妙问卷设计的时候，你去问普通的受访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方面是非常中国人的，我们给大家的那本书（指《中国归来》），有大量的数据可以看到。第二，现在的发展势头比我预期得要快，我原以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还要半个世纪、一个世纪本土文化才能回来。现在看来这个速度是相当得快。我觉得媒体有的时候愿意盯着那些比较热闹的东西，比如某个人穿着汉服在大街上走一圈，谁穿着长衫讲课，谁修了个书院然后按照大家反常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大家比较愿意去报道。但是正如我们在《阵地战》这本书里讲的，在正常的社会过程中，构成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和个体，他们在文化复兴方面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开展活动。这些活动非常的平常，非常的普通，没有声音，就相当于“狗咬人”的状态，媒体不怎么关心。但实际上“人咬狗”毕竟是反常的，“狗咬人”才是主流。所以最近媒体不像零四、零五和零六年那么热闹了，但实际上本土文化复兴形成了一种势力。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势头，都比我原来的预期要乐观。 问（《社会创业家杂志》）：我们是公益组织的一家媒体，叫做“社会创业家”。首先要向您深深鞠一躬，我们是感同身受。一方面，我们是公益组织，正好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专题叫“无根的公益”。很多人认为公益是舶来品，影响的主流价值观都是西方价值观，我们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很大的压力。另外，作为一个家长，我自己也是把孩子送到城市里的书院接受教育，我看我们这次调查的是在农村里的书院。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乐观的预期，您觉得是有感召力的吗？或者对传统文化复兴有信心吗？现在的教改，包括孩子看的课本，实际上是去中国化的。正如您在效果调查中揭示的，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心性的改变，适应社会的人格的塑造，实际上，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尝试很难进到体制内，所以您对传统文化从民间进入到体制内有信心的吗？ 第二个问题，站在公益界的角度，其实公益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今天特别感慨，这样的美国人，这样的美国机构资助我们做这样的事，同时也是我们很悲哀的事。我们的公益机构怎么从儒、释、道里面寻找我们的根，这样的机会您认为在哪里？我们看到在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公益组织，他们也在身体力行推动这样的事，但是他们可能获得不了这样的关注或支持，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机会，他们的路在哪里？ 答（康晓光）：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我也不知道答案，我们下一步的研究谁资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还是有情感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各种精英的力量不断加入推动本土文化复兴的行列，这方面的资源也在越来越多，我还是抱乐观的态度。 现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会不会进入体制内。我自己的感觉，首先在推动传统文化复兴方面，政府的热情比民间要高。其次，高层的热情比中层要高，中层的热情比基层要高。总书记的层面，他对这个东西的热情和支持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党政干部。2004年中国恢复公祭孔子就是明证。共产党把自己定义为“五四”传统的继承人，共产党对“五四”的解释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凝结的一个口号就是“砸烂孔家店”。两千五百年中，孔子的坟就被掘过一次，就是批林批孔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带队把孔坟给掘了的。传统文化，从无形到有形都被掘了。因此，2004年中国政府能够公祭孔子，当时在海内外的震动非常大。因为不是说“拜”、“访”，而是“祭”。“祭”在中国文化的概念里，这个词是非常重的。首先你得认同，其次你不但要认同观念，还要认同这种传承，要祭的是你的祖先。所以，政府公祭孔子，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这也是胡（胡锦涛）温（温家宝）政府上台后影响很大的一件事。随后祭孔的规格不断提升，第一年还是曲阜市，曲阜是县级市，等到07年的时候，就到了四个中央部委和山东省四大班子一块（党委、省政府、人大、政协），第一号领导都出席了祭孔的活动，同时还有全球华人同祭孔子。而且，现在中国政府向海外的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孔子学院；也包括把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从“五一劳动节”里把时间分配出来，而五一节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的一个节日，从这个节日里挪出时间，这都是国家层面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第一个文化发展的五年规划——《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用了三大块篇幅讲怎么样保护传统文化、怎么样去更新、怎么样去发展，从内容到方式方法，以及组织化和政府如何支持，都做了非常全面的阐述。现在的政府比较聪明了，知道要想搞政治运动那一套肯定行不通。政府在文化复兴的所作所为还是比较聪明，始终不超前，跟着社会走。但是社会热起来的时候，他投入官方资源去支撑，同时又不断的发布一些信号。特别是初期，很多人害怕，因为政府一贯反对传统文化，担心现在自己去搞是不是有危险。当时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一系列的节目和报道，给很多人吃的定心丸。因为这些媒体是党的喉舌，他们都在报道，想做的人就觉得很安全了，也敢做了。 因此我认为政府逐步地把它纳入体制是好的，现在保持着亦步亦趋的状态也挺好。我倒担心政府太热情的话反倒把好事办砸了。政府一拥而上、胡搞一气，会把好多好事情搞得变味了。所以，总的来说，国家和社会这个状态还是挺好。我们做第一期研究的时候发现，在中国完全西方式的社会运动是行不通的，把“绿色和平”在法国做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像毛泽东那样搞的政治运动也是行不通，社会不买政府的账，老百姓也不让。现在恰恰是既有民间的基础又有政府的支持，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混合的现象反倒是生机勃勃。最近十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有很多人说，怎么政府不多支持一下，但我认为现在政府的定位还是比较好的，算是对自己的文化做了点负责的事。 问（《新京报》）：你刚才也说您的书在大陆没有出版，我首先觉得这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政治自由的问题。三民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华本土文化也好，都有反专制的内容。西方自由主义就不用说了；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多反专制的内容，这也没什可说的；本土传统文化里面，正如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儒家文化有很多被歪曲和扭曲了，他本身也是反专制的。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现在台湾、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好，本土文化保存的也比较好，我就想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说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是不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最好方式？ 答（康晓光）：我觉得理解儒家的话，还是得到孔孟那里去理解。比如说，讲君臣关系，孔子从来没有说过所谓的三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他首先讲的是“君使臣以礼”，君对待臣得按照“礼”来行事，在这个前提下臣才对你“忠”。也不存在死谏的问题，“从道不 至于说你提出的方案，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个一言难尽，我有自己的一套主张。我有一本书叫《仁政》，也是在新加坡出的，那里面有我的主张。我认为也应该有民主制度，但是依据和逻辑前提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再探讨。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文化肯定会在未来中国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都是探讨，但无论什么探讨，只要对民族有利就行。我记得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讲到杨度和孙中山的交往。 作者简介：康晓光，男，西历一九六三年生，辽宁沈阳人。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西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曾经任职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兼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8年），《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5年），《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香港明报出版社2005年），《NGOs扶贫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法伦功事件透视》（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吹剑编撰于二〇一〇年） |
康晓光：中国文化为什么要打“阵地战”(2)
时间:2010-12-24 来源:儒家中国网 作者:康晓光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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