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然后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导，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去年夏天，当我在我寓所附近的林间和山坡上散步时，我发觉自己正在遐想对于专于固执己见和每周定期几次发表见解这种差事，将作何回答、作何解释和作何辩白。

我听到批评者们在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写的是关于对外政策。你见着那些每天从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来的电报了吗？你出席了国务卿及其顾问们的那些碰头会了吗？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谈到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你在唐宁街十号当过政吗？你又如何探听到克里姆林宫主席团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

 “ 那么，你怎么敢对你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释，更不用说擅自批评和反对了。“

 “再者，在国内事务上，你就真有资格神气十足、绝对正确？当然，国内间题上机密较少些，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晤谈，都可以问他们最最令人窘困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会是或坦率或诡诈、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承认，这里即使没有许多机密，也会有许多神秘之处。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今天选民们在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到了选举日那天他们又会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还有，他们在各种争论、劝诫、威胁、允诺和操纵艺术与领导艺术的影响下，又将怎样想、怎样考虑和怎样要求。”

这真是来势汹汹。然而我在暇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

我对批评者说：“伙计，你可要当心，如果你再继续下去，你就会让人看到，我们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共和体制中生活、并且人人都应当被允许投票选举，而这一切竟成了荒唐可笑的了。你就会否定民主原则本身，这一原则坚信局外人应当独立自主于当局者。由于你得出了这种结论，那些因为是局外人而成了大笨蛋的人民，就没法来管理他们自己了。”

批评者又反问：“更有甚者，你将证明甚至连当局者也没有资格明智地管理人民。因为当局者人数很少，也许最多只有四十人，他们能看到（或者起码是有资格看到）雪片般飞往国务院的电报。当你想到这点时，又有多少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和市长能看到你所谈论的这些电报呢？他们对于应当由谁来领导我们的事情，都有强烈的见解。

 “你是否意识到，在大多数世界事务中，我们全都是局外人和大笨蛋，甚至那些身居高位的当局者也是如此？国务卿可以看任何一份他感兴趣的美国文件。但是他看了其中的多少呢？就算他看了美国的文件，他也不能看英国的、加拿大的、法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和俄国的。然而他必须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同和平和战争利害相关。国会是看不到多少文件和，但是国会对这些决定也要做出自己的决定。”于是，在我的暇想之中，我便认定这位出言锋利的批评家对于人类普遍的无知程度采取了一种十足的低姿态。然后我对他进行反击，并措辞得当地为华盛顿记者的存在进行了辩护。

我说：“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管理他们的人要求他们赞同的事情必须就要形成见解。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他们是靠听收音机和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以及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些什么。我们记者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摘抄 韦伯 以政治为志业（台湾远流本钱永祥译）

[§29群众政治家] 从立宪国家出现之时开始，或者更确定地说，从民主政体建立之时开始，在西方，”群众政治家”(Demagoge)一直是领袖型政治家的典型。我们诚然不会喜欢这个字眼，但我们不要因此忘了，头一个被称为群众政治家的人，不是克里昂(Kleon)，而是伯里克里斯(Perikles)。在古代民主中，官职人选由抽签来决定；毫无官职，或者说位居唯一选举出来的官职──最高司令官(Oberstrategen)──的伯里克里斯，居然领导雅典市民的最高大会。近代的群众政治家自然也利用演讲；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一位候选人要做多少竞选演说，就知道这在量上，已经到了极高的程度。不过，印出来的文字效果更持久。在今天，群众政治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乃是政治评论者(Publizist)，.尤其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

[§30 新闻工作的特殊地位] 近代政治性新闻工作的社会学，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该自成一章。在我们这次演讲中，便是稍做素描都不可能。不过，在这里，有几件事，却和我们的题目有关，因此必须一说。新闻工作者和所有的群众政治家一样，同时和律师(以及艺术家)也差不多，有一向共同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分类。就律师而言，至少在欧洲大陆情形是如此，英国以及从前普鲁士的情形则不一样。新闻工作者彷佛属于一个贱民阶层(Pariakaste)，”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之中品行最差的代表来评价他们。由而，对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工作，流行着一些最奇怪的想法。很多人不了解，在新闻工作上一件真正优秀的成就，所需要的"才气"(Geist)，绝对不下于任何学术上的成就所需者；特别我们要考虑到，新闻工作必须随令当下交卷，也要考虑到，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显然和学者完全不同的创作条件下立即见到效果。大家几乎从来没有承认，和学者比起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要大得多，而平均而言，任何一位有荣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学者比起来，非但不见逊色，反而，[这次大]战时的情形已证明，要比学者来的高。人们之所以对新闻工作者的评价较低，乃是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人们记得的，乃是不负责的新闻工作表现，以及这类表现所带来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说任何一位够格的新闻工作者，在行止的思虑判断上，比一般人高明，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实情却正是如此。和别的职业比起来，新闻工作这个职业，有最庞大的诱惑与之俱来；在今天，新闻工作又有其它的特殊条件与环境。这些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使得公众习于以一种由鄙夷和可悯的卑怯交织而成的态度，去看新闻工作。在今晚，我们无法讨论这该怎么办。在此，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方面的职业命运，以及他们获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只有在社会民主党里面，新闻工作者有比较有利的机会。但是在这个政党里，编辑的位置主要还是一种党工的位置，不足以构成党工的位置。

