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学前教育的核心乃是在资本冲击下重新找回母亲。

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两所幼儿园就发展学前教育问题进行调研，并与教师和家长们座谈。随后，国务院将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并确定要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支持街道、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办幼儿园，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

相信80后对此不会陌生。如果此次的学前教育改革能够大刀阔斧，那么我们周围又会重新出现单位、机关幼儿园。20年前，母亲每天上班时把你搭载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起去上班的景象又会重现。此一改革也可很好地发挥我国的社会主义传统，解决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力量造成的女性“职业”与“母亲”角色的冲突。

马克思早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带来的这一角色冲突，将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一力量让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职场。女性的活动范围从家庭解放到了社会的同时，其本身的角色也从“妻子、母亲”的生育主体变为了如同男性一样的劳动主体。从此，获得双重角色的女性不断在这种分裂中挣扎：一面是资本洪流中的时尚女白领的诱惑，一面是家庭中丈夫与幼儿的依靠。

拍摄于1979年的经典影片《克莱默夫妇》很好体现了美国二战后的这一女性角色冲突。怀着职场梦想的妻子，厌倦了整日忙碌家务事，终于抛下丈夫和6岁的儿子奔向自己的事业。而平时忙碌于事业的丈夫（达斯汀•霍夫曼扮演），却在照料儿子的过程中生出了亲密的感情。最后职场成功的母亲却失去了母亲的角色，片尾妻子茫然的眼神中充满了对自己属性的困惑。

在最近火爆的美剧《绝望主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女性角色的冲突仍然在困扰着美国女性。主角Lynett 始终在职场女强人和贤妻良母之间挣扎着。最后为了怕上司炒鱿鱼而想尽各种办法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母亲的身份在不断地阻扰她获得自己的人生。

事实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问题。在他眼中，即将来临的社会，一切人的思维和行为都将以工商业的发展为标准。为妻之道乃是成为一个标准的理性人，而不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包法利夫人。

与此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比较好地解决了女性的双重角色冲突。

在资料可查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半社会化的单位体制是如何协调女工的母亲身份。女工们因为身体的特殊原因，在工作中碰到了很多的实际困难，如四期问题（经期、孕期、产期、哺育期）、带孩子等问题或多或少都对工作产生了影响。面对这些特殊情况，广东省女工部在《1953年~1955年女工、工属工作总结》中提出：“保护女工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因为女工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而且还担负抚育第二代的光荣任务，如果女工的工作做得不好，不仅在政治上和建设社会主义有影响，而且还影响抚育下一代的光荣任务”。在这一社会主义传统法律下，女工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身份与母亲的身份协调一致在社会主义的奋斗事业中。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广东省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女工保护的措施，如学前苏联举办女工卫生室，设立哺乳室，减少女工加班加点时间，建立各种各样的托儿所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几乎绝迹了。这一社会主义传统随着90年代的朱镕基改革，渐渐从我们的童年的记忆中消除。母亲的身影渐渐忙碌，接送我们去幼儿园的人渐渐变成了爷爷奶奶。

如果说，目前的学前教育改革能够重新拾回社会主义传统，注意到中国女性的双重身份，那么改革措施不仅在行政事业单位，而且应该在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普遍实行，以政府的力量对抗资本，不要在让资本带走我们00后儿童的母亲，让他们在母亲的身影中成长。