[§31 新闻工作者的缺乏余裕] 至于在资产阶级政党里，整体而论，走这条路攀取政治权力的机会，和上一辈人比起来，情况反而恶化了。自然，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闻界的影响力，因此也需要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从新闻界内部产生政党领袖，那是绝对的例外，连想都不应该想。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新闻工作者日甚的”缺乏余裕”，特别是没有资产、而必须靠职业维生的新闻工作者的"缺乏余裕"；这种"没有余裕"，是由新闻工作在紧张度和时效性方面的急剧增长，所决定了的。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写出文章来，以谋生活，就像是在政治家的脚上绑上了铁镣。我便知道有人，虽然具有领袖的气质和能力，却因为这种逼迫，而在向上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在有形的方面但尤其是精神方面，遭到了永久地瘫痪。在旧政权之下，新闻界和国家及政党中居支配地位的力量保持的关系，对于新闻工作水平的伤害，是不可能更大的了。但这是必须另外处理的一个题目。在我们的敌国中，情况并不相同。不过即是在他们那里，以及所有近代国家中，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愈来愈小，而资本主义的报业大亨，如诺斯克里福”爵士”(“Lord” Northcliff)之流，却取得了愈来愈大的政治影响力。

[§32 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前途与艰辛]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资本主义报纸事业──它们控制的，主要是登"分类小广告"的"大众报"──通常都是政治上冷漠态度的典型培养者。因为对它们来说，独立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好处；尤其重要的是，持有独立的政策，从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那里，不会得到什么在商业上言之有利的照顾。在大战期间，广告业务曾经被大规模地用来对报业施加政治性的影响；而现在，似乎这个做法会继续下去。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报可以躲开这种压力，但是小报的处境，就困难多了。不论在其它方面，新闻工作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有什么程度上的影响力、什么程度的行动可能、尤其是负什么程度上的政治责任，在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里，新闻事业的生涯，不是政治领袖向上爬升的正常管道──它也许不复是这种管道，也许尚不是这种管道，这就只好等着看了。某些新闻工作者──不是全部──认为应该放弃不具名原则；但是放弃掉这个原则，是不是就能给上述的情况带来改变，实在很难说。在大战期间，德国报纸用特别聘请的文坛名流担任”指导”；他们虽然始终是直接以真名出现，但我们在好几个有名的例子中的经验显示，责任感并没有因此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增加。无分党派，有些这类报纸，正好就是以低级而出名的煽情报刊；借着放弃匿名原则，他们追求并且获得了销路。这些先生们、发行人、及煽情式的新闻工作者所得到的是巨利，而当然不是荣誉。我们在此所说的话；毫无反对署名原则的意思；我们谈的，是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问题，某一个现象，自然不等于问题的全部。不过，到目前为止，署名的新闻工作，仍然不是走上真正的领袖地位的道路，也不是负责任地经营政治可循的途径。事态在未来会如何变化，尚有待观察。话说回来，新闻工作这条路，在任何情况中，都是职业性的政治活动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条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的。性格薄弱的人，绝对不能走这条路，特别是那些只有在安定的地位上才能维持心灵平衡的人。一位年轻学者的生涯，虽然靠的是机运和侥幸，但是至少学者的身分，会使他受到一些坚固规范的约束，让他不至于失足。可是新闻工作者的生涯，在每一方面来说，都是彻底的冒险，而身处的条件，又以一种在其它任何情境中都无法见到的方式，考验着个人内在的安定有主(Sicherheit)。在新闻职业生涯中往往十分辛酸的经验，可能还不是最糟的事。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相应于外在的试探，而必须具备的内在力量，才是最难企及者。的确，在一种看来平起平坐的姿态下，出入豪门的沙龙中当座上客，常常因为被人所惧，所以受到大家地阿谀奉承，但自己心里却清楚知道，只要自己一离开，背后的门甫关上，主人可能就必须向他的贵宾们解释，为什么他会和[那个报界挖人隐私的低级作家]有关系──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同样地，你必须随”市场”的需求，对任何一件事、对生活中任何可以想象到的问题，迅速而言之成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你的意见不能完全肤浅，尤其不能因为暴露了自己的底盘而丧失尊严──这是会有不堪卒睹的后果的。因此，许多新闻工作者，到头来在人性方面完全失败，丧失了一切价值，也就不足为异。值得吃惊的，是在这些情况之下，这个阶层中居然还有许多可贵的、地道的人存在；这个事实，不是外人能轻易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